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黄山的美景，有句人人必引的名言：“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这句话的最早出处，来自于著名驴友徐霞客：“薄海内外之名山，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那一句“徽之黄山”，指的是明代徽州府。徽州府一共下辖六县：休宁、歙县、黟县、婺源、绩溪、祁门——黄山正好位于歙县的最北端。

徐霞客醉心于描绘山景，无意记录人事。他不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的嘉靖年间，黄山脚下曾发生过一桩民间官司。这起官司不算大，案情也不复杂，却被诉讼双方硬生生打出了美国律政剧的节奏。其奇崛跌宕之势，比起天都、莲花、玉屏三大奇峰亦不遑多让。

故事的主角，是一座古寺，和一座孤坟。

                            一

从黄山南麓的汤口镇一路南下，大约走上三十公里，地形会陡然一变。在连云叠嶂的山区之间，多出一段狭长如纺锤的盆地。盆地的中央地带，坐落着一座叫呈坎的古朴小镇。

小镇很美，唯独“呈坎”这个名字有点怪。如果你去旅游，千万别相信导游说的什么“游呈坎一生无坎”，那只是附会的吉祥话。

这里在汉代开始，一直叫做“龙溪”。到了晚唐时节，有两个不速之客忽然来到此间，再也不走了。这是一对堂兄弟：堂兄叫罗天秩，号秋隐；堂弟叫罗天真，号文昌。

这哥俩本是豫章的柏林罗氏，唐懿宗在位期间，他们随父辈迁到了建邺。罗氏兄弟在建邺呆了六年，眼看天下局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哥俩一合计，得跑，得找一处能躲避战乱的安稳地方。罗秋隐是个精通天文地理的奇才，他跑到黄山考察了一圈，最终选定了黄山以南六十里处的龙溪落脚，并将其改名叫做呈坎。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这是用的汉武典故。当年汉武帝为了求长生，在建章宫里建了一座神明台。台上立有一尊铜仙人，双手举起铜盘，用来承接早晚露水，饮之可获长生。龙溪周围这片盆地，恰好有一条潨川河流经，俯瞰全景，岂不正像是仙人露水落在承露盘里么？

对此《罗氏族谱序》里的解释是：“盖地仰露曰呈，洼下曰坎”，故名呈坎；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坎”在八卦中属水，“呈”者平地，“呈坎”即是水旁平地之意。

罗氏兄弟很快把族人都迁到了呈坎。罗文昌选择在盆地东南的上溪东、下溪东居住，成为呈坎前罗氏的始祖；罗秋隐则选择了盆地西部的后岗居住，成为呈坎后罗氏的始祖。

罗秋隐对呈坎很满意，他特意写了《定居》、《定志》二赋，告诫子孙，不要轻信别人言辞迁徙他处，然后溘然去逝。他的墓地，选在了其生前居屋以南三里的一处河岸。这里背靠黄龙山，门对潨川河，乃是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

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从呈坎镇向南走，快接近盆地南口时有一处依山傍水的村子，叫做杨干，即罗秋隐埋骨之地。严格来说，杨干是一个大地名，它包括了位于佛子岭附近的下杨干、潨川河畔的中杨干以及更北方向的上杨干。罗墓所在的位置，正在中杨干旁边。

杨干的这个“干”字，做“水边”讲，正如《诗经伐檀》里说：“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至于“杨”字，便无从考据了，也许从前在这里住着杨姓什么人。

罗秋隐下葬之后，这里便成为后罗氏一族祭拜祖坟之地，立有墓祠，四时香火，罗氏还拨出专门的田地用来支应日常开销——叫做膳茔。

不得不说，这座坟的风水确实好。从那以后，呈坎后罗氏人才辈出，在宋代比较著名的有罗秋隐八世孙、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的罗汝楫——不过这位亲附秦桧，参与迫害岳飞，所以后人不太愿意提——倒是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大才。

四子罗颂精通法律，判决迅捷准确，经手的案子从无冤滞，在民间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罗佛子”。至今呈坎附近有佛子岭，即从其得名。

五子罗愿，是方志典范《新安志》的作者。他精通博物，文笔精醇，而且道德感很强，一直以父亲为耻，从来不敢进岳飞庙。《宋史》里有记载，说罗愿一生兢兢业业，致力于民生，到老觉得善政攒得差不多了，有脸去拜祭岳飞。结果他刚拜完，还没出庙就突然猝死。虽说这个结局荒诞不经，但也从侧面看出罗愿的性格。

一代名儒朱熹对罗颂、罗愿两兄弟十分欣赏，曾给过一句批语：“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双贤”即指罗颂、罗愿兄弟，一句话把呈坎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罗氏一族亦成为当地显贵世家。

到了南宋理宗年间。呈坎后罗氏的当任家主，是罗秋隐直系十三世孙罗鼐。他在主持祭礼时发现一个弊端，呈坎罗氏自唐以来繁衍兴盛，四处开枝散叶，每年祭礼“老者远莫来，来者幼莫时”，长此以往，未免怠慢了祖先。

于是罗鼐召集族中众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在祖坟的外围建起一座禅院，割出部分田地作为寺产，请来僧人主持。一来祖坟时刻有人看守修葺，不致毁坏；二来寺内诵经不断，香火缭绕，也等于为祖先烘托阴德。

这种性质的寺院，被称为坟寺。宋代崇佛之风兴盛，很多大族都选择为祖坟修建一座坟寺，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

听了罗鼐的建议，族人纷纷表示赞同。罗氏一族家风亲厚，成员素来团结，他们有钱的捐钱，有田的捐田，实在没钱没田的，也表示我家出两个民力，参与营造，很快就解决了禅院基建和资金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找和尚了。

罗氏历代与徽州当地大族联姻，罗鼐娶的是歙县程家的女人，老丈人程元凤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罗鼐请程元凤推荐一位靠谱的僧人，老泰山想了一下，想到在宁泰乡仁佑里也有一座杨干禅院，遂推荐其中一个叫觉晓的僧人。罗鼐过去聊了一下，觉晓同意过来，索性把杨干院整个迁了过来。

罗氏在墓右边的开阔地修起了五间大屋，正中间供奉如来，右边供奉后土，左边供奉罗秋隐的牌位，再左边则又是三间屋子，一直修到溪水旁边的河坡，成为杨干禅院的基本格局。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组合，如来是释家的，后土是传统民间神祇，后来被道家吸纳，再加上祖先牌位，可以说是集佛道儒三家信仰于一身，应了王重阳那句话：“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南宋宝佑六年，杨干院正式建成。罗鼐又请来程元凤，专门撰写了一块《罗氏新建杨干院碑记》碑记，把建院的前因后果写清楚，请祁门人方岳负责篆盖、歙县人方回进行书册——这两位都是进士出身，方回后来在元代做到建德路总管——可见罗鼐为了建这个禅院，真是动用了不少人脉。

从此以后，罗氏祖墓旁边多了一座禅院。僧人们日日诵祈，罗氏年年拜祭坟冢，兴寺护坟，两无间忌。

时光流转，世势推移。转眼二百七十年过去，历书从大宋宝祐六年一下子翻到了大明嘉靖七年。

在这期间，很多事情不曾改变。罗氏一如既往地在呈坎生活着，发展成为歙县八大姓之一，而杨干禅院的香火也从未中断，始终缭绕在古坟四周。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比如罗氏对祖坟疏于祭扫，来的越来越少了。来杨干院上香的人却越来越多，它慢慢从一座罗氏的守墓禅院变成面向公众的名刹。

无论是罗鼐还是觉晓禅师都没想到，本该相敬相安的罗氏一族和杨干禅院，在几百年后突然起了龃龉，彼此攻讦，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

                          二

争斗的起因，还得从杨干禅院的一位”高僧”说起。

这位“高僧”的法号叫法椿，也是徽州人，出生于弘治八年，籍贯是歙县邻近的休宁县。此人的来历十分可疑，据说是绝户家的独子。

大明对于户籍管理特别重视，每一百一十户人家编为一里，一里造黄册一本，写明各户的丁壮、事产，凭此科税。一户人家如果壮丁断绝，会被归类为绝户，自然也不用缴税了。

因此民间有一种作弊手段，就是让家里的丁壮逃离原籍，再向官府报备绝户，从此家人可安享免税之福。法椿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正德元年，年仅十一岁的法椿逃离了家乡休宁。虽然他距离法律规定的成丁年龄还有五年，但此时地方户籍腐败严重，经常有明明不成丁的孩童，被恶吏强行登记为壮丁，借此要百姓多承担税徭。

能逃，还是早点逃的好

法椿离家之后，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成为没有户口的流民，四处迁徙，除非买通一地官吏假造户籍，才能合法落脚；第二个选择，就是出家为僧、道。只要有寺观肯接收他，并取得度牒，便有了合法身份。

徽州崇佛之风十分浓烈，境内大小寺院有几十座。法椿理所当然选了释教这条路。不过他不敢留在原籍休宁，跑到临近的歙县，投拜到杨干院门前。

寺庙对于这种投拜来的逃户，一般持欢迎态度。毕竟逃户没户籍，寺院将其收留，形同大户人家多了几个隐户奴仆。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违法，出家人慈悲为怀，人家求上门来，怎么忍心赶走呢？

事实上，徽州一带的诸多寺庙，一直在偷偷招纳逃流军民，这已是行业内的潜规则。仅杨干院在正德年间，就先后招纳了四十多人，法椿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

当时杨干院的住持叫佛海，大概是看对了眼，欣然收这个十一岁的少年为徒，还给他起了一个法号叫“法椿”。

“椿”本意是大椿，是一种传说中的长生古树，引申为寿高不衰之意。法椿这个名字，自然也寄寓了师父希望法统延续绵长的祝福。现在这个小沙弥与真正的和尚之间，只差一张度牒了。

明代对于度牒管理，颇有一套办法。从洪武十七年开始，朝廷规定，天下持有度牒的僧道，每三年要考核一次，没过的要收回度牒，比如今考驾照还严格。不过就像其他政策一样，官僚们很快就发现其中的利益所在。从景泰年间开始，只要僧、道捐纳五石粮食，便直接颁发度牒。再后来，朝廷干脆把这个制度当成开源之术，一遇灾害，干脆签发几万张空白度牒给当地官府，拿去换粮食赈灾。

也不知道是法椿天资聪颖，能顺利通过佛典考试；还是他师父格外疼爱，替他出了一笔费用。总之在两年之后，法椿顺利获得了度牒，正式成为一名落籍的僧人。

此时休宁县已经觉察到法椿逃户的事。法椿是家里的独子，依大明律，单丁不得出俗。县衙屡次发下文书，要求他立刻还俗应差，否则严惩不贷。可惜在大明体制里，这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为什么呢？

前面说了，大明在宗教管理上颇有创新，讲究两个字：意识形态上要“敬”，行政管理上要“汰”-——换句话说，朝廷充分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但宗教不能凌驾国法之上，也得接受朝廷部门的管辖。

洪武年间，朱元璋在礼部设立了僧录司，总管大明佛教事务。这个机构在各地每一级都有分部：府一级有僧纲司，州一级有僧正司，县一级有僧会司，逐级向上汇报。这些部门的官员都有僧人身份，谓之僧官。

用现在的话说，寺庙属于条管机构，地方县府是块管机构，两条线。当法椿获得度牒之后，进入条管单位，休宁县明知他是逃户出身，却再也无可奈何。

法椿彻底摆脱了俗世纠纷，开始在杨干院里大显身手。他运气特别好，跟对了人。他的师父佛海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在正德年间一度做到了徽州府的都纲。

都纲是僧纲司的主官，司掌整个徽州府的宗教事务，从九品。它看似是个最低级的芝麻官，实际权柄可不低。当地僧人的违法犯戒、寺庙的争端诉讼，都交由都纲来裁决调解。

不过这个职位虽有官身，却无俸禄，手下办事的皂吏仆役一应费用，还得僧官自己掏钱。所以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诚德者任之。什么是诚？就是捐纳一大笔银钱，证明自家有财力胜任——说白了，这个官得买；什么是德？你必须得到本地诸寺住持们的认可，有大德联名做保，才有资格担当。

买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乡绅乡宦为什么能在基层一言九鼎？一是有钱可以左右经济，二是有声望可以上达天听。这两个条件，是基层权力的来源所在。释门虽然清净脱俗，可也一样要服膺这个规律。一个籍籍无名的穷和尚，就算坐上都纲的位子，也没法开展工作。

法椿的师傅佛海能当上都纲，可见身家和声望都不低。等到佛海退下来以后，稍微运作了一下，在嘉靖二年把法椿也推上了这个位置。

法椿入寺不过十七年，剃度不过十五年，竟然能做到徽州府都纲，着实是个人物。

此时的杨干院，风气已大不如前，庙里几乎没有认真修佛的。僧人们除了敛财诓骗之外，没事还勾搭民间妇女，几成淫窟。与杨干院僧人有染的女子，光名字留下来的就有满真、七音、保弟、叶毛、佘窗、仙真等人。更有甚者，堂堂释教弟子居然信了白莲教，时常在寺里起香聚会，借机奸淫妇女，搞得乌烟瘴气。

罗氏一族跟杨干院关系密切，看到和尚们这么乱搞，自然心生不满。有一次杨干院又搞起白莲秘法，这次居然公然立坛咒诅。罗家人吓得够呛，生怕自己家被邪法影响，找到里老抗议。

按照大明律，每一百一十户人家合为一里。一里之内，管理者除了里长和甲首之外，还有里老。这个职位一般由年高德昭者担任，负责调解里内争端。只有当里老调解不果，百姓才能去县衙提起诉讼，不得擅自越级上告。

立坛诅咒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罗家人不好直接去县衙上告，便先请来里老吕社英调停。

吕社英去杨干院转了一圈，回来劝罗家息事宁人。罗家问那诅咒的事咋办？吕社英真能和稀泥，请来一个叫胡禛的术士，烧了几张纸，做了一番法事，就算是解咒了。

这件小事并没闹得多大，可罗家人对杨干院的不满溢于言表，积怨日深。尤其是罗家这一代的家主罗显，知道朝廷对白莲教的态度，惧怕万一哪日杨干院事发，把罗氏一族也牵连进去。

嘉靖六年十二月，杨干院的佛殿发生了损坏，重修工程由佛海的师弟、法椿的师叔佛熙和尚负责。这个和尚指挥工匠修理时，把一大堆瓦砾废料盖到了罗秋隐的坟头之上。等到工程结束之后，他没收拾，把垃圾扔在那再也没管。

嘉靖七年三月，罗显偶尔进入杨干院，看到祖坟被一堆瓦砾死死压在下面，登时气得够呛。再一打听，发现主使者是佛熙，罗显更是怒不可遏。

他和佛熙之间，早有积怨。

杨干院的位置靠近河道，屡次被洪水所侵。杨干院的和尚们遂把佛殿移到了罗秋隐的坟前，把供奉牌位的祠堂改到坟后的坡顶。经过这么一改，格局和宋代大为不同，罗秋隐坟本来在寺旁，这回被包纳进了院墙之内，与佛殿咫尺之隔。

到了弘治年间，位于坟后坡顶的墓祠发生坍塌，当时负责修理的正是佛熙。这和尚自作主张，非但没修好墓祠堂，反而趁机在原地起了五间大屋，修了个观音堂，还造起了钟、鼓二楼以及厂厅、廊房等设施，俨然成了一处大寺的规模。

当时罗氏虽然对佛熙不满，但格局已成，只好退让一步。没想到这个和尚得寸进尺，现在居然连罗家祖坟都要羞辱。

带着无比的愤怒，罗显叫来几个族人，把祖坟上的瓦砾清理干净，等佛熙回来理论。佛熙没露面，只派了个小沙弥回话，提出一个要求：让罗显把祖坟迁出杨干院。

相信罗显听到这个要求时，内心是崩溃的。整个杨干院是为了给我家祖先守坟才建的，你们搞清楚自己的立场好不好？！罗显把来人骂走，准备好好跟和尚们算算账。

不料佛熙却率先出手。

佛熙早看这座殿前孤坟不顺眼，这次既然挑起了冲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做绝，我老衲可不是吃素的！

他手里一翻，准备了一份状书，直接送到了歙县知县高琦的案头。

在这份状书里，佛熙声称罗氏一族看中了本寺的风水好，所以设了一个假坟在此，妄称年代久远，伪造方志文书，其实护坟是假，谋夺寺产是真。

猛一看，这状书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全无凭据。可佛熙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位高人——正是他的师侄、时任徽州府都纲的法椿禅师。

都纲是宗教仲裁官，法椿自然对大明律非常熟稔。整个诉状，恐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可不要小看佛熙这次提告的动作，里面的门道可是很深的。

百姓要告状，得先请里老进行调解，调节不成再行告官。杨干院属于寺庙体系，则不受这个流程的限制，可以径直去找知县。换言之，罗显要告杨干院，将会是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杨干院告罗显，却可以立刻进入审理阶段。

这样一来，罗显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杨干院对簿公堂。

知县高琦接到诉状之后，立刻派人把罗显提来。罗显一头雾水赶到县衙，看到佛熙旁边居然还站着法椿。

原来，佛熙主动提诉，还有这么一层用意。

在《金陵梵刹志》里，关于都纲的权限是这样说的：“若犯奸盗非为，但与军民相涉，在京申礼部酌审，在外即听有司断理。” 翻译过来就是：如果诉讼是寺庙之间的，交由都纲仲裁；若诉讼发生在寺庙和普通民众之间，则须通过当地官府来审理。

杨干院起诉罗显，属于宗教人士与民间的冲突，自然应该交给歙县知县审理。但因为杨干院是原告，身为徽州都纲的法椿，也有权参与进来。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次起诉是杨干院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让法椿站在公堂之上，与罗显对质。

罗显本来信心满满，法椿是都纲又怎么样？我家祖坟先于杨干院而起，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有实物、有人证，还有府志县志碑文等文献为证，怎么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没想到，双方一对质，情况却大大出乎罗显的预料。

法椿上来就扔了三个大炸弹。

第一，他宣称罗秋隐坟墓的所在早已湮灭无闻，现在的坟头是罗显伪造的。理由是这尊坟墓的形制狭小，坟边又没有石灰勾勒，只有八层砖围，分明是临时草草堆成。

第二，府志县志记录简略，里面所说的罗氏坟冢位置含糊，未必就是目前在杨干院里的这座，因此不足为凭。

第三，杨干院的建立，与罗氏无关。目前这一所禅院始建于唐咸通二年，位置是在歙县孝女乡，先后经历三次迁移，方才落于杨干。而那块所谓程元凤撰写的碑记里，说杨干院自宁泰乡迁来，显然指的不是这一所杨干院。院内的坟头，自然也就不是罗秋隐的——罗家人拜错坟头了。

罗显被这三枚炸弹给炸懵了。这三条虽是强词夺理，可一时之间却不易辩驳。

没等罗显辩解什么，法椿又扔出了第四枚炸弹。

这是一份洪武二十四年的流水保簿，编号“宾一千九百九十九号”。那一年，徽州正好清丈土地，不光要清理民田、官田，所有寺庙道观的土地也要登记造册。杨干院的所有名下寺产，就登记在这份文书里，并写明所属人是杨干禅院。

法椿的主张很简单：流水保簿是最具权威性的官方证明，足见官府承认杨干院的产权在寺僧手中，并无与罗氏有关的字样。禅院内的建筑该如何处置，只有寺僧有权决定。

如果说前三条还属于强行碰瓷的话，这一条却是直指要害。

不管杨干院和罗氏在唐宋元期间有什么渊源，至少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后，法律上认定杨干院是独立经营的，而非罗家私产。

罗显这下子可慌了。

他连忙申请同乡做证。知县从善如流，发牌调来排年、里老、邻佑来问话。

里老的身份刚才解释过了，邻佑即是邻居，这个“排年”，说来有些复杂。

明代的里长并非终身制，是由十户富裕人家轮换充任，每户轮值一年。轮值的人户，称为现年，不当值的九户，则称为排年。他们有义务为涉及本里的官司提供证词或担保。

这三类人，都是最熟悉罗氏和杨干院关系的外人。罗显以为他们肯出来作证，多少可以扳回一城。孰料这些人在堂上支支吾吾，不肯明言。甚至有两个早已从呈坎后罗分出去的族人，叫罗承善和罗互社，跳出来代表分家指斥罗显。

看来法椿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足，不光洒出银钱去收买关键证人，还挖出两个跟罗显有仇的闲汉。杨干院是远近知名的富户，都纲这级别的官职说买也就买了，贿赂几个小小百姓自然没问题。

罗显立刻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极为被动。他唯一的希望，知县能稍微讲点道理，做出公正的裁决。可他站在公堂往上一看，看见知县高琦，心里明白彻底完蛋了。

高琦在《歙县志》和《徽州府志》里有传，他是山东武城人，进士出身，嘉靖五年起担任歙县知县。歙县人对他的评价非常糟糕：“性刚恒，每以微罪杖人，不服则乘怒加杖，遂令立毙，且复黩货无厌。寻以贪酷败。”

以法椿的手段，不会不去重金贿赂这位“黩货无厌”的主官，补上最后一手棋。

果然，高琦在审理时，表现出了极其露骨的偏袒，对法椿、佛熙一方言听计从，对罗显却屡屡训斥。罗显吓坏了，他知道高琦的名声有多坏，除了“贪”之外，还有一个“酷”，动辄动刑，被当场打死也不是没先例。

罗显年纪不小，害怕自己稍有反抗，会被水火大棍伺候，被迫含泪认怂。

高琦一见被告服软，立刻敲钉转脚，发下判决：罗显和那两个帮忙搬瓦砾的罗氏族人问罪发落，县衙派人去把那座祖坟铲平。

杨干院一方大获全胜。

法椿不愧是徽州都纲，熟知司法流程不说，又胆大心黑，盘外招一招接一招，更有杨干院的财力支撑。他以有心算无心，硬是把一桩没道理的官司给打赢了。罗显输得冤枉，可也输得不冤。

                          三

罗显回到家里，越琢磨越委屈，越委屈越气愤。

倘若还在宋代，罗氏一族里世代簪缨，人脉深厚，连兴建杨干院都能请来当朝右丞相撰文，哪个宵小敢来动歪脑筋？可惜进入明代之后，罗氏的官运却大不如前。

其实准确地说，是后罗的官运大不如前。呈坎分前罗与后罗两脉。前罗在明代出过几个名人，比如徽墨鼻祖罗小华、隆庆进士罗应鹤、著名清官罗尚锦等等；而后罗一脉则与官场断了缘分，他们家出了不少商人和举人，但再没见到什么朝廷大员。

要知道，官员数量与家族地位之间密切相关。没了官身护佑，你繁衍得太兴盛，也不过是一块肥肉，引起各方垂涎。法椿、佛熙之所以肆无忌惮，高琦之所以敢贪赃枉法，还不是觉得后罗好欺负么？

罗显担心这场官司一输，后面的麻烦无穷无尽。他召集了各房家长，说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把这场官司打下去。

族人们深知其中利害，纷纷出钱出力。现在有文献记载的，罗显惠、罗仪、罗权、罗兴等八人负责跟随罗显当助手，处理官司事宜；在活动经费方面，罗昌玺捐了七百二十两，罗斯昌、罗斯齐两兄弟、罗仪儒、罗良玺、罗珂珊等身家比较富庶的族人，每户捐了六百五十两银子。次一等的罗姓族人，或捐三百，或捐一百，也有家境比较困难的，只捐了十几两。

总之罗氏一族“莫不各随其力之所及，家之所有，乐输以为助” ，齐心协力要渡过这次危机。罗显对此很是激动，感慨说“一时举族念祖之公心，且使后世知孝于祖者，垂直不朽，亦可以自励云耳。”

罗家足足凑出差不多四千两银子，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八千石大米。打个官司而已，用得着这么多钱么？

还真说不定。

《近事从残》里有这么一段隆庆年间的往事。一个叫曹大章的翰林回到老家金坛居住，遭遇了强盗打劫，怀疑是扬州一个叫韩嘉言的盐商干的。曹大章把韩嘉言告去了应天府。官司开打之后，两家各显神通，不是买通应天府尹，就去找科道弹劾，行贿的行贿，收买的收买，银钱泼水一般使出去。最终官司打到南京刑部，终于判定韩嘉言与强盗案无关。

可怜韩嘉言为了上下疏通打点，百万身家花了个磬净。虽然结局他还了清白之身，却已被这无妄之灾折腾到破产的边缘。

可见在大明打官司，不多准备点银子是不成的。拿这四千多两去对撼杨干院的和尚，还嫌不够呢。

罗显收得了银子，聚齐了人手，族里问他下一步打算怎么翻案？罗显想了想，去歙县击鼓鸣冤肯定没戏，闹到徽州府也意义不大。

他一咬牙，说咱们去徽州府巡按察院上诉去！

巡按察院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罗显觉得去那里上诉会更有胜算呢？这还得从大明的上诉制度说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打官司要一级一级打，老百姓如果起了纠纷，先让里老调解，不成则去州县里打官司；州县解决不了，再上诉到府里；府里不满意，再上诉到省级最高司法机构——按察使司。这个次序不能乱。如果有人胆敢越级上诉，扰乱司法秩序，无论是否愿望，先笞五十再说。

歙县的上级主管是徽州府。罗显要循正规途径，必须先在歙县提告，然后再去徽州府上诉。这官司一打起来，怕是会旷日持久。

但凡事总有例外。

有一个官职叫做“巡按御史”，该官员代表皇帝定期巡视各地，检查地方政务。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空降的纪委专员，上可通天，只对皇上负责，地方政府管不着。

巡按虽然只是七品官，但权柄极大，地方上举凡民政司法的庶务，有问题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更可怕的是，巡按还有两把“尚方宝剑”，第一把宝剑，是对地方官员有奖惩之权，可以保举“廉能昭著”的清官，亦能追究“蠹政害民”的贪官。所以就连四品知府看见七品巡按，都得客客气气的。

第二把宝剑，巡按除了监察之外，还自带法院属性，有权接受军民词讼。如果老百姓觉得县衙处断不公，又不愿意上诉到府衙，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去找巡按上诉。

巡按是中央官员，找他打官司不算越诉，而且他的身份独立于地方，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审案不受地方利益干扰，算是百姓的另外一条伸冤的通道。老戏文里经常看到，动辄戏台上出来一个“八府巡按”主持公道，威风凛凛，所有人都得跪。虽然“八府巡按”不是正式官职，但也多少能看出其在民间的威名。

徽州府的情况，稍微特殊一点。它隶属于南直隶，归中央直辖，没有按察使司。罗显在歙县这里吃了亏，又不想惊动徽州知府，自然就该去巡按南直隶御史那里找回场子。

说来有趣。徽州府的驻地，就在歙县的县城里头。罗显从歙县县衙出来以后，一拐弯就能走到徽州府衙，再往东边走上几步，可以看到一座高大宽阔的公署——这里就是巡按直隶御史的办公地点，徽州巡按察院。

这是洪武三年兴建的建筑，有正厅耳房五间、泊水三间、直舍一间，后堂三间、左右廊各六间、门屋七间、听事厅左右各三间，算得上是个大院子了。

巡按御史没有固定驻地，要流动巡视各地，各地都设有一座“察院”作为办公室。歙县是附廓县，县衙和徽州府衙同在一城，所以歙县察院和徽州察院索性合并一处，一个单位，挂两块牌子。

不，严格来说，是三块牌子。

这座公署本来还有一块牌子，叫做“应天巡抚徽州都院。”

巡抚这个官职，比巡按厉害。在大明国初，省级单位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分管民政、司法以及军事，号称“三司”。但三司彼此独立，运转起来特别麻烦，后来朝廷设了一个“抚政安民”的巡抚，节制三司，比现在的省长还大。再往上，

巡抚的头衔里既然有个“巡”字，自然也要在各地设下办公地点，称为“巡抚都院”，也有受理诉讼的职能。负责南直隶一区的巡抚，叫做“应天巡抚”，因为辖区包括应天府。它在徽州府的办公室，一直是和巡按察院合在一块办公的。

弘治十四年，巡抚彭礼来到徽州，觉得两院一起办公太麻烦了，徽州府赶紧在府学左边建了个新都院，把牌子搬了出去，旧院仍交巡按使用。徽州百姓提到这两个地方，都敬畏地称之为“两院”。

嘉靖八年年初，罗显写好上诉的状书，带着全族人民的希冀，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

                          四

可巧新一任巡按直隶御史刚来，此人叫刘乾亨，是河南洛阳人。刘乾亨新官上任，很想有一番作为，对这件案子颇为重视，遂接下了罗显的诉状。

罗显这份诉状，也是请了高人指点。里面先不提杨干院和罗秋隐坟的事，而是指责杨干院“招集流民伪僧为非”、“习演白莲教法，聚散无常”，说佛熙奸淫妇女并“谋死奸妇父男”，说法椿“夤缘官府，交通贿赂”，总之先给人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这阖寺僧人都是奸佞，奸佞之话必不可信。

说完这些，状书才开始讲述罗家祖坟的事，引用大量文献来论证罗氏“因坟建寺”的缘由，以及佛熙等人的恶行，最后还不忘把知县高琦捎进来，说他贪赃枉法，滥用酷刑，事后还派人平坟，简直罪大恶极。

刘乾亨看完罗显诉状，觉得这案子没什么疑问，胜负立判。不过正因为胜负太明显了，反而比较麻烦。

巡按虽然可以接军民词讼，但并非能事事亲审。《大明会典》里说得清楚：“（巡按所接案子）若告本县官吏，则发该府；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则发按察司；若告按察司官吏，不許转委、必须亲问。”

可见大部分告官案件，巡按只能向被告官吏的上一级转发，只有当按察司官吏涉案时，巡按才能亲自出手。

罗显这个案子涉及到歙县知县高琦，按正常流程，刘乾亨应该将其转发给徽州府，由府属推官来处理。可如果徽州府能解决，人家何必跑来察院多此一举？

刘乾亨再看了看，发现状书里提及了一个细节：罗显指控高琦除了收取贿赂之外，还滥用酷刑，将其屈打成招。

这回好办了！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亲审的条件，有一则特殊条款：“若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等项、不许转委、必须亲问。”——就是说，如果案情里有官吏擅用刑求逼供、锻炼成狱的情节，巡按不得再转发出去，要亲自审问。

按照我们的想象，接下来应该就是刘青天亲自升堂了吧？惊堂木一拍，奸僧犯官纷纷跪下认罪云云。

不，并没有。接下来刘乾亨做出一个特别奇怪的决定——转宁国府提吊文卷审理。

这个宁国府，不是《红楼梦》里那一座，而是在徽州府东北方向的邻府，治所在宣城。刘巡按这一脚皮球踢得够远，踢到了徽州府境外。

这个决定乍一看莫名其妙，但仔细一琢磨，可谓深得官场真味。

一个新上任的巡按，如果上来就亲审拘拿一个知县，未免有点骇人听闻。做官最重要的是和光同尘，抓了高琦不要紧，惹得徽州官场抱成一团，八府巡按也吃不消。

刘乾亨把案子转交宁国府异地审理，自己就安全了。宁国府跟歙县没关系，可以保证审案的公正，更不怕得罪徽州官场。将来他们若是查出歙县知县有问题，也怪罪不到巡按头上。

更妙的是，这并不违反大明律。罗显状告知县高琦，按规矩是该转交府级衙门来审。只不过这个“府”不是徽州府，而是宁国府罢了。在大明的司法实践里，异地审案的情况很多，谁也无法指摘。

刘乾亨这是在隐晦地暗示徽州府，如果你们对异地审理有意见，那我就要援引“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的条款，动用巡按的权限来亲自审理了，届时大家面上须不好看。

“巡按亲问”在刘乾亨手里，变成了一件核武器。它的用处不是毁灭，而是威慑，放在发射架上引而不发，才最有力量。

所以这一招“转宁国府审理”，看似踢皮球，其实蕴藏着无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既让案子顺利推进，同时又保护了巡按自己。

果然，徽州府知道以后，什么也没说，也没什么能说的，等结果就是了。只有法椿显得有些狼狈，他的力量在徽州府能施展，跨境都力不能及了。

宁国府派来审理杨干院案子的，是一位姓郭的推官。

在明代的府衙生态里，一把手是知府，二把手是同知，三把手是通判，第四把手是分管刑名理狱工作的推官，俗称“刑厅”，也叫“四爷”。

这个四爷叫郭凤仪，河南人。他相当认真负责，把案卷供状、古今郡志、寺碑家谱等一干卷宗调过去，细细研读，把所有相关人证、里老、邻居等重新审问，还派了太平县的典史、巡检亲自赶赴杨干院勘察现场——太平县即现在的黄山区，明代归宁国府管理，与歙县隔黄山相邻，过来一趟很方便。

结果并没什么悬念。无论文献还是乡人证言，都证明了罗氏祖坟的存在。而宁国府的调查人员在杨干院佛殿前的泥土下方，挖出了一些古旧砖廓，更证实了祖坟绝非浮土堆成。

宁国府的判决如下：

1 断令佛熙修筑坟还罗显摽祀。

2 仍将观音堂东边地一间，与罗显盖造祠堂一间，竖立碑记，供奉罗秋隐神主。

3 以后不许罗显因而赖为己地，再有埋葬。

4 及审佛熙、满真犯奸是的，追出度牒还俗。

5 （佛熙）供拟罗显奏事不实……仗罪。

这个判决，可以说罗家大获全胜。罗显不仅保住了祖坟，可以如常祭祖，而且还追回了观音堂的一间房屋，为祖先重建墓祠。而且仇人佛熙被判了诬告罪，狠狠挨了一顿板子，强制还俗。

唯独第三点对杨干院有利，判定罗氏对寺产并无所有权，也不得添加新坟进去。这条聊胜于无，罗显本来也没有争寺产的心思，更不会把新坟挪进去。

可惜知县高琦并没受什么影响，大概宁国府不愿去无端得罪一位官员吧，算是一点点遗珠之憾。

按照程序，宁国府把结果回报徽州府察院，请巡按覆审。刘乾亨大笔一挥，直接批准，还添了一条，责令佛熙亲自把祖坟堆回去……

还坟现场一度十分尴尬——对佛熙来说——不光太平县的典史和巡检来压阵，还强制要求杨干院的和尚、附近里老、甲首、邻人都来围观。众目睽睽之下，佛熙红着一张老脸把坟土堆回去，堆完以后，仓惶而去。

一应事项完成以后，罗显和杨干院双方“各取甘结”。

“甘结”是一种特别的法律文书。当官司做出最终判决之后，双方都要在“甘结”上签字画押，以表示服从判决，不再翻案。甘结一签，证明本案在程序上完结。

可有一个人，仍旧不服。法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