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第一代留守儿童成长纪实
（一）奔走的童年
我的父母，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建筑工人，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守儿童。
1980年12月，改革开放才刚开始第3年，我仅八个月就被寄养在姨妈家，父母外出做建筑工人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基础交通设施还很落后，南宁到柳州，虽然才两百多公里，但差不多要坐一天的班车。因此，我们家凡是要上学的孩子，都要远离父母，回妈妈的老家——柳城太平的村完小读书，暑寒假父母才回来接我们去工地住上一段时间。那时，父母对我们而言，就是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一年就见两次面，感情里总透着某些生疏。有时成绩考得不好时，我们都不想去见他们，宁愿在村里帮姨妈干活。
姨妈家也5个孩子，家里房间有限，吃住很不方便，我在姨妈家住了一学期就和姐姐搬到村完小的宿舍住。那时我们村有四五所小学，但只有村完小有1-6年级，其他屯的只有1-3年级。我们屯比较小，小孩上学只能到6-7里外的村完小就读。村完小位于一块开阔的平地上，方圆300-400米没有一户人家。为了防盗，学校老师经常都要轮流守夜。我们搬到学校后，学校只有堆放贵重物品时才安排老师守夜，其他时间，学校就只有我们几个小孩和看护人。
80年代的广西农村，劳作基本都是比较原始的犁耙、锄头、水龙骨等工具，劳动力比较紧张。因此到学校照看我们的，基本都是身体不太好的外公或外婆。因此，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学会自己挑水、做饭、洗碗、缝衣服、钉被子等等，甚至农忙时，我们还要去帮姨妈割谷子、打谷子、拔花生……整一个家务全能小童工。
到了小学三年级下学期，爸妈在柳城寨隆乡买了块宅基地，起了我们的第一个“家”。房子不大，就三个房，爸妈和小弟弟妹妹一间，我和大弟弟、姐姐一间，外婆单独一个小房间。家虽然不大，但却让全家第一次这么开开心心的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可惜好景不长，我刚上五年级的时候，父母觉得寨隆乡太闭塞，就卖掉了那套房子，我们又回到妈妈的老家——柳城太平村完小就读。
1990年春，柳北区长虹机械厂附近准备筹建石碑坪乡，父母通过关系要了一块宅基地。可惜刚起好主体，亲戚原答应还的欠款没到位，房子被迫停工了。出于生计，父母1991年一开年就跟桂平老家的亲戚南下广东，开始我们家近30年的广东打工之旅。
（二）漫漫两广路
初三下学期，我也回到了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桂平市参加中考和读高中。桂平，是广西的第二人口大县，人多地少，许多农村的富裕劳动力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下广东打工，是广西最早去广东打工的区域之一。
97年初，家里顶梁柱的父亲因故失业在家，远在学校的我开始深感家里的巨变和窘迫。于是，高二的暑假，我背着父母，和同桌偷偷南下广东佛山，让亲戚帮在禅城的差槎村找了一份建筑小工的暑假工。项目就一栋四层半的单体别墅，约三四百平米，整个工地三个大工和我一个小工。整个暑假，我先后搬了二三十吨的建材、水泥砂浆，让原来有点文弱的我，轻轻松松就能抱扛起一袋100斤的水泥。当然的，这次暑假工的工资也很可观——800元/月（当时高中老师的工资也就500-600元/月），我做了45天，总收入1200元。于是，高三第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基本都是我自己赚的。为了纪念这事，至今我还留着当时学校开的收据。
说心里话，在我去广东打暑假工前，我心里一直有点恨父母，因为从小他们都不在我们身边，有什么我们都是自己扛，我们不像他们亲生的。但高二的暑假工，让我切身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他们把我们五兄妹抚养成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于是，高三、大一、大二的暑寒假，我不是去广东打工就是跟妈妈贩蔬菜或水果到柳州市区卖。这不仅可以让自己多赚一点学费和生活费，减轻家里的负担，同时也想磨炼自己，让自己大学毕业后尽快适应社会需要。
有些遗憾的是，由于经济条件不好，姐姐初中毕业后没复读就去了广东打工；加上父母长期不在，两个弟弟染上了当时流行的香港古惑风，整日沉迷于电子游戏室、混迹于社会帮派之中，父母怕他们出事，14-15岁就把他们赶去广东做童工，全家就我一个人上了大学。
在我上大学的几年，大弟弟因为人比较瘦小，建筑的苦力活他仅勉强胜任，因此待遇也是刚解决温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姐姐和姐夫，这几年曾尝试开店和运营卧铺车，在春运和农村重大节气时，生意还很火爆。小弟弟没力气，就负责帮姐夫姐姐拉客、卖票。妹妹走了我们的老路，在柳州读完小学后就被送回桂平老家读初中。全家人，仍和小时候一样，长年天各一方，一年也不一定能聚到一起。
（三）初入职场
在大四最后一个学期，我见剩下的课都是选修课，于是一开学我就出去投简历找工作。结果，凭借大学期间在南宁各大媒体发表的40多篇文章，我很幸运的就进了当时广西最大的房地产广告公司——南宁灵诺飞扬，开始了自己17年的房地产从业经历。
说真的，我在大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房地产是什么东西，我一点概念也没有，只觉得写东西我应该没问题。可是入职的第一个月，我异常狼狈。《南国早报》整版的文章我都发表过了，但房地产广告的那一两百字文案，我怎么也写不出有感觉的东西，最后只能模仿和抄袭。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入职后的一个多月，我负责主笔贵港德宝商城的楼书文案。由于缺少经验，文案改了又改，直到凌晨一点多还没改好。甲方的项目经理有点生气了，要求公司老板马上换人。后来，是公司老板卢总帮顶了回去，只是让部门经理过来帮我梳理思路，最后还是由我自己顺利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通宵班，至今记忆尤新！
也许从小自尊心就比较强，我很努力。在入行的头三年里，我基本没休过长假，加班、通宵成了我的常态。因此，待遇和职务也一直在飙升中——大学毕业刚半年，我就被其他公司挖去做策划经理；大学毕业的第三年，我开始升任公司策划总监，工资和当时南宁邕江宾馆（四星）副总的工资齐平。
这三年里，我和姐姐、弟弟一起努力存了几万块钱，终于把家里装修好了，也算完成了父母的一个多年心愿。如果当时我把寄回家的那两万元拿去买房，也够在南宁琅东买套两房了。
（四）艰辛广东打工路
2005年5月，在南宁广告界兜兜转转了三年，我也跟着家人的足迹，南下广东，去了当时中国房地产的圣地——深圳。
2005年的深圳，进出关口还必须办理边防证。据劳动部门的数据，深圳当时登记在册的待岗博士生就有2000-3000人，硕士生2万多人、重点本科生十几万人。庞大的精英待岗队伍，一个深圳十大二手房公司的策划助理岗位，就1000多人投简历，200-300人进入第一轮，50人进入第二轮，竞争十分激烈。后来在深圳工作多年的同学说，深圳找工作的周期一般是2-3个月。所以，我到深圳一安顿好，紧接着就是去网吧投简历。还好，2005年深圳的广告精英外流厉害，我到深圳的第三天就上班了。
亚美，是我到深圳的第二家广告公司。公司五六十号人，在深圳并不起眼。但就是这样的小公司，创意总监就是某重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公司的动漫设计、工业设计多次参加深圳科技展，公司的创意设计基本都是原创的。用公司老人的话说，那些4A公司也没什么了不起，而且大家都是深圳公司，抄别人的丢不起人。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我的创意思维在那一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但在深圳，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加班。我刚进亚美的第二周，客服经理就让我第二天带行李来。我听了一愣，要出差吗？后来才知道，要比稿了，项目组所有人全部封闭式做方案，在没出创意前，全组人吃喝洗睡都在公司，直到方案出来为止。我的妈呀，在这三天两夜里我平均每天就眯两个小时，当第三天走出公司时，我整个人都是灵魂出窍的，上车就从车公庙一路睡到莲塘。
不过这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公司客服经理的经历。他和我一年，但刚25岁头发就全白了，他一周有四五天是在陪各项目加通宵班。有一天，在我感叹深圳的加班强度时，他笑着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家公司吗？我和他才刚认识一两个月，哪懂，很自然的摇摇头。接着，他告诉了我一个让我毛骨悚然的经历——在进亚美前，他曾在深圳另一家公司做客服经理，有一天晚上他陪某个项目组通宵，后来发现一个设计师趴桌子眯太久了，他就想过去叫醒他，没想过去一摸，整个人身体是冰冷和僵硬的，已经直接猝死在电脑桌上了。吓得他没两天赶紧跳槽。后来，没到半年，大家又传闻隔壁的华为也在加班时猝死了一个程序猿。这时，我好像已有点适应深圳不时有人加班猝死的事了。毕竟，常年没日没夜的熬着，不猝死才怪呢。但深圳的生存压力很大，大家都要努力的工作着，慢慢的大家都习惯了。不是么，经常凌晨打的回去的，总是一群灰头灰脸的青年男女，大家一脸疲惫，一点绮靡的艳遇感觉都没有，只想赶紧回去洗澡睡觉。
（五）蜕变和感悟
2006年6月，我从深圳回到南宁，开始转行做房地产营销策划。本着多学多练的心态，在合富辉煌的两年多里，我先后主笔了 20多个前策项目、担任两个在售项目的策划经理，在公司荣获同事赠予的“加班狂”称号，专业、物质双丰收！但是，也让我做得一进办公室就想吐，留下蛮久的心里阴影。
2009—2017年，在原来合富辉煌苏总的推荐下，我进入了柳州金地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一呆就是八年多。这八年里，我历任公司的策划部经理、营销部经理、分公司副总、集团营销总监兼营销副总，慢慢由一名技术人员成长成为公司的管理人员。
这些年，姐姐、两个弟弟先后定居广东。姐姐和小弟弟合伙开起了两家奶茶店；大弟弟，通过多年的学艺、积累，也成为广州、佛山一带业界小有名气的高级蓝领。
进入21世纪后，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关注。但是，随着国家产业布局的调整，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又将跟随国家的产业布局，开始全国范围的流动，新一波的留守儿童又在酝酿当中。
作为广西的第一代留守儿童，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经历，让我深深的体会到——留守儿童长期家庭父爱母爱的缺失，很容易让留守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家长的引导，造成不同程度的性格缺陷或心理障碍，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一生。像我们几兄弟，脾气都不怎么好，在自己的圈子里表现还是很明显。某些看守家长稍一不注意，一些留守儿童就会流落街头，被当地的街头文化所影响。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我的两个弟弟还是比较幸运的，当时的社会风气相对还没现在这么复杂，最多是打打架、学学香港古惑仔拉帮结派和打游戏，不像现在什么吸毒、早恋、抢劫的一塌糊涂。留守儿童没有太多的善恶分辨能力，大多凭自己的喜好决定是否接纳。这样，走上歪路基本都是大概率的事情。
另外，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大多都靠留守儿童的自觉和自律。想想现在那么多的河东狮吼和严父凶爸，放任自流的留守儿童最后真正能自学成才的又有几人？未来这些没有得到良好引导和教育的留守儿童涌上社会，将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严峻的社会问题。
非常庆幸的是，我们几兄妹虽然年少时走了一些弯路和歧路，但最后都已健康长大，现更是通过各自的努力，大家纷纷成家立业，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陈积培
2019年5月21日2:30写于柳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