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京前，一次无意走到“新农村”，曾经熟悉的地方已经变得很陌生了……
1957年因兴建大冶冶炼厂熔炼车间，把位于长乐山脚下，古木参天属长乐公社五大队的徐隆五细屋和陆元恭两个自然村，整体搬迁到冶炼厂家属区北村东端通黄石的公路边，重新划拨了耕地，编为东方公社红星大队十小队，村名仍为徐隆五细屋。因当时所盖的搬迁房一排排，整齐划一很有新型农村的面貌，加上徐村读起来拗口，人们俗称“新农村”，久而久之这一名字也被官方接受沿用至今。
随后几年因冶炼厂扩建和建专家招待所等，陆续又有庙宇垴（部分）和一些零星农户迁入，所以“新农村”姓氏较多除徐姓外还有黄、刘、江、詹、陆等。村中有上、下两口池塘，方便村民洗衣洗菜，其中一口塘用片石围起一水井作村民的饮用水。塘里养了鱼，下塘还有藕，夏季荷花盛开，冬天春节前抽干水后，“猴子”队长指挥众劳力在泥里先挖藕再捉鱼，一个个满身满脸的泥浆透着丰收的喜悦。然后按每户人口和工分按大、小堆分配，也有人认为吃了亏不高兴而吵闹，我们一帮孩子不顾天冷围着塘边看热闹直至天黑。
“新农村”刚建时新下陆的工人村还没有形成规模，那一片叫“万家垴”（可能是一个个只有几户人家散落的自然村，姓氏多故称万家吧！）在现在的有色公司退休办旁有几棵鸽子树（开的花像一只只白鸽，很可能是稀有树种珙桐）东村还有松树林和池塘。周边魏王、汪家湾等也是古木参天。小勇、志军、若胜、宝山他们第一批来的厂子弟，常常捉鱼、用弹弓打鸟，那时的地下水位非常高在低洼处一锹挖下去就见水……可见自然生态极好。
六十年代初陆续又有大批人员汇集到下陆参加冶炼厂建设，一时住宿紧张很多人家就近借住老乡家里，我同学湘玲家就住“新农村”一年多。他们和村民关系相处的很好，那时还是自然灾害期间，农民家里煮的苕和苞谷也给职工的孩子们吃。湘玲家小弟建平就出生在“新农村”是请文医生到家接生的，因上面三个都是女孩，喜得贵子一家人高兴，房东晏法认为自家风水好发人，隔壁左右的村民也高兴前去祝贺讨红蛋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农村”的小队长（好像姓徐）因为长得尖嘴猴腮我们厂子弟们都称“猴子”队长，他个子不高嗓门大，眼睛特别凶。村里养了许多狗，“猴子”队长家的花狗最厉害。当年在东村60——64栋东边有“新农村”的水田和藕塘，那时工人村的很多家属们养些鸡鸭补贴家用，我们放鸭子时一些鸭子常常跑到水田和塘里觅食。突然间“猴子”队长来了，只见他手拿一根长竹竿，眼睛一瞪吼声如狮：“剋衣个鬼裸戳果”，追着打鸭子，吓的个个心惊胆战，打死和捉住的鸭、鹅就拿走了。“猴子”队长有个儿子叫“混子”比我大几岁，有时也跟着赶我们。那些年真是谈“猴”色变，“猴子”队长简直就是下陆孩子们的噩梦！
“新农村”建村时没通水电，六十年代中期北村小洋楼盖好后村里想就近接电，“猴子”队长带了十几个人天天去梁副厂长家。接了电后因不交电费常被水电车间停电，又去梁厂长家找。
现在看所有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工农差别的矛盾。工厂无偿占有了他们世代生息的家园，搬迁至此朝夕与职工家属相伴，生活条件各方面都优于他们，心理产生极大的不平衡，所以很多气就发在“工人婆子”和厂子弟身上。另一方面“猴子”队长也是为了村民的利益，“新农村”在他的带领下利用城中村的便利搞副业增收小日子过的比周边几个村子都好。“猴子”队长农活精通，困难时期冶炼厂成立城市人民公社还聘请他兼任技术顾问。他也并不像传说的那样不通情理，那些年供应的粮食不够吃，常有职工家属拿粮票到他家里换红薯。一次湘玲的姐姐不小心把菜刀掉进井里，是“猴子”队长带人打捞起。
当年我们学校和家属区旁都是耕地，学生们上、放学就从田边经过，有时抄近路就直接从地里穿过，农民看现后说我们踩了庄稼。七零年左右“新农村”还种过甘蔗，是从南方引进的紫皮的那种，就是现在足球场北面大板楼那片地。夏天我们去偷甘蔗，一般是两三个人，趁看地的人不注意钻进甘蔗林里，如果被发现就假装大便提着裤子出来。但一旦扳倒了甘蔗无论吃否都算偷，而怀揣几节出来被抓现行就更没有话说了，猛子反应较慢经常被捉，我和国庆偶尔也被捉过。无论是踩了地、偷甘蔗还是在塘里钓鱼，一旦被捉，农民就把我们的鞋子拿走，然后带到田里干活，直到收工才把鞋子还来放我们回家。有一年我们班的黑子在苕地被捉，十几个男同学不上课帮忙干了一下午的活。
六十年代后在“新农村”东边建了黄石五医院，五医院后面有一口水塘，里面的鱼比旁边几口塘的鱼都多，原因是有人说五医院常抛死婴到水里，塘里的鱼都是吃死人肉，不能吃的。像这种以讹传讹的消息是很容易被人们相信，尤其是孩子。因为去的人少而且那时的人不吃乌龟，所以每当走到塘边就听到扑通扑通的水声，原来是许多乌龟爬在斜生长于池塘的柳树干上，听到人来的动静后四肢缩进壳里滚落水中。农民说这叫“乌龟晒壳有雨不落”。
那些年工人村与农村和耕地毗邻，家属们也养鸡、鸭、犬，每天我们在一声接一声的公鸡打鸣声中醒来，晚上常常听到一阵阵犬吠声，夏季的晚上田间满是萤火虫（据现在研究这种昆虫最能反应生态环境），屋外的蛙声直到半夜才渐渐小了下来。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企业的发展工人村周边的耕地几乎全部被征用，“新农村”已没地可种，所有劳力都进行了安排。作为城中村他们把房屋出租给有色公司的半边户职工和新婚职工们，把老屋都盖成了楼房。受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影响，“新农村”有年轻人借与企业临近之便，搞起了一些灰色收入，也有人致富了。金子就是其中之一，他承包了机修厂的废铁还作一些其它营生，前些年赚了钱。金子是我朋友金宝当年的拜把兄弟，听说是缘于一次赌博后的摔跤。
1980年“新农村”归属东方山乡陆家铺村十组，2008年撤乡并办后为新下陆街办陆家铺社区十组。这些年也就是一些老人留守在村子里，连狗都养的很少，“猴子”队长早已作古，现在的“新农村”已经完全不是孩提时的那个样子了！何止是“新农村”！“万家垴”连名字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新下陆早已是几万人的城镇了。有联为证：新农村不再“姓”农，万家垴何止万家！
2017.7.25 鄂鲁宁写于威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