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是我的大学同学，四年里我们每天一起上专业课。她和我一样，也是报考中文系未遂，读了日文系。
“我不快活”，她说。
“为啥？”我问。
“我想读中文系。你说我高中时候为什么要学理科呢。”
“如果学文科可能我们连日文系都考不上？”
大一大二时候的日语老师对我们俩很是恨铁不成钢，老师希望我们活泼开朗，多说话多交朋友，天天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们结交日本友人，出国留学走一走，如果可以最好留在日本。而小林和我并不是这样的阔绰孩子，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于是专业课成了极大的煎熬－－因为我们没法改变自己，却又怀揣着累赘的责任感和自尊心。
小林在日语课上总是犯困。于是我跟她写纸条，我掐她，打她…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她跟我说“别管我了，我醒不了了，让我睡吧”。我想这世上或许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病，晕课，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大脑会屏蔽掉自己不喜欢也学不会的学科知识，就像我高中时候听数学课一样，每次听每次睡，不听课就倍儿精神。
“我不快活”，她说。
“为啥？”我问。
“我不爱学日语。”
“年轻多好，你本科毕业再读个研究生才23岁，或者再不济重新读两年基础日语也才22岁”，我说。
“不，我舍弃了四年时间提前上了学，我不忍心把时间这样浪费掉。”
后来大家陆陆续续开始考级。日本语能力测试报名一次就四百多块钱，实在太贵。我们劝小林考一考，毕竟学一次日语，N1考不下至少考个N2。小林咬咬牙报名了N2考试，然而并没有通过。后来无论我们再怎么劝，她都不再参加考试了。
有一天我在公告栏里看到通报批评，说在小林的宿舍里发现了啤酒。
我说这是咋了？
她说:“我不快活”。
不过大多数的时候她是品茶吟诗的。
或者日语翻译课上拿出一本《病隙碎笔》，因为绿色的书皮和日语翻译课本颜色一样。
大三时候换了日语老师，专业课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了。老师年龄大，见过的学生多，很多事情也就不爱计较了，即便小林把假名都忘到九霄云外，也不会生气。因为她知道，我们当中并不会有几个人真的去靠日语吃饭。
老师问我们说毕业之后打算做什么？“老师。”“什么学科的老师？”“语文。”
后来小林我们俩一起去上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课。在这两门课程上的我成了日语课上的小林。再后来我们一起报考教师资格证，我考了两次，终于放弃了。不得不承认对于背书来说我们真是弱爆了。小林不止一次说想放弃，可她别无选择。
“我不快活”，她说。
“为啥？”我问。
“我真的不适合学习。”
大四时候换了外教，一位邋遢的日本大叔。他努力让自己笑起来显得卡哇伊，讲课特别卖力气，站在楼门外都能听见他讲课的声音。我说他是不是不喜欢咱们俩？小林说为啥？我说他管别人都叫小刘小张小贺贺的，为啥管咱们叫林同学，温同学？小林看看我，说，很有可能。老师看到我们俩讲话，说，小林，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小林把她空白的课本撇给我，把我的课本抓起来应付老师的问题，我用铅笔在她课本上写“野口老师是喜欢我们的”。
小林和我去找高尔基路和鲁迅路，但显然不会遇到高尔基和鲁迅。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我们毕业了。
直到毕业的时候小林的教师资格证还没拿到手，也就意味着小林会错过最近的一次教师招聘考试。当时学校里有个宣讲会，鼓励毕业生援藏。
她报了名，却没有入选。
后来她到了湖南湘西做志愿者。我说湖南也算西部计划？湖南很西吗？她说是吧。
除了游山玩水，她最大是收获终于在这一年中拿到了教师资格证。
“我不快活”，她说。
“为啥？”我问。
“你说我要不要回家？一年的服务期满了，我要不要续约？”
“不要。”
“可回家之后也不会立刻找到工作呀。”
“既然志愿者服务期最长不能超过三年，你终究是要回家的呀。”
“他们都劝我留下来。”
“那你就留下来，一边继续做志愿者，一边留意教师招聘。”
“可我讨厌我的室友。”
“那你就回家。”
“可我不想回家，而且，室友不一定会继续留在湘西。”
晴天的时候觉得太阳晒，雨天的时候嫌弃路上湿。
“我该怎么回家？飞机？火车？”
“飞机吧，有同伴。”
“可我不爱坐飞机。但火车要换乘，路上就我自己一个人。”
湘西志愿服务期满，她回到家，在离家相对比较近的一所农村小学做班主任。有一天她发给我两张照片，问我哪张漂亮。我说第一张。她说为什么？我说因为第二张里面你好像在演杂技，歪着脖子顶着身后墙上的电视。
“我买了十月八号陈奕迅的演唱会门票，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领导请假。”
“那就不去，把门票转让给小伙伴。”
“可我一个月前已经和朋友约好了呀。”
“我看中一个包包。”
“不买。”
“可我喜欢并且需要它。”
“那就买。”
“但我没钱。”
我说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快活的？
小林说吧啦吧啦吧啦吧啦吧啦吧啦。
我说是啊，我也想要这样的生活。
小林说但显然这样的生活是不存在的，“我不快活”。
“拧巴的人干什么都拧巴，你就是个不快活的人，不快活是你的属性，我管你干什么呢，干什么你都不会快活。”
她咧嘴笑，阳光照在她的身上，让她看上去像个年迈的傻瓜。我知道在她的眼里，我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