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之地的形势与战略
著有《地理与世界霸权》的地缘政治学者菲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将中国称为“河流之地”，认为黄河、长江、西江(珠江）三条大河是影响中国历史至深的地理要素。河流提供了大一统的重要契机，因为在黄河流域三角洲平原孕育的农耕文明能够迅速适应另外两条南方大河的环境。但是，另一位地缘政治泰斗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却认为河流是不可忽视的离心因素，河流之地蕴藏着巨大的分立割据危险，“中国三大河谷的地理环境往往造成旷日持久的割据局面”。不同于单纯作为屏障的山脉，河流本身既是障碍，也是不可或缺的通道。或许可以将西高东低、自北迤南的河流之地比作舞台，无数英雄豪杰意欲在此上演“统一—分裂—统一”的剧本。
一、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称：“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控制。”“在三代时和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傅氏此论确有得于周秦故书，但多考古之功、绌于切实之用。略加修正，或许可以用“东西对峙”“南北争衡”概括中国——河流之地的大势。东与西的界限在第二级阶梯（海拔1000—2000米，局部低于500米）向第三级阶梯（海拔低于500米）过渡之处，西为高原与盆地，东为河流冲积平原。以历史论，东方势力与西方势力往往在潼关、函谷、虎牢一线对峙，尤以雒阳三川河谷为必争之地。南与北则以秦岭—淮河为界，南为亚热带季风区，北为温带季风区。以历史论，淮河流域是南北方势力的缓冲区，泗口、颍口、涡口皆为要冲。兵家恒言“守江必守淮”，淮河流域对于南方势力尤为重要。如果丢失淮河流域，单薄的长江防线可以被轻易穿透。南方势力若占据秦岭以南的汉中、四川，则能凭藉地利与北方长期对抗；北方势力若进入秦岭以南，亦可进图荆襄，占据南方势力的上游，直接威胁其生存。
先民的拓殖由渭河流域及于黄河中下游，再转至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伴随政治力量扩张，成为推动天下形势从“东西对峙”向“南北争衡”演变的内部因素。中国古代是典型的“采集—再分配”经济，“东西对峙”下，再分配的资源东西向流动；“南北争衡”时，资源南北向流动。漕粮运道为其中枢要，直接反映形势变迁。秦汉为“东西对峙”时代，东西交通或由济水入黄河、再上溯渭水；或依赖东南流向的鸿沟诸水系，如狼汤渠和汳水。靠近济水、狼汤渠（鸿沟）入河处的荥阳是关键节点，当时人称：“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荥阳东北的敖仓则储藏大量待运的关东漕粮，汉初每年运往关中的漕粮不过几十万石，汉武时国用剧增，漕粮竟增至六百万石。刘裕北伐姚秦，就借助了尚未完全废坏的东西交通水道。刘裕亲率主力由泗水入济水（大清河）向西进军，与自汳水、颖水等方向进军的部队会合于荥阳。隋唐为过渡时代，经济中心转移至南方，政治中心仍滞留于西方（长安或洛阳）。虽然北方太行山以东的永济渠、南方沟通江淮的邗沟、江南运河均已陆续开辟，但漕运仍主要依赖东南入淮水之通济渠（即汴渠），汴州（开封、大梁）为关键节点。唐代中期后，藩镇控制的十五道、七十一州不向朝廷申报户口，赋税片面依赖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等八道、四十九州。故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攻破汴州，江淮漕粮断绝，一度引发京畿震恐。宋、金并存为“南北争衡”的极端状态，南宋主要利用邗沟、江南运河，金则主要利用御河（永济渠）北段，东南入淮水之汴渠于此时完全废坏。元以后为“南北争衡”时代，经济中心在南方，政治中心在北方。元代在山东临清至江苏沛县间开挖会通河（闸河），沟通了南方的邗沟、江南运河与北方的御河，此即所谓“京杭大运河”。明清两代不过从而补苴之。
类似于在心脏地带陆上力量的“锻打”下形成了现代欧洲，骑马民族（或者借用魏默深语，称为“游牧之国”）从西北方向的侵袭，驾船民族（“舟楫之国”）在东南方向的渗透，往往成为加剧“东西对峙”与“南北争衡”的外部因素。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曾经指出，由心脏地带前往中国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经甘肃省，绕藏区东北角到达西安；二是由贝加尔湖东南行到达北京。第一条途径即穿过著名的河西走廊。汉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单于以十四万骑的重兵攻破萧关，斩杀北地都尉孙卬，并沿清水河河谷向东南侵略，主力迂回接近彬县，奇兵沿回中道焚烧回中宫，斥候甚至已抵达战略要地云阳（通往阴山脚下的“秦直道”起点）一带，离长安城仅有三百里。汉文帝紧急动员战车千乘、骑兵十万，准备与单于决战，可见汉初西方压力之大。稍后，汉武不惜代价打通西域，在匈奴休屠王、浑邪王故地设置河西四郡，正是对这个方向上压力的激烈回应。第二条途径即跨越蒙古高原。北方骑马民族南侵往往造成政权更迭，中原王朝最佳防御态势是凭藉阴山山脉与黄河地利。如唐代筑东、西、中受降城以保护河套、阻止胡马南下；明太祖设立的东胜卫大致相当于东受降城，同样为了防备北元余孽；大宁卫则是防止东北三卫蒙古沿西拉木伦河河谷袭扰。稍差一些，以完整的太行、燕山险要进行防守，如明永乐以后北部边防倚仗居庸、紫荆、倒马“内三关”与雁门、宁武、偏头“外三关”，然每有缺乏防御纵深之虞。最不济，如赵宋一朝，仅依靠部分太行险要和海河水系的拒马河、桑乾河、漳河及白洋淀诸塘泊防守，很难阻止来自心脏地带的“天骄”们。总地来说，骑马民族若沿河西走廊东进，往往加深东西之间的裂痕；越过阴山南下，往往加剧南北间的对立。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缘态势才真正凸显，随着浩瀚海洋由封闭转向开放、由屏障变为通衢，驾船民族在东部沿海出现。“历史舞台的布置部分源自自然力，但布置本身一直在被舞台上的演员改变”，此之谓也。东南沿海对于中原王朝意义重大，顾祖禹将其比喻为“人之胸腹”，认为“盖三代以后，东南之财力、西北之甲兵，并能争雄于天下。谓江淮以南必无与于天下之形胜者，非通论也。自古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国者。”以东南财力养西北甲兵是明清两朝的立国之本，无论是明代的九边重镇防务还是清廷在中亚地区的扩张，都离不开东南沿海财赋的支撑。突如其来的乘船民族就像捣在帝国柔软腹部的一记重拳，必然令统治者惶恐万分。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都成为列强的渗透重点，乘船民族的影响力顺着通航性良好的长江、珠江向内地逐渐延展。一言以蔽之，海上力量施压将有力促成“东西对峙”局面的形成。在海陆势力东西夹击下，晚清相继发生陕甘回乱、阿古柏入疆、“东南互保”等奇变，即其明证。
纵观历史，东汉以前为“东西对峙”格局，其重心恒在长安（丰镐、咸阳）与雒阳（雒邑、王城）；东汉以后为“南北争衡”格局，其重心恒在北京与南京。然太史儋有言：“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随着不可逾越的高原与大洋化为坦途，天下形势或复归于“东西对峙”。如果说第一次“东西对峙”是西高地与东平原间的较量，第二次“东西对峙”就将是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的融合。以下拟分析古代几项重要战略谋划，有代表性地反映从“东西对峙”到“南北争衡”的首次地缘格局转换。
二、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
楚汉战争是一场“东西对峙”形势下的典型大战，刘邦以西方关中为基地，项羽以东方彭城为基地。西方的优势在于地形险要、士卒骁勇，关中素以形胜著称，四周为陇山、秦岭、子午岭、黄龙山环绕，东面有黄河流过，所谓“被山带河、四塞为固”，所谓“阻三面以守，以一面东制诸侯”。东方的优势在经济，关东地区富庶甲于天下，位于荷水入济水处的陶（定陶），是当时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项羽放弃王关中而选择彭城，纯粹出于经济考虑，并非“沐猴而冠”，“富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是一句托词而已（用史念海说）。两相比较，关中号称衍沃，但核心区域仅为长300公里、宽100公里的平原，农业生产能力受到地理环境极大限制。刘邦大军的粮秣更多依赖蜀地千里馈输，经常有乏粮之虞。彭城附近是大片粮食产区，项羽和刘邦相持时则无后勤方面顾虑，即便粮道被彭越等人袭扰，也能很快回军救援。
正当刘项两军在荥阳、成皋一带苦苦相持时，“高阳酒徒”郦食其向刘邦建议：“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斐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又有袁生建议：“愿君王出武关，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郦食其的建议着眼于东西正面相持，主要是两条，一则利用西方形胜的优势，继续坚守太行、黄河等险要；二则夺取敖仓储存的漕粮等战略物资，弥补西方后勤上的短板。袁生意图在侧翼打开局面，缓解正面的胶着态势。事实上，东西正面相持时，得侧翼者可以致胜。这也符合李德哈特所说：“只有采取的路线具有某种间接性（indirectness)，才能取得有效结果。”东方的富庶并非不能与西方的形胜相媲美，项羽一度在正面取得压倒性优势，连续攻克荥阳、成皋，仅因汉军在巩洛拼死反抗而受阻。然而一旦北面韩信破赵、降燕、下齐，英布在南楚诱使大司马周殷背叛项羽，南北两个侧翼完全暴露，最终导致西楚霸王垓下败亡。
总而言之，从三代时起，殷取代夏是东胜西，周取代殷是西胜东，秦灭六国是西胜东，亡秦必楚是东胜西，汉并天下又是西胜东。在“东西对峙”格局下，西方赢面相对较大，故司马子长总结：“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淮南王英布起兵反叛，相当于楚汉战争的延续。英布曾经是项羽麾下先锋大将，据说汉高祖发现英布军队的排兵布阵皆与项羽相似，心中非常厌恶。在英布起兵之初，故楚令尹薛公向刘邦分析其可能采取的三种选择和随着而来的不同命运，上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将导致“山东非汉之有”；中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则“胜败之数未可知”；下计是“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於越，身归长沙”，则“陛下可以安枕而卧”。最终不出薛公所料，缺乏战略眼光的英布选择了下策，因而兵败身死。
《史记集解》的作者裴骃引用桓谭《新论》，将兵法与围棋相比，称上计是“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中计是“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下计是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实际上，薛公所说是“东西对峙”大格局下三种不同的地缘战略。一是完全消化东方经济潜力，并进图燕赵，取得精锐骑兵和侧翼优势，此乃万全之策。二是迅速占领东西方间交通节点荥阳，取得漕粮战略资源，并固守附近的山川险要，等于重演刘邦与项羽的拉锯战。三是将重心置于南方长江流域，势力范围不逾淮北。在“东西对峙”格局下，此乃自取灭亡之道。
三、汉家箫鼓空流水
许叔重《说文解字》称：“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其实帝即天帝，是原始信仰中最高神的尊号，君主称为帝，不过欲藉神权以自重。东帝与西帝的称号，直接反映了天下“东西对峙”的大格局。战国时代，秦昭王自居西帝，以齐湣王为东帝。齐作为东方的代表，因其富庶而可与秦并列（田肯说汉高祖语：“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北有渤海之利……此东西秦也”）。汉兴以后，自称东帝者亦不乏其人。刘邦与英布对垒时曾痛斥其谋反行径，英布回答：“欲为帝耳”。当然指的是东帝。淮南历王刘长（刘安之父）在刺杀辟阳侯审食其后志得意满，“归聚奸人谋逆乱，自称东帝”。吴王刘濞接待汉廷说客袁盎时，坚持不拜诏，公然声称：“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
吴楚七国之乱震动天下，但淮南王刘安却认为：“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认为吴王的失败在于未能选择第二种地缘战略（中计），早日占领荥阳成皋险要。事实上，桓将军也曾向吴王建议：“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
吴王刘濞因早年从征英布而发达，当然瞧不上英布褊狭的“守边隅”战略，但也不愿冒险采取“相绝遮要”战略，他选择了“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即“东西对峙”大格局下的第一种地缘战略（上计）。其格局之宏大、筹划之精密是前所未有的。在东西方相持的正面，“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结合吴王说客对胶西王所说：“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是打算集结吴楚联军主力，突破成皋天险，夺取洛阳三川河谷，将东西对峙的前线推进至函谷关。在南方侧翼，“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由长沙王吴芮后裔引导南越军队北上，或溯长江入川，或沿沔水（汉水）入汉中。还有一个隐藏的变化，即沿丹江叩击武关，这是刘邦率反秦义军入关的旧道。（田禄伯欲率五万精兵出江淮攻击武关，吴王考虑分兵影响正面相持而未应允，但此条路线当然在计算中。）在北方侧翼，“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沿太行孔道入河东，由蒲坂渡过黄河，袭破临晋关（蒲津关），即后来魏武击马超迂回所由之道。 此外,“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这是利用骑马民族的外力来加深东西间的裂痕。“入萧关、走长安”就是重演前文分析天下形势时提到的文帝十四年单于入关之役。“东西对峙”格局下，渴望成为“东帝”的刘姓反王往往倾向于配合匈奴行动。文帝初年，济北王刘兴居就利用文帝前往高奴（今延安）、太原击匈奴的时机，在东方发动叛乱，企图突袭荥阳。
吴王的计划并未得到施展，围攻梁（睢阳）三月未果后，吴楚联军在补给线关键节点淮泗口（泗水入淮处，在今淮安）被汉军轻骑切断的情况下崩溃。归根结底，吴王的宏大布局比不上贾谊的先见之明。贾谊曾经向汉文帝建议充实梁、淮阳等藩国力量，“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文帝于是徙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今开封附近），有大县四十余城。以地理形势论，梁（睢阳）地处睢水、获水（汳水）之间，而吴楚联军到达潼关、函谷、虎牢一线最便捷的方式是溯鸿沟系运河西进，自然无法忽视强大梁国的存在。壮大梁国力量的实质是，汉帝（“西帝”）对潜在“东帝”基于地缘的封堵政策。
与试图将对峙前线推进至函谷关的吴王不同，淮南王刘安比较保守，仍然计划在成皋一带与汉帝相持。“塞轘辕、伊阙之道”，利用颍川郡的兵力封堵住洛阳南部的伊水、嵩山险要。在南侧，“发南阳兵守武关”。在北侧，防守临晋关、上党等处。其亲信伍被则认为淮南国兵力严重不足，建议东收衡山、庐江，南收江都、会稽，以楼船、强弩威慑上游江陵之敌，凭借彭蠡、九江的浩淼烟波对抗汉军车骑。这实际上回到了英布曾经采取过的第三种地缘战略（下计），仅能“屈彊江淮间，延岁月之寿”而已。
吴王的基业在长江下游，淮南王的势力处于江淮之间，却无一例外地选择西进潼关、函谷、虎牢一线，没有丝毫凭藉完整长江形势与北方对峙的打算，这当然是由“东西对峙”的天下格局决定的。
四、功盖三分国
诸葛武侯名垂青史的“隆中对”本于李熊、荆邯先后为公孙述的谋划。李熊劝公孙述割据称帝：“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据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因天用地、成功之资。”荆邯担忧光武引兵攻蜀，公孙氏成家政权将与新莽一样“有自溃之变”，建议“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动摇，冀有大利。”
两相比较，“隆中对”所谓：“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也就是“无利则坚守而力农”；“天下有变”云云就是“见利则出兵而略地”。“跨有荆益”即“南顺江流以震荆、杨”，“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即“出汉中、定三辅”，其实质都是将长江上游、中游乃至下游捏合为一个整体，以与北方势力相抗衡。有一点差异，李熊、荆邯等人选择“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欲依靠上游之地利进军；诸葛亮则因孙权“国险而民附”，认为“可以为援而不可为图”。“隆中对”在荆州方向上选择北图宛、雒。之前的“东西对峙”年代，夺得南阳盆地后的最佳选择是西叩武关、进入关中，具如前述。而在“南北争衡”年代，正如“隆中对”所谋划，向北穿越方城就可以纵横中原。后世桓温第二次北伐由江陵出发，在伊水大败姚襄；岳飞以襄汉为基地北伐，连续收复颍昌、郑州、洛阳，皆由此道进兵。另外，诸葛亮后期六出祁山，意在沿西汉水河谷夺取陇西，当然是师公孙述与隗嚣“遣兵往来，为之援势”的故智。
然而诸葛对策与李熊、荆邯等人的谋划仅仅在形式上相似。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经批评“隆中对”为“恃形势”（恃荆州之水与益州之山），并非确论。若说李熊、荆邯等人过于依赖蜀中地利，或许没问题。但“隆中对”实际着眼于汉末天下格局从“东西对峙”向“南北争衡”的转换。经历了春秋至西汉的温暖期后，东汉时期气候偏于寒冷，生活于高纬度地区的骑马民族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被迫向南方低纬度地区转移，这就是前文提及的加剧南北对立之外力。随着骑马民族大举入侵，中原地区的编户齐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推动秦岭—淮河以南出现多个发达经济区域，河流之地的生产结构由旱作农业加速向更高效的稻作农业转变，奠定了推动天下格局转换的经济基础。用地缘眼光看，“隆中对”是首个基于“南北争衡”格局的战略思考。
诸葛亮“隆中对”所谓“天下有变”与荆邯等人所说的“海内动摇”并无二致。从普适角度着眼，“天下有变”就是南方势力北伐的最佳条件。“南北争衡”格局下，南方的形势利于固守、不利于伐人。积弱如赵宋，也能凭藉四川、荆襄、江淮的完整防御体系对抗蒙古铁骑。南方势力北伐，却容易陷入“元嘉草草”的尴尬境地。北伐的最佳条件——“天下有变”，即北方出现数个并立的割据势力（政权）。刘裕北伐前已平定了位于山东的慕容氏南燕，北方尚有关中的姚秦、河北与山西的拓跋魏、陕北的赫连夏、辽东的北燕等；朱元璋的北伐也利用了“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张良弼搆怨，屡相攻击”的有利时机。南方势力北伐同样可以借鉴“东西对峙”格局下的成功经验。以朱元璋北伐为例，“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是相绝遮要。“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是侧翼致胜。
最后，分析一下山东在“东西对峙”和“南北争衡”格局下不同的地缘战略定位。在“东西对峙”格局下，齐地是“东秦”——东方力量的策源地；在“南北争衡”格局下，山东是南北力量交锋的通衢，故而顾祖禹称其“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东汉以后，南北方的交通要道是曹操开凿的白沟和鸿沟系运河、泗水、淮河；隋唐以后，南北方交通的最便捷途径是邗沟—淮河—通济渠（汴渠）—黄河—永济渠（御河）。前文已经分析过，此时淮河流域是南北方势力的主要缓冲区。元代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大运河成为南北方交往的通道，山东逐渐变为双方势力的缓冲区。顾祖禹在这个背景下提出：“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何者？积储天下之大命也，漕渠中贯于山东，江淮四百万粟皆取道焉。”朱元璋北伐即自山东始。靖难之役中，北军与南军也在山东形成相持。朱棣听从姚广孝之策，快速通过山东，于瓜洲渡江，最终取得胜利。永乐年间，宋礼受命疏浚运河河道，在地势高峻的南旺建成分水枢纽，引汶水济运。截断南旺，可以使运河断流，南旺遂成为南北咽喉，类似于“东西对峙”年代的荥阳。明清易代之际，明军（南明）若能利用多铎率南路军西进潼关的空隙，全力在山东发起反击，则满洲军势必首尾不能顾，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