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第一行字的时候，我还滞留在湛江机场，窗外是阳光明媚的南方天空。
让我停留在这阳光明媚的南国的原因，是一片距离我几千公里的、在中国北方的地平面上缓缓流淌的气溶胶。真讽刺。
08年以后，我们把它叫做“雾霾”。
1
我祖上是北京人。小时候，我们住在东直门附近的吉兆胡同里。
对于九十年代中期的北京，我的记忆是：
阳光、灰尘、干裂的嘴唇；
到处都有的工地，街头不多的金发老外；
瓷瓶儿老酸奶、德州上校的鸡腿和汉堡包；
以及，沙尘暴。
那个时候，沙尘暴没有预告（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注意力都集中在《大风车》和《动画世界》上，没注意听天气预报），感觉时不时就来一次，时间很短，呼啸而去后留下满眼的黄尘，和唇齿间的砂砾感。
2
印象最深刻的，是96年的夏天。
有一天下午4点半，我和家人刚刚走出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门口时，就听到一阵尖锐的风声由远而近。之所以用“尖锐的”这个词，是因为直到今天，我都对那声音记忆犹新。请想象这样一种声音：抓一把绿豆，用力撒向玻璃，再将这声音，放大十万倍。
我爸一把拽住还很兴奋的我的衣领，一家人匆忙回到室内，仅仅过了几息，夹着黄沙的狂风就在大街上呼啸而过，临街的玻璃窗被吹得哗哗作响，沙子打在玻璃窗上，声音震耳欲聋。虽然关上了大门，但室内充满了黄土的味道，不一会儿，靠近门边的柜台上就落了薄薄的一层沙尘。虽然并无呼吸困难之虞，但是这景象无疑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几年后电影《木乃伊》上映，我看到法老王催动沙尘暴幻化成巨口，追逐探险家的飞机的镜头时，心有戚戚焉。
3
那年夏天的沙尘暴，尚没有后来世纪之交时那么猛烈。但从长街尽头翻天覆地滚滚而来的黄沙，还是成为了我对北方空气质量问题最早的记忆。
那时的北京人对沙尘暴并不以为意，就算是在路上遇到，找个背风处躲躲，也就忍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就算是在沙尘暴最厉害的那几年，长安街上的人们也少有戴口罩的。
后来我就跟随父母离开了北京，前往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的南方生活。虽然人不在北京，但是我爸爸仍然在订阅《北京晚报》。即使拿到时已经是两天前的旧闻，他也将看这份报纸的习惯坚持了十余年。通过报纸，我知道了北京北方建立起了三北防护林，来自内蒙古沙化地区的大风和沙尘绵延的防护林拦住，沙尘暴慢慢的消失了。
今年春天，因为工作原因，我再次回到了这座城市。童年的沙尘暴消失不见，但身边的人们却都带上了口罩。沙尘暴没做到的事情，雾霾做到了。
想想真是挺讽刺的。决策种下三北防护林的人们有没有预料到，拦住了大风与沙尘，却又迎来了雾霾？而北京的人们，竟有一天会如久旱盼甘霖一般，急切的等风来？
4
回北京前，听闻我要回去的朋友们纷纷过来劝说，希望我留在深圳，不要去帝都吸霾。不过我那时对雾霾并无直接的认识，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戴口罩不就行了吗？
初到北京，我姐塞给我三个口罩，特意叮嘱说这是她从日本带回来的，国内没有，防雾霾效果是最好的，省着点用。我不以为然：不就是一层无纺布加呼吸阀么，3M的口罩也不错。
前三个月，我的确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然而从六月份起，我开始抑制不住地干咳——医生说是我的呼吸道在南方多年，已经变得非常敏感，这干咳就是对空气中污染物的反应。从八月份起，我就被医生禁止在户外跑步，而且要服用抗过敏药。
到了十一月，我开始察觉事情的严重性：在PM2.5空气指数超过200的日子里，只要我忘了戴口罩，在户外走5分钟，就会引发剧烈的头疼，类似于我去青海时的高原反应。有时候即使戴口罩，也会头疼，只是不那么剧烈罢了。
我真切的体会到，健康与疾病，就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口罩；一个质量好一些的口罩，就是健康的保障。
改变是巨大的：我养成了每天早晨醒来打开手机看空气指数的习惯，也开始理解我姐姐和其他使用五十元一只口罩的同事们。
李白描在《长恨歌》里写安史之乱时，用的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现代中国人，若是能站在极高的高楼上，看着沙尘暴或是雾霾滚滚而来，心情想必和李白是一样的。
5
在过往的人生中，从没如这几个星期一般，如此真切的感受到自己和大气污染的距离——现在是两千五百九十六点八公里，再过几个小时，就将是一层口罩。
在二十年后，我又一次感受到96年夏天初见沙尘暴时的心情：惊讶，沉重，一点畏惧。
可我还是选择留在北京。
6
飞机就要起飞了，我也即将回到雾霾中去。
雾霾，必定会像红歌、计划经济对上一代人的意义那般，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下一代的集体记忆。他们会在雾霾中长大，从小耳熟能详的将是各种口罩的型号和功用，而不是鸟雀的品种与叫声；他们将会灵活的分辨空气中的煤烟味浓度，而不是青草的香气和泥土的湿润味道。
真是讽刺，我们试图改变地球，进化的征兆却在自身体现的最为明显。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最后，请允许我苍白地安慰你们一句:
除了雾霾，我们永远都有另一个选择。
2016.12.22 霾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