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作为一年的起始，在汉民族文化圈中具有无比重要的地位。对于重视礼制，重视等级秩序，特别强调“敬天法祖”的汉民族而言，给春节制定一系列复杂而又不失为隆重的仪式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实际上汉民族从夏商周时期朝就开始庆祝春节，并制定相应的习俗礼法。例如诗经《豳风·七月》有这样的介绍：“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今天在汉文化绵延四千余年之后，春节的相关习俗已经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不花个个把小时是看不完的，当然其过于的繁杂即使看完了也往往记不住。于是出于推广普及传统文化的需求，今年网上流传着一个简化版的春节习俗，比如“二十三、祭灶官”，“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腊月二十五，推磨做豆腐”，“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腊月二十七，宰鸡赶大集”，“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花”，“腊月二十九，上坟请祖上大供”，等等。说他是简化版，原因在于其中很多具体的细节并没有罗列出来。比如“祭灶”，在中国古代有“男不祭月，女不祭灶”的传统，也就是说女人是不用参加的，再比如说“祭灶时，祭灶人跪在灶爷像前，需怀抱公鸡”云云。

上述零零总总的习俗，不知道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还有多少在执行，又或是有多少被遗忘。春节的传统习俗很多时候即使在很多农村，也变成了一个老人们口中那个比较模糊的痕迹。今天的春节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无非是假期，无非的呼朋唤友的聚会，无非是每年家庭的团圆，那些传统的习俗似乎已经慢慢的淡出了我们的视野，慢慢的成为中国人身上一个不是太明显的标签。这样的趋势似乎也被这几年国家大力推广春节习俗的做法所佐证。说起来也是有些搞笑，习俗本身就应当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今天却变成一个要大力推广的内容，这是多么的讽刺。

实际上春节传统习俗的流逝已经成为这些年的热门话题，一方面是很多仍旧坚持传统的老人对于儿孙们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感到愤怒，每年相关的投诉都屡屡见诸报端，另一方面更是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的溃散而感到的担忧。实际上民族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人对于民族的理解更多的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血缘。例如《春秋》有这样的说法““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中国人并不是太看重血缘是否一致，更看重的是文化是否趋同。习俗，这个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象征。习俗的散失只能导致民族认同性的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年中国人的一种迷茫感。实际上前几年去国外参加会议的时候，也遇到了这种民族认同感的困惑。在会议组织的晚宴上，大会组织者要求与会的同道身着民族服装参加，结果当时的场景极为尴尬，中国的参会者要么身着西装，要么身着中山装，女的则是旗袍，与身着和服的日本人，身着塔加拉族服饰的菲律宾人等等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将今天的模特与几千年前的兵马俑放在一处，那种违和感是相当的惨烈。这种民族认同感的焦虑也催生了国学的繁荣，今天的我们似乎很喜欢将传统的四书五经再次捧起来诵读，这种喜好有时候已经到了过分的程度，例如前几年有个所谓的国学大师，喜欢用国学指导商业运营，结果居然应者云集，赚的盆满钵满，最后骗局被揭穿，媒体又是好一阵口诛笔伐。无论如何复兴中华传统，增强民族向心力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按照以前网上很多愤青的说法，你不能只提问题，不提建议啊。说实话，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建议还真的不好提。原因在于我们很多文化传统的丢失并不是我们愿意选择遗忘，而是来自生产方式的变化，换句话说“物质决定意识”。例如中国人强调祖先崇拜，这样的习惯来自农耕时代，土地继承自父母，耕作技术习自父母，祖宗自然就成为正确的化身。再比如中国人强调聚族而居，这也是来自农耕时代，兴修水利的需求和耕作技术落后，出于人多好办事的原则，集中在一起生活自然更容易活下来。农业文明塑造了我们这个民族，也塑造了我们的传统。然而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于以往，西方的海洋文明，重商主义已经是成为席卷全球的浪潮。随着机械的应用，进口农产品的普及，农业生产已经不需要这么大的人口了，而植根于农业的文化必然受到冲击。我们一边从事更为西方式的生产，一边又坚守着农耕文明带来的文化，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分裂必然带来诸多的问题。记得前些年凤凰卫视还专门组织着一场类似的辩论赛，就是复兴新农村，复兴农村的文化，当时就有专家指出今天的时代，生产方式的改变，所谓复兴农业文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深以为然，然而从民族认同的角度，我们应当如何改造我们原有的文化，使他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毕竟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的覆灭便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