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词是形容女孩子的，但用在他身上真的恰当好处。

  我总是夸他长得好看，即使病情危重躺在床上不能自理，也难掩俊俏之色。

  小智的妈妈说：“就是因为他长得太好看了，所以好多小女孩喜欢，恋爱谈着谈着就得了这病。”

  “被女孩子传染的？”我们科大多数的艾滋病患者，都是同性传染，小智生得美，让我习惯性认为是被男孩子传染的。

  “大概是第一个女朋友吧……”小智妈低头重重地叹了口气，“之前真的没法接受，这个病生得丢人。到了这边来以后，看到周围全是这个病的人，才觉得好些。我看到他们和小智一般大。”

  的确，我们科的病人，平均年纪大概二十七八岁，最小的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

  小智得的是艾滋病并发的卡氏囊虫肺炎，发现的迟，已到了危重时刻。

  那晚，我给小智打留置针，他怕疼，扭扭捏捏不愿伸出手。

  “咱先把命保住行不?你死神都见过几回了，还怕打针?”我把他往回缩的手反握住。

  “那不一样。”小智轻笑了一声。

  “等你把这段时间挺过去，什么都依你，现在你要听我的，行不?”

  他点了点头，嗯的声音拉了很长。

  那夜的小智，好像有点害怕，总是按响床头呼叫铃。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你看看是不是氧气没有了。”

  “有的，氧气筒刚换的。”

  过了一会，铃声又响了。

  “我感觉周围有什么东西一直都在震动。”

  “那是我们医院的水管有点问题，一冲水就会 有，这情况好久啦，放心吧。”

  凌晨三点，小智再次按了铃。

  “我是不是该输免疫球蛋白了?”

  “没呢，明早才需要输液。”

  “你别理他，他是做梦梦见要吊水了。”小智 妈妈躺在陪客床上不耐烦道。

  “没有，没有做梦。”小智的语气很急。

  半晌，铃声又响了。

  “你能把我氧气加热一下吗？这气吸得好凉啊。”

  “氧气遇热会爆炸的。”凌晨五点，我强打着精神，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后来和母亲聊起了这件事，她道，“小智这是害怕，可能觉得自己要不行了。”

  没过两天，小智更焦虑了，两只手不停的摆动着，好像要抓住什么似的，刚建立好的静脉通道总是被毁了。

  医护人员和家属的协商，给小智用上了约束带。

  “你是不是我的亲妈啊！把我绑成这样？”小智的两只手一边努力地和约束带做抗争，一边冲他母亲翻白眼。

  “当然，过两天好点咱就立马拿掉。”

  两天之后，约束带的确是拿掉了，但并不是好点，而是小智已经不需要了。

  再次看见小智，只见他的双手安静地放在身体两侧，怎么也不动弹，神志已被评为深度昏迷。

  “没意义了吧？”小智的继父第一次出现在医院的走廊。

  “是的，我们尽力了。”值班张医生沉重的回答。

  “那不治了，如果把他的输液停掉要多久。”

  “只能说很快。你们回家吗？”很多临终病人都会被家属提前接回家，一些地方习俗也不允许家里有人在外面过世。“如果回家要快些准备，几个小时应该够。”

  “不，直接在这边走吧，把殡仪馆号码给我，我来打电话。”

  “现在……打有点早。”我哆嗦地端着那张名片，“他们动作很快的，基本打完电话二三十分钟就能到了，您到时候了再打能来得及的。”

  “那就零点以后吧，你们零点过来准时拔管子。”继父接过我的名片装进口袋，“等他去了再打。”

  时间指向晚上23点，小智的尼可刹米已经泵完，张医生按照家里人的嘱托，重新开了100ml组液的量，按照小智当前的微泵速度，刚好够泵到12点。

  “小姑娘，我们该给他穿什么衣服？”在给小智换药的时候，听见家人们正在商量后事，见我来，便也向我寻求了意见。

  我摆弄着刚着换下的药袋，僵在原地，努了努嘴，半天才把字挤出来:“你是说……寿衣?”

  “人家小丫头那么年轻，哪知道这些。”小智的妈妈从一个黑色大包里翻出几件小智从前穿的衣服，“要不就穿他自己的吧，这么年轻，寿衣都是给老人穿的。”

  “那你们这边走的年轻人一般都穿什么呢？”

  “我确实不怎么懂这些，应该要看地方习俗吧，之前有见过其他家属会给年轻一点的逝者穿上风衣或者西服样式的寿衣。”我盯着输液架上的药袋，无色透明的液体在白色灯光的照耀下有点刺眼，和往常没什么不一样，但这是我给小智换得最后一袋药水了。我把他的手轻轻放好，再次拿起我的空药袋，转身离开。

  “寿衣很贵的。”在我快要踏出病房时，听见护工邓叔轻声的告诉小智的家人们，“要好几千呢。”

  “这么贵，那不穿了。”

    一个小时后，小智的输液泵报警了，这意味着我该去给他停止一切治疗了。

  从护士站到小智的房间也就几步之遥，我走得很慢，多想这个过程可以再长一点。

  “这个，胸上的东西也拿掉。不然我们没办法穿衣服。”

  “这是心电监护，如果拔掉了可能小智什么时候走的我们都没法知道，宣布临床死亡也是要依据的。”我依次拔掉小智的两个留置针，“胸上的线都是一个方向的，应该不会影响你们穿衣服的，先给他把身子擦擦吧。”

  “那氧气？”小智的继父再次指了指旁边的氧气罐子。

  “氧气不能拿了。”小智的妈妈抚摸着儿子白皙的脸颊，泪水滴在了塑料面罩上，发出了“嗒、嗒。”的声音。

  “我们已经够狠了，就这么等下去吧，多久都愿意等。”

  我望着小智，想起昨天我还在和他拌嘴，他埋怨我没有及时来给他换水，我数落他性子急，太操心。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也没想到今天晚上来接班的时候，就只能为他作一场终点守候了。

  我盯着心电图机子上的数据跳动，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些人在最后时刻，模样是及其惨不忍睹的，一看便知是快要不行的人，家人和我们早早作好了告别的心理准备。但此刻的小智，身形正常，面容姣好，和睡着时无二，感觉他就算立刻坐起来，我可能都不会多吃惊。越是这样，心里越痛，不敢相信。每当我在键盘上亲手敲打出“死亡”二字时，都觉那双手不是自己的。哪怕我已经将我亲手写的死亡记录单打印成白纸黑字签上字，在白板上用浓墨色的黑色记号笔写上某某床“死亡”时，我都无法坚信死亡。

  很多东西都能证实死亡的真实性，心电图上的一条直线，明亮鲜艳的寿衣，身着白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抬着大铁担架，还有医生开的死亡记录单。

  但唯有人心，很难做到直观地面对生死。

  “小吴。”我听见了有人喊我，便赶忙收拾好自己的情绪回到护士站。

  “他们家让我问问你，能不能把氧气流量调低一点。他那个爸等得有点着急。”

  “叔，我跟你明说，不管能不能，这事我不想做。”邓叔是一直在病房做陪护工作的，所以我们也都很熟识了。

  “他爸也说了，你要是不愿意，回头他们自己调。”邓叔点了点头，继续说，“小吴啊，这孩子可怜啊！”

  “确实，就比我大一岁，和我好多同学同岁。 

  “我对象都还没谈，人家都已经……”我太过丧气，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

  “他爸说不办葬礼，直接火化，骨灰撒河里。”

  “撒河里？”我吃了一惊。

  “你年轻，没见过吧，其实我们这些老人家是理解的。那个爸是继父，家里没有地，不可能给外面带的儿子花十几万买块地的。”

  “有的人家里有地，随便找块地方，都是可以的。这次的医疗费不少钱，都是他继父掏的，亲妈没工作，后爸做到这份上已是人之常情了。”

  “他那个亲爸，一个多月前就给他消息儿子重病，到现在也没现身。也是，来了就得掏钱担责任，是该躲着。”

  “唉……你小孩家，还是少听这些。”邓叔见我    不说话，摇了摇头走了。

  我们这地方的死亡，总是特别冷清简单。通常只有最直系的亲属陪伴在侧，大多数都是孩子的父母。由于父母哀痛过大，没法冷静处理后事，我们便建议再喊一位亲属帮忙，但是都被拒绝了。

  “一个都不能说，这病丢人，让人知道了我们两口子以后日子没法过了。”

  “我们不在死亡诊断上写艾滋病。”

  “那也不行，人都精明，到了这地方，打听打听也是能知道的。”

  “我多希望他能得个癌症。”这是来自一位五十岁父亲的心声，他的儿子28岁。临终前十分钟，医生和他说，“你要挺住啊”

  他点头说：“好。”然后他看见母亲晕倒在床旁。他就这么一直盯着着妈妈，最后缓缓地闭上了眼，停止了呼吸。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歪着头看他妈妈的眼神。

  有些年长点的病人，家属会提前包车接回家，当然，这得是在患者昏迷的情况下。大多数病人是因为艾滋病合并的肺部疾病导致呼吸衰竭走的，所以很多人到最后还是清醒的。

  家属们有时会偷偷抹泪，“我早就想接他走了，但是他还那么清醒，求生欲那么强，不忍心呐。”

  在艾滋病面前，人们总是先恐惧，再而小心隐瞒，谨小慎微的度日，然后在死亡面前放弃挣扎。

  寒夜漫漫，总有黎明的时候。早晨，我看着刚刚升起的太阳，和昨天的一模一样。下班骑车在路上，前面的电动车主和旁边的轿车司机争执起来，互相责备辱骂。没有人知道昨晚有多少个生命流逝了，又有多少个生命诞生了。

  同样的太阳下，有的人在迎接，有的人在告别。路边欢笑的人听不见楼里的哭声，撕心裂肺的人看不见别人的笑颜。

  花开无声，花落也无声。

  我顺着阳光看向医院的窗口，再次，向流逝的生命庄严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