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人也许感觉攻击鲁迅的“尖刻、好斗，没有包容胸怀” 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已没有多大的攻击意义，便借着要将“鲁迅凡俗化”的幌子转而津津乐道于鲁迅的私生活。
这其中就有人拿他与朱安的婚姻说事，攻击他不负责任，冷酷无情。真是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且不说设身处地理解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旧的体制下承受的矛盾与痛苦，也该先了解这份婚姻的来龙去脉。
据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所述：“母亲什么时候为大哥定的亲，当事人大哥不知道，因为婚姻要由父母包办，是不能过问的，后来大哥知道后，只是要求女方放大脚，要识字而已。因为除了这以外，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好一个“除了这以外，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多少千般不甘，万般无奈尽在不言中。家里人订的亲事，不答应，就是不孝，对于女方也是一个巨大的耻辱。而他的成亲，也是远在日本被母亲的一个“病危”的电报催回，然后被簇拥着成亲的，让鲁迅失望的是，他的新娘子朱安并没有如他所要求放大脚，学文化。但鲁迅还是接受了。我们今天可以疑问，鲁迅难道不可以反抗吗？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但是，我们所有的思考与询问都应该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来完成。需知，鲁迅少年丧父，家道中落，他身为长兄，从小就担负起整个家族的重担，在由富到贫的逆转中，他充分地体味世态的变化，人情的冷暧，正如他所说：“有谁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所以鲁迅“是不惮于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中国人的”。他母亲为他选择的媳妇，他如果不跟她拜堂成亲就等同于休妻了，如果休回去了，他是痛快了，但她一辈子怎么办？周家、朱家做为一个地方的望族，其脸面要如何安放？很多人的面子和利益要如何兼顾？身为长子的鲁迅要考虑问题的方方面面。我们也知道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是逃掉的，抛弃的。但鲁迅选择了担当负责。
似乎，在几十年的婚姻关系中，离婚是不错的选择，但鲁迅深知旧时代女子被夫家抛弃的命运，所以，除非是朱安自已的选择，否则他是不会提出离婚的。而这期间，他也给了朱安选择的机会。朱安和鲁迅婚后，最初与周母在绍兴周家旧宅居住，他每月都向她们寄送生活费，后一起移居北京八道湾居住，到与周作人兄弟反目成仇后，搬出八道湾，基于担心朱安生活颠沛流离的考虑，鲁迅曾询问朱安的选择，但朱安选择了一起和鲁迅搬出去，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我们同情朱安的不幸遭遇。是的，旧时代一个没有文化的旧式妇女，出嫁了，也意味着嫁给了不可测的命运，连婚姻都不能由自己选择，命运当然也更无从把握，如果命运垂青了那自然是万幸。当然，朱安没有得到命运的垂青。从她嫁给鲁迅那天起，鲁迅就不喜欢她，把她常年抛在家里陪伴老太太。虽然她也愿意为了鲁迅而改变自己，做艰难的努力，也愿意找点书看看，去认字，接受新思想，就像一只蜗牛一样，沿着树慢慢往上爬，但终于还是没有爬上去。对她来说，鲁迅就象遥不可及的高山，只能远远地观望。旧式妇女的悲剧在朱安身上体现得很鲜明，有千千万万像她这样的妇女就在时代的转折上被牺牲掉了。但这难道不也是鲁迅的悲剧，难道体味不到鲁迅所付出的牺牲，这份婚姻是鲁迅一生的阴影。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曾对我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咽下自己得到的苦果，后来鲁迅人生有了转折，在40岁的时候遇到了许广平这位理想中的新女性，遇见了迟到的爱情。鲁迅自1906年和朱安结婚，至1926年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与许广平共同生活，期间整整的20年鲁迅与朱安过着徒有夫妻之名但无夫妻之实的生活，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坚守？！是，有些人在这一点上对鲁迅颇有微词，但换个角度，是不是可以这样想，不爱她，不侵犯她，恰恰也是对她的一种尊重。何况，鲁迅性格中有着强大的不妥协、不伪饰的特点，就如他在杂文《死》中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他曾经也在《野草》里宣告：“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以这野草做为装饰的地面。”这样如此一个不妥协、不伪饰的人，当然也不可能妥协、违背自已的内心。
看过鲁迅的日记，你会诧异于他日记纯为记事，极力淡化情感色彩，甚至达于隐晦，以超人的毅力将自已内心的矛盾深埋心底，与那个至情至性的鲁迅反差是如此之大，生前也没有发表过自已的日记。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33年却将他和许广平的通信发表了，这就是《两地书》，可见他对这份感情的珍重。而他们所承受的苦痛又有谁来理解？鲁迅在《两地书》序中说了：“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污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
至于对于周家兄弟失和的龌龊言论，我只能表示深深的愤怒。且不说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个谜，就是以常理论之，也是匪夷所思。
鲁迅是家中的长子，长兄如父，他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生计，还负责教育引导弟弟们。从1919年起，收入丰厚的鲁迅将母亲、两个弟弟及其家眷都接到了他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一所大宅院，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了一起。这也是鲁迅乐见其成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到：“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迎接母太夫人及全家（眷）来住入。鲁迅那时并没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已的所出。”
可是四年之后的1923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却意外地断了交，绝了情，搬出了八道湾。这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
但也许看看鲁迅周围的人的一些说法，也可看出一点端倪的。据郁达夫《回忆鲁迅》：“据风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也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的日记也涉及此事：“比进西厢，启明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风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诉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明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但还是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我一个普通的读者，何德何能去搞清楚。但做为一个敬爱鲁迅的读者，我则有自已的基本判断，那就是鲁迅是一个有操守的人！与他的二弟周作人相比，人品的高低就径渭分明了。
固然，知识分子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洁身自好，做些闲雅小文，也是一种选择，如周作人一类人，他们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老百姓的生存，只求自己生活安定。甚至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周作人出来为日本人做事，沦为汉奸，大节不保，何来小节？！而在时代的大潮流中，象鲁迅一些知识分子还是有自已的担当的，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始终站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一边，为他们悲哀、呐喊和战斗。鲁迅曾这样对许广平说过：“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远，我自已看不见了。”知其不可而为之，何等勇气，何等悲壮。
鲁迅幼年家道中落饱尝世道炎凉，从很小的时候起几乎一生都深受流言蜚语的打击，他自已曾说“我一生受人冤枉还少吗？”而他对冤枉是不屑于辩解的，对屈辱是从不低头的，但也是隐忍退让的，恰如他所说：“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般，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他是孤傲自信、内向和含蓄的，他那遗世独立的孤独绝望与为国为民的人间情怀之间一直都是相互纠缠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