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是一个叛逆的孩子？
在我五岁那年，那是一个春天，俗称“见风长”，我们都在户外晒太阳，我与一个小家伙，比我小的小家伙发生了一些争执，我现在记不清争执的原因以及内容，肯定微不足道，但我当时很生气，我表现出了以大欺小的架势，我看起来要揍他，我还说了：“我要先动手了。”这时候有个大小孩，比我们都大的小孩子过来了，他宣称同情那个小家伙，然后质问我：“你是不是想打人？”傻瓜都能看出来，我的确想打人，我不是一个脾气好的小朋友，但是傻瓜都能看出来，我知道打人不对，我在努力控制自己。然后，他站在我面前，一遍遍对我说：“你敢打呀，你打呀，你敢打呀，你打呀。”
最后，我暴走了，我绕过他，冲出去真准备给那个小家伙一下子，我的父亲及时拦住了我，然后我崩溃了，用尽力气痛哭，用尽力气捶打我的父亲。
可能在周围人眼中，我就是一个暴躁、乖张的小孩吧。多年以后，我回忆起这个场景，百感交集。
农历二月，正是桃花朵朵开的时节。在我的印象中，桃花实在是最妖娆、最性感的花，它居然是先开花，再发嫩叶，就象一个小姑娘，脸还没有长开，但身材却发育得极好。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月，我决定去江南看看。
当我远征塞北回到北京后，大学士杨廷和拿出当初我偷偷溜出北京时留给他让他看守朝政的敕书，要还给我，我呵呵一笑，告诉他，这个东西你先留着吧，说不定以后还有用。
杨廷和瞪圆了眼睛。“爱卿请看，”我指着敕书，“这后面有一段小字，‘备注：本敕书有效期半年，如无变故，可酌情顺延，顺延次数不限，’收下吧。”
不久，他们果然接到一个文件，大意是南方一带局势不稳定，为震慑宵小，同时体察民情，经研究，朝廷决定开展一次南巡，南巡的组长是“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参加人员包括江彬等将士，南巡的地点暂定南北直隶和山东，文件最后尤其着重强调各个部门要做好准备，务必配合镇国公的工作。
我亲自下发这份文件，并亲自修改了最后的强调事项，当然是因为我预判有人会不配合。果然，大学士杨廷和率领高级官员坚决反对，理由还是有违礼制。我长长叹息，我的这些大臣明知道我不把礼制当回事，怎么还是这一套，就不能有些新理由、新措词？
杨廷和就说，春暖花开，正是读书的好时节，建议我听听讲官讲圣学之道。我告诉他，读书这件事，怎么能讲条件呢，时时刻刻都要读，再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然后，我讲了一番辩证法，最后，我总结，何况，可以派一个讲官跟我去嘛。
于是又有人说了，江南正在闹灾荒，不适合出巡。这帮人什么脑子，懂不懂什么叫辩论呢？我义正辞严，说了一番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后，告诉他，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国之君更要去体察民情。
然后有人搬出了新的理由，说塞北的蒙古人又要来，我点点头，告诉他此言甚是，边关务必深挖洞，广积粮，严阵以待，南巡后我一定再次北巡。我对着杨廷和微微一笑，“爱卿，朕敕书上加进来的备注，颇有先见之明啊。”
本人穿越以前，草民一个的时候，因为颇有一点辩论的才能（这一点想必很容易看出来），曾经替亲朋处理过一些纠纷，例如讨工伤赔偿、讨欠薪之类，其实过程中那些辩论并没有什么鸟用，最后还是要呼啦啦一群人堵门，或者一个人爬高跳楼、凭栏跳江，在这里我无意去评论这些，我也不是要去责怪这些弱势群体，我支持他们维权，心里却有些不喜，觉得这些人还是书读得不够，没什么文化，也就不够文明，最后免不了撒泼骂街，满地打滚。
然而，我错了。
这与是否有文化真没有什么关系。
我的这些满腹经纶的大臣们，辩不赢我，随后做了一件事情：他们集体在皇宫门口跪下来，号称我不停止南巡的念头，他们就一直跪下去。
我对此很生气。要么你们辩赢我，要么你们就冲进来，要把我废了，另立新君，我也还能理解，可是这个行为，我不明白。这是要我同情他们以此来感化我，还是用这种看起来示弱的举动其实来威胁我？
撒泼我不怕，你爱跪就跪呗，真逼急了我，信不信我和你对跪？
但是，他们毕竟是文化人。我低估了他们。
我和我的大臣们，确切地说，我和我的以杨廷和为核心的骨干大臣们僵持的时候，我的低级官员们跳了出来。我宁愿相信他们是同仇敌忾，出于正义与公理跳出来，而不是被那些骨干大臣们暗地里发动起来的，可是，这更让我悲哀。这些低级官员们开始用他们的文采不断联名写奏疏，核心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皇帝当得一塌糊涂，如不悔改，那就会要亡国，我也就是大明的亡国之君。
我既觉得愤怒，又好笑。我对明朝历史再不知晓，也知道明朝绝对不是在我手中灭亡掉的。说他们睁眼说瞎话，那有些过了，他们毕竟不是从后世穿越而来，但这绝对是危言耸听吧。
——他们甚至说我这么多年还没生出个儿子出来，这对国家不利，应该从宗室中选择一个既亲又贤的人，养在身边，以备储君。我说过，我倒是不反对他们把我赶下台，可是他们这个理由，这个前提条件让我欲哭无泪，我他妈才二十多岁，你们又不知道我是穿越来的，穿越者可能与这个世界不能完全融合，生育有些困难，但是也不尽然，陈平就有后代（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位千古谋士的障眼法），总而言之，这到底是一片公心从国家出发未雨绸缪，还是在拐个弯儿骂我不是一个正常男人呢？
如果我真是一个荒淫之君，我就会把这家伙家族的女眷全接到宫中，让她们告诉他我是不是男人。但我不是，我没有这么做。我也有点担心这家伙真实意图就在于此，这可能是个圈套，我不能傻呼呼钻进去。
我的做法是把这些人招集过来，举行一场盛大的辩论赛。这场辩论赛，不吹牛，我仍然完胜。
他们质问，陛下为什么要去江南？我受过义务教育，先引用了名人名言，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去江南？他们就冷笑，想想连挤兑我生不出儿子他们都说得出来，他们还有什么不敢说的？他们说，是陛下觉得江南的姑娘火辣吧，是陛下要让她们老公的帽子绿吧？这种辩论风格比高级官员那种更适合我，我很开心，思维就无比敏捷，我反问，你们不是说我还没有生儿子吗，多找几个姑娘，岂不更合你们的心意？
他们又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大半年你都已经在塞北爽了，能不能消停点，有张有驰，江南暂时不去行不？我说，你们不就是想说我在北方荒淫无度吗？什么叫有张有驰啊，我问你，你和姑娘亲热的时候，摸了她的左胸，你能忍住不去摸她的右胸吗？再说了，我的边塞之行，成果丰硕吧。他们满脸讥讽，那是，全国只知道有江彬不知道有陛下。我也冷笑，那你们呢，现在全国都知道有你们这些忠臣，还有一个昏君。
这种辩论真没有什么鸟用。
回去后，他们继续联名写奏疏骂我，每篇都一个主题，我看出来了，就一个主题，“有种你打我啊”。我忍无可忍了，处罚了一批带头大哥，将他们关了起来，然后我收到了更多的奏疏，为他们辩护的、抗议的，通篇也就一个主题，“有种你也打我啊”或者“打他算什么本事，那你有种也来打我”，我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动用了我的杀手锏：廷杖。
最后超过一百人享受了廷杖的待遇，每人被罚杖三十到五十下不等。之所以说他们如愿以偿，是因为明朝的文官是以享受廷杖作为荣耀的，因为那代表了他高尚的气节，无论如何会在杖后留下自己光辉的名字，如果一个文官没有被皇帝打，那就和一个武将号称上过战场浴血奋战但却没有受伤一样说不起话。这次有一百号人集体享受这一荣誉，是大明数百年来的第一次。
其中更有十三位被杖后伤重，最终不治身亡，在史书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幕。
我并没有想杀人。这十三个人死了，我也难受。我对自己说，我打了一百多个人，大部分人没有死，那这个死亡，这十三个人自身的原因更大一些，也许他们在工作之余，忽略了身体的锻炼。我应该弥补或者说注意的是，春暖花开的日子里，不能只想着自己去南巡，要组织我的大臣们，包括我的百姓，多开展工会活动，春游或者放个小长假，让他们登山赏花，放松心情，强身健体。
这么想，这么做，我就成了一个真正的昏君了吧。拜他们所赐，在他们成为英雄的过程中，我成为了最大的反派，我现在不仅荒淫，而且还是一个暴君。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一个淫荡的君王，可能更多的是让他们津津乐道的花边，带着羡慕、也许还有嫉妒，但绝对没有仇恨。然而，如果我还是一个暴君，那就永远佝偻于耻辱之列。
因为不在乎，我并不为此有多怪责他们，相反，我知道，我应该敬重他们。我也应该敬重这个朝代。在一个皇权国度，如果没有他们，摊上一个真正的昏君，这个国家会多么恐怖、悲惨？
他们本没有错，而且配得上那份荣耀与高尚。我只是不明白，由此恼火，为什么是同样的这一群人，这刚正不阿、这学富五车、这号称国之脊梁的一群人，明明我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他们不愿意看见、不愿意体会、不愿意尝试，到最后，反而用他们美好的品德，勤勉的劳作，成了最阻挠这一切的一群人？
我取消了南巡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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