崭新的涂着大红油漆的梳妆台静静倚在墙边，现代化的化妆品，首饰，一应俱全。女人们艳羡的目光扫视过桌面，却在某一点顿住，一把旧木梳摆在桌面左上方，格格不入。
木梳佝偻着腰，口腔中，早年间整齐的牙齿，只有稀疏的断到一半的几颗，剩下几颗，因为常年使用，牙齿上部两边脱离牙龈露出牙骨。他努力躲闪着女人们的打量，很明显他恐惧，恐惧这环境，还有那些衣鲜靓丽的女人。
屋主人走了过来，顺着众人的目光望了一眼，开口招呼大家坐了下来，缓缓开口，将故事娓娓道来。
原来这木梳是她母亲的旧物，有60多个年头了。上世纪50年代，她的父亲还在农村的小作坊里做生产木梳的工人，有一双巧手。不仅能削出木梳，而且雕刻技艺了得。旧年代里，包办婚姻是常事，她父母亲对此无甚异议。
那年头什么好东西呢，家里，虽不是穷的叮当响，可是除了一日三餐勉强果腹，再找不出什么了，好不容易搜墙刮地的借了些，总算是将新媳妇迎过门了。饶是如此，心细的父亲还是找了块厂里还说得过去的废料，雕了把有模有样的木梳送给了他的新妇，梳她那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
母亲并不缺梳子，她也从娘家带了两把，模样质地都比这把好，只是她却一直都用这把，并且一用就是几十年。
母亲跟着父亲过的辛苦，连原来在娘家时都比不上，双方父母，四个孩子，捎带上他们两口的两张嘴，生活就像无底洞，填不满，填不饱。每天的日子就是父亲在田间劳动，用血汗赚工分，母亲在家里忙着粗重活计。
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扫盲运动开始在农村普及。较大的两个孩子在学校学三两句《千字文》《三字经》，一下学便撒丫子往回跑，带着家里的弟弟妹妹往山头田间跑，一边照顾弟妹一边挖野菜，为今晚的晚饭加餐。
母亲的双手起了许多老茧，那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早没了踪迹，只留下掺杂着着几根银丝的蓬草般的短发。她依然用那把木梳去理顺她那糟乱的头发，边梳边蘸水，直到每一根头发都服服帖贴的，似乎是完成一种仪式。她很不理解母亲的这种行为，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问，只能揣着满肚子疑问，一次次观看这种仪式。她曾看到一个画面:木梳的齿断了，与梳身脱离，母亲望着断齿，脸上是一种她看不懂的表情的，一种她之前未曾见过的表情。
新春的爆竹一年响过一年，母亲的生命已然过了一个甲子，她和父亲忙碌了半辈子后终于搬进了二层小洋楼。
人老了，忘性也大了，梳子也添了好几把。母亲却将那把木梳放在枕头下面，每天早上起床用这把梳子梳头发，雷打不动。
木梳的木齿一根一根断掉，身形也因为年头久远而弯曲。
终于在某一日，这把梳子再也没被拿起过。
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她和几个兄妹，为了避免他睹物思人而把木梳锁了起来。熬过几个春秋后，父亲也跟着去了。
在悲痛之余，她打开了匣子。那把木梳终于重见天日，几年里行走在黑暗中，他的周身都透着一股潮气。梳身颜色在湿气沉淀下来。她将他带回自己家中，放在梳妆台上。回想起自己母亲每次梳头时的深情与每次断齿时的黯然，怔怔地坐在镜前，回神时已然过了一个下午。他是一把木梳，是旧时代里父亲对母亲小心的呵护，也是母亲对父亲一生的跟随。故事讲完，房间里一阵沉默，屋主人将目光转向梳妆台，嘴角漾出一抹笑，目光中盈满宠溺。
筋骨疏松的木梳，受不住午后曛人的阳光，沉沉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