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火车卧铺这么便宜，为什么还有人买硬座？》，这个问题让人想起了千年前弱智皇帝晋惠帝的脑残金句：“何不食肉糜？”，也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常见现象，那就是“摩托返乡潮”，这些问题的背后的答案只有两个字：“省钱”。
你没有经历过底层之苦，你不懂底层之痛。
周浩有部纪录片《差馆》，讲述了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春运期间的世间苦态，有两个情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贵州来广东务工的清癯青年小A，每年春运的时候，都会去附近的救济站领取免费的泡面和免费的救济车票，然后来派出所接热水，吃饱后等车回家，每年如此。记者问他的收入状况，发现他并不在救济车票服务的范围，他在广州附近务工每个月可以收入两三千元，完全有经济能力购买回家的车票，当然，也不用吃连料包都没有的救济方便面。长相并不凶恶，态度善良的小A面对镜头，满脸微笑地说：“我把赚的钱都寄回家了，一分钱也没给自己留，都寄回家了。”弹幕一片骂声，“穷山恶水出刁民”、“公德心丧尽”，乃至于有人叫嚣：应该把这种恶人赶尽杀绝。戾气是很重的。我当然知道，小A的这种行为是在损害公益，是地地道道的违反公德的利己行为。但我脑海中的画面，定格在小A满面微笑地说出“都寄回家”的那一刻，他笑的如此幸福，如此纯真，我很难将这个笑容与他逃票、骗票的事实连在一起，更难以从他的话语中体知到他的恶。人可以假笑，但当我们提到心爱的人、提到想要守护的家时，那种自然流露的笑容，细微之处透露的是真实，我相信这个笑容是他发自内心的幸福。小A的幸福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公德心，换回了家人可以收到他所有的劳动所得，他一丝一毫也不舍得留给自己。他并不认为他做错了什么。我知道他做错了，但我恨不起来。
另一个情节，是一个扒手父亲，被捕后，当着他的女儿抱头痛哭。这位扒手父亲，也是当着女儿的面，行窃，然后被捕。警察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怕带坏自己的女儿吗？扒手痛哭流涕，他说，他也知道这样做对孩子影响不好，可他没有办法，孩子的母亲不要他们了，他不放心孩子一个人在家，因为她还小，他只好带她出来，过年了，他想扒点钱为孩子买些好吃好玩的。小女孩也抱着她的爸爸哭着不肯离去，怯声重复喊着：“我爸爸以后不敢了，我们以后不做坏事了”。民警回过头来对着记者无奈的说：“我们也没办法，这种事情太多了，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不了”。这位父亲将被刑拘十天，他的小女儿将被独自送回家，而两天后就是除夕。弹幕一片可怜，一片叫骂，这种隔着屏幕的可怜是何其廉价，这种隔着屏幕的叫骂又何其汹汹。这种可怜，无法改变故事的结局，对于小女孩的境遇没有一丝改善，大概在一阵可怜声后，人们吃喝玩乐，然后，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独守除夕的小女孩。
“底层之恶”这种论调一直都盛传，从“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到“浙江淳安9岁女童章子欣失联事件”，每次有恶性社会事件爆出，都有类似“底层之恶”、“人性之恶”的论调汹涌而出。似乎底层种种的恶相都可以归咎于人性的恶劣、底层文化的恶劣乃至于上升到国民性问题。仿佛我们底层的黑暗都可以归咎于底层自身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人思考过，人生而向往美好，追求幸福，这恶象环生的底层社会绝非人的正常诉求，为什么人性的善意会变成人性的恶意。是文化出了问题吗？有人将底层不重视教育、没有文化归结于原因。我们且不谈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我们受过教育的底层孩子，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除去一去不返乡的那部分，那些又重回乡里的受教育者，他们不也重回到底层的恶性循环中了吗？
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工作，与另一位跟他十分要好的同学因为两千块钱发生了严重冲突，恶意互殴，最后闹至法院。因为他借钱不还，而另一位同学追债不放。我们都叹息为了两千块钱，不仅断送了多年的情谊，还闹出仇恨来。借钱的同学却说，我毕业结婚要买房，借了一屁股债，他不缺这两千块钱，我想先紧着穷亲戚还，早晚会还给他的。我们再问追账打人的同学，他却说，我看在多年情分的面上，相信他，他却赖账，一回两回的开始躲，想不还了，这种辜负了我的信任的人最可恨。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没办法评判谁是谁非。这类的事情还有很多，因为经济利益、因为人情义务，多少亲人也会变成仇人。如果将此类事情归结为人性和文化问题，不如归结为人情问题。如果硬要归结为儒教文化影响下的劣根性问题，那么数千年如斯，暗夜将无更期。
我更愿意将此类问题归结为社会制度问题。我从前一直认为，制度是用来规避人性之恶的，现在我渐渐领悟到，制度也是用来规劝人性之恶的。好的底层社会制度，能培养人的善意，涤除人与人之间的恶意。人性本无所谓善恶，行诸人群才分善恶，而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分清公私，评判善恶。好的制度规范人性，人性的到规范便能形成共识，共识逐渐扩展，达成社会最大公约数，大家在此之下，行为己，不损人。
我还记得三年前的夏天去武汉游玩，当时ofo小黄车正在武汉扩展地盘，东湖绿道正在建设，沿东湖还有许多破败的民居。我发现几乎家家户户院落中都停靠着几辆小黄车，朋友打趣地说，ofo送给每一户武汉人家一辆自行车。当时社会还未形成一套完善的互联网征信制度，共享单车被挪作私用无法进行有效的制度规避，即使是在大城市中，也发生了这种私侵事件，共享单车当时无法普及到中心城市之外的下一级城市，便鉴于此。如今一整套互联网征信制度逐步完善，共享单车也可以有恃无恐的进军二级城市了。这就是制度对人性之恶的规避。
我们的社会制度还很孱弱，除了规避性质的社会制度，我们对于规劝和引导性质的社会制度更加匮乏。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我们缺乏引导性质的社会公益制度，即使是在城市中，我们也很少能接触到社会公益服务团体和活动，而在发达国家，公益类活动是很受重视的，社区服务和社会公益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评价，被纳入社会评价体系，对于个人的升学、就业、社会福利等影响巨大。反观国内的情况，我们距离成体系的社会公益服务制度道路还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