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日子公司在筹备一个新产品的发布会，张罗一段时间后把日子定在了12月13日。我在办公室说了一句，那天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今年应该是第80周年了。
瞬间把办公室气氛搞僵了。
产品发布会如今胎死腹中（不光是日子的缘故），12月13日如期而至。作为江苏人，我对南京大屠杀最初的认知却不是言传身教，而是来自小学时集中组织的观影活动。那部片子叫《五月八月》，叶童在里面饰演了一位被凌辱致死的母亲。
对于当时不满十岁的我们而言，画面实在太过惊悚，如果中国有分级制度，这样的片子是断然不会作为历史科普片放给孩子们看的。长大了我再回忆那次观影，又觉得提前植入大屠杀的噩梦也不是坏事一桩。
毕竟历史就是真实发生。
关于300,000这个数字
当我们谈起南京大屠杀，最常引用的数字便是1213（日期）和300,000（遇难人数）。前者已无争议，后者却常常成为日本方面质疑的焦点。我意外发现一篇文章，举证300,000的科学性，非常受益，与大家分享。
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历史演变》
“日本一部分顽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的右翼势力，为了达到否定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目的，制造了种种奇谈怪论， 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 。 其中，认为中国方面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随意变化”便成了他们进行翻案活动的重要依据 。 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一次次祭起这个"法宝”。 1984 年，日本拓殖大学讲师团中正明在 《"南京大屠杀" 之虚构》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 15 种书报、资料中 30 万人、42 万人、20 万人、几十万人 、10 万人、30 万-40 万人等6种不同的数字。认为它们"如同恶性肿瘤般地不断出现，而且开始不受约束，随意变化" 。”
应对日本质疑，文章全面回顾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历史进程，总结出四个年代特征：
30 年代:各自叙述，原始认定
30 年代中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认定，多来自留城难民与外侨的个人叙述，对死难人数的计算带有原始的、直观的性质。其特点是:数字多样，差距悬殊、渠道多元。
40 年代:官方调查，依法判定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等国内外机构对大屠杀遇难人数无重大分歧，对暴行及规模的认定稳定在20、30万的水平。
50 年代:沿用前说，重加肯定
人民政府不避忌讳，大胆使用了政治上的宿敌国民党政权主持的军事法庭判定的数字（30万）。
80 年代:深入研究，科学界定
自1983 年底起，由中共南京市委 、南京市政府直接负责，建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小组和"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 。走访群众，逐个登记在册、深挖史料、联合全国研究力量进行严密论证。
结尾默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