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乐学书院之学妹读经

《诗经》学习第5篇 《周南  螽斯》

【原文阅读】

螽zhōng斯羽，诜诜shēn兮。

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hōng兮。

宜尔子孙，绳绳mǐn mǐn兮。

螽斯羽，揖揖jí兮。

宜尔子孙，蛰蛰zhé兮。

【译文参考】

蝗虫展翅膀，群集在一方。

你们多子又多孙，繁茂兴盛聚一堂。

蝗虫展翅膀，嗡嗡飞得忙。

你们多子又多孙，谨慎群处在一堂。

蝗虫展翅膀，紧聚在一方。

你们多子又多孙，安静和睦在一堂。

【字词注释】

[1]螽（zhōng）斯：蝗一类的虫。亦名蚣蝑、斯螽，是多子的虫。亦称“蝈蝈”。触角细长，以翅摩擦发音。有翅种类多为草绿色，常栖息于丛林草间；无翅种类多栖息于穴内、树洞、石下或室内。一般为肉食性，也有杂食性的。有人说，“斯”为语词，亦通。

[2]羽：指翼。

[3]诜诜（shēn）：形容众多群集的样子。

[4]宜：多。马瑞辰《通释》：“古文宜作，宜从多声，即有多义。宜尔子孙，犹云多尔子孙也。”尔：指诗人所祝的人。有人以为指蝗虫，恐非诗意。

[5]振振：繁盛振奋的样子。《毛传》训为“仁厚”或“信厚”，恐非诗意。

[6]薨薨（hōng）：昆虫群飞的声音。

[7]绳绳mǐn mǐn：多而谨慎的样子。

（说明：篇首图片中的注音不同，应当为mǐn mǐn）

[8]揖揖：音义同“集”，《鲁诗》、《韩诗》均作“集”，群聚的样子。

[9]蛰蛰（zhé）：和集安静的样子。

【诗歌赏析】

        《螽斯》是一首以螽斯为喻祝人多子多孙的诗。螽斯就是蝗虫、蝈蝈，它的繁殖力很强，成虫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蝗虫生命力旺盛，又善飞，所以诗人又特以其羽为喻。

        古人生活在农业社会，相信人多力量大，多子便是多福，他们看到蝈蝈旺盛的生殖力，自然要歌颂一番。《螽斯》就是借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祝福他人子孙昌盛。

        关于此诗主旨，《毛诗序》云：“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斥此说“附会无理”。方玉润《诗经原始》也指出“其措词亦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

        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古文宜作，窃谓宜从多声，即有多义。‘宜尔子孙’，犹云多尔子孙也。”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本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是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

      《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使全篇韵味无穷。

        而且，诗意更是逐步递进： 首章侧重多子兴旺，“诜诜”是聚集，“振振”是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薨薨”是虫儿群飞时的响声，“绳绳”是绵延不绝；末章侧重聚集欢乐，“揖揖”是会聚，“蛰蛰”是康宁和谐。

      诗虽是平说，但平中暗含波折；六字锤炼极精，诗意表达圆足。易辞复唱，用墨如泼，读完仍有无穷余味流连于唇齿间。 

        此外，“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许也正是编者用心所系。

【《螽斯》学习中的反思探讨】

螽斯的主题~多子多福

        “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古时候多战乱，多饥馑，加上医疗条件落后，也多夭折，多殇逝。人命危浅，才要靠多多繁殖子孙增加保险系数，因而，繁殖力极强的螽斯成为人们艳羡的对象，“宜尔子孙”是对他人最诚挚美好的祝愿。

      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螽斯，作为繁盛生命力的代表，两千多年前就跻身《诗经》中，从此便成了吉祥喜庆的化身。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藏有南宋时宫廷画家韩祐绘制的《螽斯绵瓞图》，画中的主角就是两只在瓜田里觅食的蝈蝈。

          蝈蝈代表旺盛的生殖力，而藤蔓上的瓜同样也是多子多孙的象征。《诗经·大雅》中有一首名为《绵》的诗，开头便是“绵绵瓜瓞”，用白话文说就是，如同一根藤上长了许多大大小小结实的瓜一样，延绵不断，这也是子孙昌盛的兆头。因此，在欣赏《螽斯绵瓞图》的时候，如果懂得中国人的文化寓意，能立刻想到子孙满堂、蓬勃兴旺的喜气场面，才算读懂了这幅画。

    【《诗经》相关背景知识（5）】

  《诗经》三百篇的编订

        《诗经》从诞生到定型，陆陆续续大慨用了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这么多产生于不同年代的各类作品，当然不可能是一次或一人编订的，只能是在这么长时间中经过多代多人先后工作才能够完成。

      根据学者们研究,《诗》在周代先后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编集整理。

        第一次编集整理是在昭、穆时代。西周前期制作的乐歌并不很多，而且主要是“周颂”和少数“大雅”与二“南”的歌诗，在昭、穆两代继续制作“颂”、“雅”诗，产生的作品较多。昭王又重视这项工作，继盛世之余韵，有可能和必要连同西周前期的歌诗一起，进行一次整理和编集。

          昭、穆以后的西周开始衰落，外患严重，几代周王都没有什么作为，也很难确定三百篇中有没有这几朝新制的乐歌。厉王更是一位残暴昏君，那个时代只能产生讽喻怨刺之诗，而且还只有在厉王被放逐之后的共和时代才能公开，昭、穆之后的几朝不具备整理编集的条件。

          宣王“中兴”时期,《诗》得以第二次整理编集。宣王号称“中兴”，他在位46年，“武功”、“文治”并重。在武功方面，他东征西讨，南北用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边患，但连年征战，也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加重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为国内的动乱和外族更大规模的入侵埋下祸端。

      在文治方面，他确实是想把国家拉回到礼乐文化的正途，又大规模地兴礼作乐，也开放言路，允许政治讽喻诗和怨刺诗合乐公开歌唱。

        宣王朝是三百篇中许多作品产生的时代，一些代表性的优秀篇章就在其中。为了工作需要，这个时期必然要对已有的和新制的乐歌，再作一次整理编集。

          幽王朝11年西周灭亡，“二王并立”时期12年国运摇摇未定，直到平王东迁，这个时期又产生了“雅”、“风”中的作品。东周初期，平王在位51年，痛定思痛，自然希望振兴国运，沿袭西周政制，也沿袭乐官制度重整礼乐文化，更广泛地收集各国地方乐歌，以东迁前的公卿列士诗作补充二“雅”整理编定《诗》的传本，是必然决策。

        二“雅”中的作品有许多宣王朝后期到东周初的作品，而《国风》中的作品更有大量春秋前期的地方乐歌，尤以王畿洛邑附近郑、卫两国作品为多。郑桓公是保护平王东迁的，甚至能左右朝政，所以《郑风》多(《桧风》也属于郑地),《陈风》、《曹风》也都在附近，是王朝政令容易下达的地方。在平王前期编集与今本《诗经》大致相近的传本,是可以认定的。至于“国风”还有少数春秋中期的地方歌诗，那只能是后来补充的了 。     

        《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聘鲁，鲁国为他演奏周乐，演奏的内容和顺序，大体和现在流传的《诗经》相同，可以证明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内容和编次与现在流传的《诗经》差不多的结集。

        东周王朝的政治军事实力毕竟是太软弱了，诸侯争霸进行兼并战争。在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旧制度崩溃，随着贵族阶级没落，周朝的礼乐文化也失去了群众基础。

          “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公元前506年，即孔子46岁以后，即不再见列国公卿赋《诗》的记载。孟子后来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指的就是这个礼坏乐崩、文籍逸散、动荡离乱时代的后果。

      王朝和没落的贵族公庭，已经无力养活众官和百工，他们纷纷自谋生路。拿鲁国来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磐襄入于海。”(《论语􀅱微子》)

        整个乐官制度烟消云散，机构瓦解，连主管的大师、少师和乐师们一一走散，逃亡四方，经过周王朝几百年积累、制作和长期流传的《诗》，也流失于各处，散乱不全。

      《诗》要流传下去,必然得下大力气重新整理和编订。这位最重要的整理编订的人就是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