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那部经典的老电影相比，知侠的原著还是稍显逊色的。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小说的说教气太重。诚然任何文学作品都隐含着意识形态说教，但一些优秀的作品好就好在它没有让读者觉得自己是在被教育，这种教育是在一种潜移默化之中实现的。但《铁道游击队》则不然，作家恨不能从纸张里跳出来给你将革命道理，这导致小说局部一些地方的处理很拖沓。
当然，我们不该苛责这部1953年写成的小说。因为新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文化条件下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没人知道，作家们都是摸索着前进，可供参照的资源也很有限。所以像《铁道游击队》那样，存在作家的情感和历史事件的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毛泽东说文学艺术要普及和提高，我想五十年代初普及或许比提高更重要。更何况，《铁道游击队》已然成为当代中国影视剧创作的经典IP，它所具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恰恰来于其文学文本的生命力。抛开略显繁冗的说教笔墨，小说还是很精彩的。
首先，战斗场面的描写生动多样，十分精彩。作家知侠是以真人真事为模型来写这部小说的。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确实有这么一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他们活跃在临城和枣庄的铁路线上，既打劫日军武器货物，配合八路军反扫荡，也破坏铁路运输，阻碍鬼子运输士兵。用小说中那句经典的比喻，就是“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它们动弹不了”。小说中游击队的战斗地点分别枣庄和临城，在枣庄他们“血染洋行”、“劫货车”、“抢票车”；西去临城之后则有“夜袭水塔”、“打伪军”、“拆铁轨”、“劫布车”和“成功突围”等战斗。这些战斗因为性质不同，呈现出来的面貌也各有千秋。比如“血染洋行”，基本上就是王强利用自己的洋行做事的便利条件，伙同刘洪搞了一次突然袭击，战斗规模比较小；而小说结尾面对松尾率领的日军和大量伪军的包围，生死存亡一念之间的游击队在李正的带领下通过换上伪军的服装得以偷天换日，死里逃生。这场战役的规模就很大，作家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渲染。再比如扒火车，这在过往作家的笔下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我看来，扒火车的描写是有象征意味的，火车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被共产党人驯服了，它隐含着一种合法性证明，一种新生政权合理合法性的证明。当然，小说中还有一些令人忍俊不禁地战斗细节，比如芳林嫂朝松尾仍手榴弹的时候忘记拉线，本来可以炸死松尾的投弹最终只是给他的头上砸出了一个大包。一方面突出了用尽全身力气的芳林嫂对敌人的憎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没有接受正规训练的芳林嫂还不能驾驭这些武器。
在阅读这些战斗时有两个直观的感受：第一，游击队的敌人绝不仅仅是日本鬼子。书中写这些八路军战士与伪军和顽军交锋的篇幅是很多的。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中国人的根性（虽然说起来很丢人），国人是有恃强凌弱的传统的，即便弱小的是同胞，强大的外敌，也可以甘心屈就。我很担心这一点，因为我深知，这种一味歌颂强大的逻辑在当下中国仍有土壤，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警惕的。在弱小面前寻找强大的错觉，恰恰是弱小的明证。第二，说是铁道游击队，这些队员们也不仅仅是在火车上进行战斗。村庄与湖泊（微山湖，今属山东济宁）也有很多激烈的战斗场面。就是说作家打开了游击队员们的战斗空间，突出了所谓游击战机动灵活的特点。
其次很好地表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这一军事理念的精髓。书中游击队所遭遇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危险都和脱离人民有关。当群众基础好的时候，游击队的行动就会很顺利；当新到一个地方，群众基础不牢靠的时候，就很容易暴露行踪。虽然小说时常会渲染日本鬼子有多么残暴，但在作家笔下这些只是其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表现而已。“人民战争”就是要敌人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洪流之中。从这个角度看，小说能够呈现出一个生动的民间世界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游击队的队员们，绝大多是都是铁路沿线附近的工人和农民（主体力量是煤炭工人，如王强和刘洪；而后农民的加入壮大了武装力量）。他们平日里都忙着生产劳动，跟普通人无异，但夜里就会组织起来，扒日军的火车。因此这才是最让鬼子头疼的，再训练有素的部队，再精良的武器装备也配不上用场，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哪。作为读者，你根本不会觉得日本军队有多么强大，而是在阅读过程中会激起对敌人无边的鄙视。这是战术上的蔑视，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
最后，书中的一些人物形象也颇具亮点。在正面人物的群像中体现出了鲜明的层次感。李正作为党代表，是智慧的象征。他是很多重大部署的下达者，体现着党的英明光辉。刘洪、王强、彭亮虽然有着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也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但显然在政治智慧上不及李正；再下一级有小坡、林忠和鲁汉。小坡年纪小，但成长很快；林忠有勇有谋，但似乎性格不太鲜明；鲁汉简直人如其名，比较鲁莽，容易冲动。芳林嫂则是小说中唯一的女性形象，她聪慧、正直、勇敢，为这部男人的故事增添了一抹温柔的亮色。小说最后她身陷囹圄，饱受摧残，但仍然坚强不屈，最终等来了最后的胜利。
书中的反面形象同样生动。日本鬼子的头领有两任：冈村和松尾。两个人的性格就截然不同：前者比较暴躁和凶残，几乎是肉眼可见的魔头。而后者就是和蔼可亲的笑面虎，可骨子里却同样凶残。冈村缺少智谋，但松尾就知道乔装成乞丐摸再进村子，神不知鬼不觉地险些给游击队带来灭顶之灾。书中还有一些地主和伪保长的形象值得一提。地主方面前有高敬斋，他给日本人当汉奸，为人好交好为，招摇过世，最后自然是被游击队消灭；而地主胡仰则是另有千秋。他吝啬，小气，喜欢哭穷，视财如命（甚至把钱埋在院子里）。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两面派：他打心眼里认为游击队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临城出任伪职。但当游击队来的时候，他也装出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小心伺候（亲自给队员们买好多大饼子）。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有一个叫朱三的伪保长让人印象深刻。保长是中国乡村传统的组织单位，比如十户为一保。那么朱三是日本人任命的鲁庄爱护村（“爱护村”是被日本人行政区化的村子，承担着保证日军铁路安全的职责）的保长，所辖可远不止十户。 朱三这一形象的复杂性在于，他首先很符合乡村伦理道德的期待——“够朋友”。他既同情穷人，愿意帮助他们，而另一方面因为闯荡江湖结交各色朋友，所以地主们也瞧得起他。后来日本人划定爱护村，无论穷人和富人都选择他做保长，就是因为看到了他有能力，“遇啥事都能逢凶化吉”。我觉得朱三代表着老中国的子民对一个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的憧憬。他们自身对什么革命和斗争本身未必是感兴趣的，或者说，他们本来可能未必有强烈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只要保长有水平，能让他们安心劳动，自给自足就可以。所以朱三这个形象实则是触及到了《铁道游击队》整部小说的盲点,或者说，他为这部有着明朗底色的革命小说投下一了块阴影。当然，小说写在李正的感染下他转向了革命，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策略性的表达，既然与富人结交成为了一种原罪，那么他只得成为被党成功改造的对象。
最后谈一谈我总体上的感受。小说中乡村伦理道德的稳定力量（或者说小农经济中自发的经济力量）与民族国家大义、党的先进理念之间的张力是越来越明显的。小说前半部分几乎是一路顺风顺水，游击队发展壮大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但是到了后半部分，阻碍与挫折开始多了起来。甚至林忠和鲁汉等骨干力量都这这期间牺牲。这让小说最后一章——“胜利”笼罩在悲壮的氛围当中。民众当中（甚至游击队成员当中，如黄二——后被击毙、王虎——入山改造成功）似乎总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拒绝游击队精神力量的感召，他们贪恋世俗生活的美好，进而走向了革命斗争的反面。这种反叛我们当然可以从汉奸的角度进行批判，但作家这样去写很可能触及到了某种历史真实。小说中游击队颇有几分无奈的说，村民们可以与鬼子应付（即暂时性的服从或身在曹营心在汉），但心一定要和游击队在一起。这多少显得有些苍白。与鬼子应付的人当中，定然会有在这种模糊的状态中谋取利益的人。诚然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构想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便是国民穷极不言义的根性。这在《铁道游击队》中以一种细微的方式呈现出来，可能作家本人也始料未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