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受戒》，其实是一本文集，收录了汪增祺先生1980年后以家乡为背景创作的短篇小说。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分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作品，细心的读者其实可以留意到其笔法的变化。
这本书是汪曾祺写他生活中经历过的发生在故乡“大淖”的人、事、物，小说小说，自然是虚构的，但是汪曾祺也说，其实故事中的人，大多都确有其人，只不过人物形象会有所升华调整。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十分的平淡，主人公就如同我们每个人记忆中的乡亲父老、邻里旧识。每个故事都有一种安逸平和小确幸的氛围，没有壮阔波澜，也没有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就算故事之中出现了“意外”出现了“悲剧”，它们却永远不是汪曾祺笔下的主角，往往一笔带过，蜻蜓点水。然而就是这种一派祥和的乡村小日子，民间小市民的生活作息，人情世故，却让人有种暖洋洋的心满意足和宁静感。《受戒》里面，人永远是重点，都是积极的、阳光的、善良的、坚强的，都是让人充满向往的。这也是让我纳闷的地方，这样铺展的故事环境，作者究竟想要说什么？作者究竟想要让故事承载什么思想？
而当我看到汪曾祺说：“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但是我的小说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我就懂了，明了了，恍然大悟了。并没有什么刻意的深刻，并不是一定要有什么中心意旨，为什么必须要有戏剧转折？在大淖，这些都可以忽略，都可以忘掉，全身心去接受这种“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的美好，就够了。
汪曾祺说，在他的笔下几乎没有恶人的形象，并不是他没有遇到过恶人，只是他不愿意写。他写了巧云，“眼睛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显得眼睛经常眯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人们故意绕路走到她家门就是为了见见她，出门买东西份量肯定比别人多，东西比别人好，美的；同时又善良，虽被保安队长占了身子，对铁匠十一子还是一片痴心，十一子被打伤，父亲出事故致半身残疾，巧云二话不说出门当“挑妇”养家糊口；
他写了小明子，一个老实巴交的小和尚，出家的路上遇到了家在寺庙旁边的小英子，自此两小无猜，小明子帮着小英子画绣花，小英子带小明子去祠庙受戒---在头顶上烫几个圆点作为正式入佛门了。小英子不许小明子做方丈，不许小明子做沙弥尾，小明子说，好，我不做。小英子说，我要嫁给你做老婆，要不要？小明子说，要！……这些个人，这些个事，这么平淡这么单纯，但是却能让你感动，让你窝心，让你笑，笑得眼中带水光。你说，这种能单纯得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美好充满向往希望的文字，难道不是更难得、更珍贵吗？
汪曾祺还说：“世界上都是悲剧作家也不恰当。有人说我从来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过严格的拷问，我是没有这个劲头。我承认这样的作家是伟大的作家，但是我不属于这类作家，这点我很有自知之明。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是的，和谐，真好。要是可以，我也想做这样的作家。
汪曾祺先生文字的秘密，其实在他自己的《小说笔谈》里已总结过：
语言上：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结构上：
随便。
叙述和抒情：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字里行间。
1985年，汪曾祺先生如是说：
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陪考，算是闲暇的时光。带本书吧。带哪本？从书柜的左边看到右边，又从上面看到下面，重复了三遍，才选出这本《受戒》。旧书重读，轻松愉悦。汪先生的文字，越到晚年越是纯朴自然，返璞归真。其实，做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呢。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汪曾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