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在那个物质匮乏娱乐贫瘠的年代,于我而言,只要是能发出声音且有视觉享受的活动都可谓之娱乐。孩子们的天性就是贪玩,我们虽然囿于农村限于家庭的清贫,但我们却能够苦中作乐也能够就地取材,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有声娱乐中渐渐长大的。
京戏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有几个知识分子被下放到我的家乡,其中有一个女人酷爱文艺,她曾组织了一个戏班子,逢年过节或是在有重大活动的时候便在村里的礼堂唱一出京戏,她作为戏班子的主心骨和台柱子自是当仁不让扮演主角。
那个时候,父亲正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年轻小伙子,也许是受他们的影响,也许是看戏看多了,竟迷恋上了京戏,于是便拜她为师。父亲本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也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他竟然置母亲和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于不顾,全身心地跟着老师学唱京戏,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便学会了拉二胡,还学会了看图谱和剧本,到了后来,他竟可以登台表演了,于是,父亲作为一个优秀的文艺青年便成为老师最得意的学生。
听母亲说,父亲在学唱京戏的那段日子着了迷,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一天到晚就知道拉二胡,练他的唱功,背他的剧本,哼他的唱词,至于土地里的农活他是全然不顾的,全是母亲一个人在操劳。鉴于此,母亲不得不将大哥送到外婆那里去,然后每天背着我在田地里忙活。那时的我才两三岁,刚得了一场奶疳,身体瘦弱,老是爱哭,父亲不胜其烦,竟然一个人搬到柴房去住了,甚至还说出将我扔出去喂狗的狂言。为此,母亲不知和他吵过多少次,但事后还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因为母亲很宽容,他能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父亲才二十来岁,还是一个刚长大的大男孩,现在有了一个戏班子,他内心那颗长期被压抑的心是该彻底地释放了,虽然父亲做得有点过火,但母亲相信等过几年父亲自会变得成熟和稳重的。
后来父亲出道了,能以旦角的身份登台表演了。那时的我也大了一些,能在农村里四处走动,也似乎有了一些模糊的记忆。每当村里唱戏的时候,我当然要去凑热闹。我有时看见父亲在后台拉二胡,有时看见父亲的脸红一块白一块,头发盘起来,而且头发也很长,可以甩来甩去,他站在台上正字正腔圆地唱着什么,我有时看见父亲的胡子突然变长了,其实那是在嘴唇上挂了一副髯,他一脸严肃地站在那里,手指前方,怒眼圆睁,怪吓人的。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唱的是哪一出,但我想,不外乎是《秦香莲》《贵妃醉酒》《凤还巢》《穆桂英挂师》和《霸王别姬》这些享誉华夏的京戏吧。
后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农村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知识分子也都回城了,戏班子便解散了。父亲在中年时还和他的老师有联系,后来迫于家庭压力,他终于勤于农事,走上了正道,而且还很吃苦,和他的老师也就不再联系了。有一日,他竟将家中那把二胡摔断,还将那些剧本付之一炬,好像誓与京剧一刀两断似的。现在我常想,为什么我的兄弟姐妹就没有一个人遗传父亲的文艺细胞呢?哪怕只是一丁点。平心而论,父亲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他这一生的许多特长我们这一代人却是不可逾越的。
在那个娱乐活动极其匮乏的农村,京戏无疑给父亲那一辈人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同时也给我们这些生于七十年代的人烙下了一些朦胧的美好记忆。
电视
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家里穷,暂时还买不起电视机,但村里有些富裕的家庭便买了电视机,我的邻居家就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当放学归来,扔下书包,我便立马跑到别人家里看电视。如果屋里坐满了人,便站在门槛上看,如果门槛上站满了人,便趴在窗户上看,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电视迷。电视是人家的,当然是有什么看什么,反正当时的我就是觉得什么都好看。小孩子不懂事,没有自尊心,脸皮也厚,再者,当时民风纯朴,邻居不会呵斥你,更不会赶你走,乡里乡亲的,邻居毕竟做不出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母亲这时往往会走过来,拎起我的耳朵牵着我回家吃晚饭,并顺便对邻居说一些客气的话,说什么我这个死崽不懂事,在你家看电视妨碍你们了。
后来,我家也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现在还记得是上海牡丹牌的,但很小,只有十四英寸。自从家里有了电视机后,放学归来更是肆无忌惮,没事就是看电视,虽然频道很少,但我依然看得津津有味,看日本的经典卡通片《聪明的一休》和《恐龙特急克塞号》,看日本的经典电视剧《血凝》,真不明白,当初那些好看的片子怎么都是日本拍摄的。我经常看得忘记了吃晚饭,被母亲训斥一顿后,便一边双眼盯着电视屏幕,一边右手用筷子扒拉着米饭。因为此时的邻居家已经换了一台彩色电视机,趁着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我便偷偷地溜到邻居家去看别人的彩色电视。也不知是邻居告了我的状,还是我的行为母亲有所察觉,有一次母亲将我拖回家来并打了一顿,并骂我是一个贱骨头,自己家里有电视,还跑到别人家里去,真是丢我的脸。
读初中的时候,家里将那台黑白电视机淘汰了,从舅舅家搬了一台二十一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也就是说这台电视机是舅舅送给我家的。但当时的我长大了,做事也有理智了,不再痴迷电视了,不过,我还是用它看过一些当时风靡中国的经典电视剧,比如《再向虎山行》《霍元甲》和《太极宗师》。那时看电视只看情节,只为剧中的人物忽悲忽喜,从不关心角色的扮演者也就是演员。在看《太极宗师》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片尾曲《红花红颜》特别好听,便在电视剧结束的时候拿一支笔将那些歌词抄下来,听了几遍也便会唱了。时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该电视剧的男女主角分别是吴京和惠英红,而这正是吴京出道的得意之作。那时看电视最反感的就是每天播放两集,真是吊人胃口,弄得我晚上总是睡不好觉,总是期待第二天快点来临,真到了第二天,又希望白天快点过去,黑夜马上降临。这其实是一种心理在作怪,要是放在现在,买一个DVD回来,一口气就可以将它全部看完,一次就过足瘾。
电影
小时候,乡里为了丰富农村的娱乐生活,偶尔也会送电影下乡。每当放电影的消息一旦传来,村里便炸开了锅,大家奔走相告,消息自然不胫而走。要知道,看电影不光孩子们爱看,就连大人和老人都爱看,因为农村里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天天闷在家里也没劲,不如出去透透气,毕竟电影对村民来说还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物。
放电影时,一般会在村里选一个比较开阔能够容纳很多人的地方,提前在别人的墙壁上挂上一块很大的白色幕布。傍晚时分,村里人便早早地吃完晚饭,搬起自家的矮凳、竹凳或长条凳来到广场上占位置。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既有小孩,也有大人,全家人倾巢而出,一些刚分娩不久的妇女甚至抱着婴儿前来观看电影,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电影,可见村民对看电影的重视和痴迷。一般小孩坐前面,或坐在地上,或坐在矮凳上,或坐在大人的腿上,大人们则坐后面,或坐在长条凳上,或站在土堆上,甚至有些人爬到树上或是别人的屋顶上。这是露天电影,既没有座位,更没有座次,大家根据先来后到和见缝插针的原则自己找个适合观看电影的最佳位置,至于是否看得到是否看得清楚全凭个人的造化和能耐。不过,在中间的某一个位置那是一定要腾出来的,因为这是工作人员放电影的地方,他必须坐在这里操作机器,进行一些播放、快进、倒退及换片的工作。
放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吃瓜子,可以剥花生,也可以啃甘蔗,但就是不允许喧哗和大声吵闹。不过,大家都很遵守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只是有些调皮的小孩难免会追逐打闹,便会从摄像头前穿过,他的身躯霎时挡住了从摄像头投出来的影像,惹得众人一顿大骂,慌得父母忙将自家的小孩拉回来并在其屁股上拍上一巴掌。最糟糕的是碰上天突然下雨,如果天公不作美,那这场电影只好收场了,乡亲们不得不扫兴地一一散去。一般来说,工作人员是不会再次来村里放同一场电影的,除非有特殊情况。
有时,邻村也会放电影,如果你消息灵通再加上颇有兴致的话,可以不辞辛劳跑到邻村去看电影。大人们爱面子,一般不会去,但小孩们却乐此不疲。
我曾在家乡看过不少的电影,现在虽记不清到底看了哪些电影,但依然还记得曾看过《高山下的花环》《铁道游击队》和《英雄儿女》这三部红色电影。如今,农村家家普及了电视机和影碟机,政府再也不会组织工作人员去乡下放电影了,于是,昔日那种男女老少集体看露天电影的热闹场面便成为一道永恒的记忆。
舞龙
小的时候,村里有一个舞龙队,大概六个人,一个人拿火球,一个人舞龙头,一个人舞龙腹,一个人舞龙尾,一个人负责端盘子,还有一个人负责敲锣打鼓。那些道具其实很简单,是用纸、竹签和木棍这三种材料做成的。先在纸上绘上龙的样子,再用不同的颜料涂好,将纸扎在竹签上,组成一个龙的雏形,最后用四根木棍将龙举起来,再用纸和竹签做一个大大的圆球,涂上鲜艳的红色,这样纸龙便做好了。
春节期间,一般都是在正月初一至正月初三那三天,舞龙队便出马了。他们穿行在村子的小巷里,边走边舞,自然引来全村的男女老少前来驻足观看。领头人举着火球时升时降,舞龙头的那个人便朝着火球的位置不停地移动龙头,后面的那两个人也跟着有节奏地摆动着龙腹和龙尾,使其像一条真龙一样在空中不停地飞翔和盘旋。一个人在一侧敲锣打鼓,端盘子的那个人则在另一侧,一本正经地托着那个盘子,朝着乡亲们微笑,却不说话。乡亲们心领神会,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便纷纷在其盘子里放上一些面值为几分或几角的硬币和人民币,至于钱的多寡全凭个人意愿,他们不会强求,更不会向你索取或乞讨。本来嘛,大家在新春佳节都只是图个吉利、热闹和开心,所以索取钱财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只是一种形式罢了。
其实,家乡的舞龙队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不仅道具简单,而且表演也很粗糙,没有什么腾挪跳跃的功夫和技艺,所以他们都无需专业的培训,只要简单地操练一遍便可以登台表演了,这当然比不得岭南广东省那些专业的舞狮队,你只要看过关于黄飞鸿的电影就明白,没有数九寒天的勤学苦练那是上不了台的。
记忆中,家乡的舞龙队只搞了两三年便再也没有搞过了,于是每年过春节的时候,看电视便成了我们主要的娱乐方式。
红喜事
在我的家乡,将儿子娶老婆和女儿嫁人都叫做红喜事。中国人崇尚红色,因为红色代表喜庆、幸福和团圆,而结婚又是一件令长辈高兴的事情,也许这就是红喜事的来历吧。
小时候,若是谁家的儿子娶老婆,在我的家乡叫做讨夫娘,抑或谁家的女儿嫁丈夫,在我的家乡叫做嫁老公,我们这些小孩子是最喜欢去凑热闹的了。在办红喜事的时候,不光可以瞧一瞧打扮光鲜亮丽略带羞涩的美丽新娘,而且还可以捡到主人家抛撒在地的喜糖,更重要的是,可以享受那种久违的“呜哩呜哩哇”不绝于耳的喜庆音乐。
迎亲路上,音乐班子一般走在前面,有吹喇叭的,有吹唢呐的,有敲铜锣的,有碰铜钹的,还有敲鼓的,一般五六个人。他们一边慢悠悠地走,一边操纵着自己手中的乐器,这样的架势,这种锣鼓喧天的场面,自然引来许多前来看热闹的父老乡亲。乡亲们聚拢在两旁,自发地排成一条队伍,好像在迎接一个衣锦还乡回家省亲的妃子一样。音乐班子那些人也很卖力,有的憋足一口气使劲地吹喇叭,竟能吹上几分钟,他的腮帮子就好像一只处于发情期正在打鸣的青蛙一样直往外鼓,有的做一个深呼吸拼命地吹唢呐,有的突然将一根木槌猛敲在大鼓上,有的冷不丁将两片铜钹猛撞一下,有的时不时将一根木槌敲在铜锣上,总之,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奏交错在一起,绵绵地悠悠地回荡在家乡那片宁静的天空。毋庸置疑,他们吹的都是一些诸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小背篓》《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和《父老乡亲》之类的喜庆音乐,而且他们几个人内部要协调好,务必要将音乐延续下去,不能冷场,更不能扫了亲人们的兴致。
白喜事
村里若是有老人仙逝了,他的晚辈就要为他操办丧事,召集所有的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为长辈举办一个活动,送老人去另外一个世界,算是送他平安上路陪他最后一程。因为在送葬的路上,亲人们一定要披麻戴孝,也就是一律穿白色的衣服,本来嘛,老人辞世算不上一件喜事,但亲人们认为老人只是暂时离开我们,其实他是去西方极乐世界逍遥去了,这不,他的身体还在,只是他的灵魂脱壳去了远方而已,他还会回来的,于是也便将它视为喜事。也许,这就是呼之“白喜事”的缘由吧。
在办白喜事的时候,亲人一般也会请音乐班子,一路吹吹打打,一路敲锣打鼓,说是送老人上路不能冷场,要热闹一点高兴一点,不能让老人受委屈,一个人走在路上太寂寞。和办红喜事一样,音乐班子一般也是五六个人,一样有锣、鼓、钹、喇叭和唢呐这些乐器,只不过他们演奏的都是一些比较悲伤、低沉、凝重和哀婉的音乐,这种声音在空中悠长地飘荡着,像一颗催泪弹一样在人群中炸开,使人潸然泪下,让在场的人无不心情沉重。真不明白,同是一个人,同是一件乐器,竟能吹出两种截然不同境界的曲调,也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有些老人和死者生前有很深的交情,竟也暗自掉泪,时不时用衣袖拭去脸上的泪珠,只有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们纯粹是看热闹的,但在这种特殊的场合,我们也不敢嘻嘻哈哈,更不敢追逐打闹,我们不是出于对老人的大不敬,而是害怕父母会用木棒狠狠地敲打我们的屁股。不过,有一种声音怕是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受不了,那就是在送老人走出村庄的路上,其子女为其哭丧的声音,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一路跪拜一路哭天抢地,简直是在咆哮。他们嚎啕大哭,捶胸顿足,其悲痛欲绝肝肠寸断的样子,旁人看了真真唏嘘不已。
尾声
一种娱乐的产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繁荣,同样,一种娱乐的消亡乃至失传是不是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悲哀?
童年哟,纯真的童年哟,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但那些童年的有声娱乐,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时不时地涌现出来,抖出一帧温馨而动人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