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沉沦》看郁达夫颓废的真性情

引言《沉沦》不是传统意义地对留学生的生活描写，而是极致的颓废。但是对于这种极致的颓废的丑的东西，绝大多数的读者并不是望而却步，而是被它牢牢的吸引，最后饮下这碗毒汤，因为这毒汤是真性情熬出来的。从而读者也会深刻地思考当时那个黑暗的时代的人民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

摘要通过对《沉沦》内容和结构的解读，体会《沉沦》的主人公对于爱情的饥渴的需求和性苦闷得不到排解的痛苦。将郁达夫和鲁迅相似的人生经历对比，鲁迅的激进和郁达夫的颓废，是同一时代的人做出的不同时代选择。颓废是郁达夫在时代和个人的共同作用下作出的选择。《沉沦》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基于描写丑陋心理和情感的审美体验，也让人重新思考希望国家强大是一种爱国情感还是颓废表现？

关键词颓废性苦闷爱国鲁迅激进

一·《沉沦》的两处突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沉沦》第一是突破了传统的一切文化性的安排，第二因为作品的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安排而使作品获得了一种“五四”式的解放意义。

《沉沦》是郁达夫1921年在日本完成的作品，《沉沦》中的“我”或许就是郁达夫部分的写照。通过《沉沦》，郁达夫将青春期的性苦闷赤裸裸地表达了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突破了传统的一切文化性安排。之前出现在大众眼前的文学作品中，或许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颓废至极的日本留学生的形象，这个形象横空出世，好像和之前的官绅士族有了再也接不上的隙道。《沉沦》中“我”为一个弱国子民，终日过得十分的苦闷，在我看来，这苦闷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自己人际关系的不顺，不论是来自和自己同一个国家的留学生群体，还是日本的学生群体，“我”由于早熟的性格，与他们都是格格不入的。甚者还有自己和家人之间僵冷的关系，让“我”陷入了精神上的无穷无尽的苦闷，显然我极力挣脱这苦闷。“我”正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这个年龄天生带着浪漫的色彩，追求一切美好的事物，其中就包括美好的爱情。“我”对爱情的憧憬，既来自于生理方面，也来自心理方面。心理方面的对爱情的憧憬其中还包含着性冲动。但是由于我是一个弱国子民，受不到异性的青睐，对于爱情，“我”几乎是渴望的发疯，从最开始的“要是有一个美丽的女子喜欢我”到之后的“要是有一个不算美丽的女子喜欢我，要我去死，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到最后的“只要是女的就可以了”。原来“我”对于爱情的条件就只剩下“只要对方是异性”而已，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关于爱情的浪漫的憧憬全然不同。而“我”终究都不能将欲望转化为爱情。对于我来说，爱情好像是和欲望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是和我国之前的一些描写爱情或者性欲的作品相对比，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和侍奉自己的丫鬟有云雨之情，但是和林黛玉之间却没有一点点赤裸的性方面的描写。读者很容易就判断出贾宝玉和丫鬟之间是纯粹的欲望，但是和林黛玉之间仿佛就是纯净无暇的爱情。又如《金瓶梅》中西门庆和潘金莲有一些翻云覆雨的描写，但是这样的安排却让人一点都联想不到爱情。《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最后两只蝴蝶和梁山伯的坟墓中飞出，从此终成眷属，如此完全超脱世俗的设定，自然是叫读者感受到爱情的纯洁崇高。在上述或者其他尚未列举的之前的描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中，我们都不难发现那些作品或纯粹体现不带一丁点肉味的爱情，或者完完全全就是欲望的发泄，除此之外，几乎是没有关于爱情的心理描写的。但是在《沉沦》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写。文中渴望爱情的“我”的形象是史无前例的创造。从这一方面来说，《沉沦》的创作是突破了之前的描写爱情的作品的文化性安排的。

第二个突破就是《沉沦》的创作获得了一种“五四”式的解放意义。《沉沦》有着强烈的心理情感描写和直抒胸臆的写作色彩。在《沉沦》中，“我”看到青春的女性会局促不安（文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写，类似于我是弱国子民，日本卡哇伊的女孩会和日本男生眉目传情，但是“我”这个弱国子民，在日本女孩的面前根本连头都抬不起来。日本女孩没有羞辱自己的半点表现，仿佛是自己的这种极度自卑的心理在羞辱自己，和女孩正面相遇，不敢抬头看女孩，赶紧回到自己的住处，紧闭房门，一边疯狂的想着刚才路上遇到的女孩，想和她们之间有一丝一毫的联系，就算搭不上话，就连看看也是极大的满足，一方面又疯狂的几近痛苦和煎熬的否定自己的想法，郁达夫对于这种煎熬的心理是描写得十分入骨的，读者读来的感受也很强烈。），偷窥住家女儿沐浴时离不开脚（“我”听到流水的声音，潜意识的知道了大概什么事情在发生，悄悄走出房门，本来以为自己瞟一眼就能走的，但是怎么也挪不开脚，更可耻的是自己还被女孩发现了。从此“我”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之前自己抬不起头来，更多的是因为自卑心理，但是现在不同了，在道德这一层面上，“我”站不住脚了，君子非礼勿视，但是“我”做出了这么龌龊下流的事情，还被发现了。第二天女孩的父亲回家，“我”想象着女孩将被偷窥洗澡的事情告诉自己的父亲，落荒而逃。从此“我”被拷上了“不道德”的枷锁，不被允许高尚了，没有任何的转机，只是逐渐沉沦下去。），更是控制不住自己去偷听“野合”（“我”受了性苦闷的嗾使，但是“我”这样一个得不到爱情的人，是没有办法使自己的性苦闷得到一些缓轻。唯一的机会来了，竟然是偷听别人野合，但是性苦闷还是没有得到一丁点的释放，之后反而被刺激的更加的膨胀。到了这里，“我”的形象在读者的眼里越来越可鄙了，读者既不知道接下来会是怎样的发展了，也想象不出来了。我或许会想“我”可能会疯了，或者就直接消失得不影无踪了，因为“我”和这世界好像没有任何留恋的一丁点的牵绊，家人不合，没有去爱人，更没有人来爱“我”，“我”就如同飘荡在人间的不可见的尘埃，没有可以停留的地方，早就茫茫无所从了。到这儿的时候，读者的神经已经痛苦不堪得有些麻木了。）但是不疯狂，不成活，郁达夫在这里没有给读者一点喘气的机会，相反，他继续给了读者当头一棒——最后“我”只能去嫖妓（至此，“我”的形象猥琐到了极点。），说是寻找爱情也好，说是发泄自己的性欲也好。在此之前，对于男性找乐子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里面也是有丰富的描述，大家称之为“青楼”或“窑子”等。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面，这样的地方是给男性寻乐的，男性毫无疑问地能在这个地方获得一定的满足。词人柳永就很受烟柳女子的爱护，柳永经常出入青楼，为她们写诗，可以说他的才情和对烟柳女子的关心让他收获了寻常男子在青楼收获不到的包括爱情在内的真情。但是“我”也是一个类似柳永的人，嫖妓当晚，“我”也创作了诗，但是看来，无论是性苦闷，还是“我”对爱情的饥渴的心情，都没有得到一点的解救。嫖妓当晚，“我”的隔壁是日本男人，“我”当然是受了冷落，“我”想在妓女面前写诗想妓女刮目先看，但是“我”的佳作并没有妓女产生兴趣，在妓女面前，“我”还是一点分量都没有，“我”在妓女这儿是得不到爱情的。而且“我”也没有受到妓女的好的接待，对“我”的“服务”，妓女好像只是敷衍了事，但是对于隔壁的日本男性，她好像是乐意的。“我”和唯一能够接触的女性之间的爱情也是不可能的了。“我”产生了不能爱爱情就只能爱国家的思想觉悟。“我”得不到异性的青睐，没有丘比特的眷顾，这罪魁祸首好像是“我”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母亲。郁达夫在《沉沦》的最后说“祖国母亲，你快些强大起来吧，不要再让你的子民在异国受苦了。”这对国家的感情和小说开头也有了照应，刚开始提到自己是弱国子民，在国外基本是不受待见的。至此，“我”好像沉沦到了无底洞的端点。

郁达夫是敢于暴露的，郁达夫曾说作家的作品，就是作家的自叙传。通过《沉沦》，郁达夫坦诚地描写了自己留学日本的苦闷生活，暴露自己的身体，暴露自己对爱情的饥渴，暴露自己的性苦闷。不加任何掩饰，这种真性情对于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从这方面来说，《沉沦》是有一种“五四”精神的解放意义。是另一个突破。

二·郁达夫的颓废风格和鲁迅的激进风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郁达夫的颓废风格和鲁迅的激进风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探讨郁达夫被动的人生态度和鲁迅主动的人生态度。虽然都是在同一个黑暗的时代，郁达夫好像就是一步步地沉沦，鲁迅虽然也时常碰壁，但是鲁迅更多地是在告诉我们要坚强勇敢地走出一条改造社会的路。如鲁迅所说的“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是在鼓励大家都要走这样的路的。郁达夫则很少有鲁迅这样激进的看法。

客：你大约对于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有所不满罢？

主：中国的政治弄得好也罢，退步也好，与我个人却是没有多大的关系。

客：要是大家都去这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中国岂不是要亡了么？

主：的中国人谁不取这一态度？

客：现在叫我们干些什么呢？

主：也不要干，什么也不要做，你只需懒惰过去，就是第一个社会改革家。因为贫民勤劳一天，所得的大半不得不被有钱人吞去。“主”就是郁达夫在当时黑暗落后腐败的社会里扮演的角色。这两种风格的迥异很少让人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1928年郁达夫和鲁迅合编《奔流》月刊。从郁达夫前一天知道鲁迅去世，第二天就踏上奔丧的路途，便可知道二人之间的交情不浅。从二人的身世看来：鲁迅是家中长子，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在百草园翻何首乌和《社戏》中“我”和小伙伴去看社戏，回来的时候还去摘茴香豆来烧着吃的描写，我们可以得知鲁迅的童年是有一段快乐生活的。郁达夫非为家中长子，正是中国被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战败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的，是恐怖狂，是神经质的”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郁达夫的“书香人家”也就此破落。他出生的第三年，父亲去世，卖光了田地，祖孙六人全靠母亲缝补洗衣，节俭度日。才九岁的姐姐，也被迫当童养媳。“只有孤儿寡妇的人家，受邻居亲戚的一点欺凌，是免不了的”。生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郁达夫的人生好像从小就很被动。

  鲁迅对家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许广平列出鲁迅作为长子的付出主要如下：1.鲁迅六日回国后任教是因为早期文学活动的惨败以及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的缘故。这里所说的几个别的人，就是周作人夫妇。因为他们仅靠公费无法维持在日本留学生活，鲁迅回国任教，予以经济资助。2.八道湾的住宅的购买和修缮一切都是鲁迅办理的。一起居住在八道湾的时候，鲁迅把全部工资都交给周作人夫人。而且，为了维持不知道节约的一家人的生活，鲁迅还四处借钱。3.鲁迅不仅要担负周家的大部分生活费用，还要接济周作人夫人的娘家，羽太重久三次来中国的费用都是鲁迅提供，每个月还寄钱资助周作人三女福子的学费。相比之下，郁达夫对于家庭的贡献就没有这么大，郁达夫留学受的就是兄长的经济支持。郁达夫在感情上也不从一而终，几段感情更是为很多人诟病。因为处理感情的不当，使认为对郁达夫的性格有一种变态和神经质的认识。一些原本很好的求职机会也因为这样的对他的偏见和他失之交臂，郁达夫的生活过起来也不顺，好像也有一种“沉沦

的意味。鲁迅只比郁达夫年长十五岁。两人都出生于浙江的知识分子家庭，郁达夫三岁丧父，鲁迅青年时候，父亲也因为病痛离世。二人都到日本留学多年。两人都是很有才情的，郁达夫超强的学习能力更是让人惊叹。他不仅会几门外语，涉猎的学科也很多，1914年郁达夫考入东京第一等高校的医学部，1916年转而学习政治学科，1917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于经济部学习。郁达夫的求学经历可谓是非常丰富。两人都以文人的身份战斗在革命战场上。铃木在分析黎烈文和徐钦文的说法之后，肯定地认为：“考察一下郁达夫在新加坡的活动，他在抗日宣传和文化启蒙所做的努力是一目了然，而南洋，尤其是新加坡，福建籍的华侨居多，因而他受命于陈仪，到南洋去作有关福建行政的宣传，似乎是极有可能的一件事。”徐钦文回忆道：“我将离开福州内迁永安的前夕，达夫轻声对我说‘侨居在南洋的福建同胞，对于家乡的情况有点隔膜，有些行政的方针不了解。我想到南洋去做些宣传工作，把有些事情解释下。所以我永安不去。我是总想到外面做些事情的’”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人，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有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思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一位文艺是可以先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使自然而言地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它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毋庸置疑的，二人都投身过革命事业中，但二人的写作状态是很不相同的。两位作家，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写作状态观测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可以从他们的生活状态观测他们的写作状态。从留学时期和归国后的一段时期来看。从《沉沦》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郁达夫留学的生活。“他们看支那人，就像我们对猪狗一般”，“我”极度自卑，没有任何的人可以交往。只有和文学作伴。鲁迅留学日本的时候，我们却可以感受到鲁迅的硬骨。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鲁迅学医时，是班上唯一一个中国学生。又受日本人的歧视，鲁迅所处的境地固然也是孤独的。但是这种孤独并不显可怜，他去东京游玩的时候，甚至讽刺那些在樱花树下赏樱的同为留学生的中国人，鲁迅虽然孤独但是他决计不会和这些人一起的。这种对于孤独的选择是主动的，但是郁达夫的则不然，他是自己早熟的性格，是自己融入不到国人的群体中中，显然这孤独者的身份是被动的。那个时候，国人还是以“东亚病夫”的形象存在，郁达夫和鲁迅收到的日本人的歧视确实是无可奈何，但是也不是一丁点的反击也做不了。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鲁迅敢于解剖尸体，这一事实让藤野先生以为中国人敬重鬼神就不敢解剖尸体这样很歧视支那人的观点得到了改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弱国国民自身是可以强大起来的，并不是戴着一顶弱国国民的帽子就怎么也抬不起头来，《沉沦》里的“我”听到日本女子的声音都不敢抬起头来看，更是不敢和他们讲话。如果“我”敢于和她们有眼神交或者言语交流，谁又能说日本女孩会绝无半点回应呢？《沉沦》中的“我”一直都是孤身一身，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关爱。鲁迅在日本留学感受到的和郁达夫不同。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鲁迅虽然也是弱国的子民，但是由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鲁迅还是收获了一份师生之情的。郁达夫在《沉沦》里寻找的爱情却始终没有半点的回应。

  郁达夫所处的时代是可悲的，身世是可悲的。但是郁达夫自身出类拔萃，聪颖过人。他能够像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做一个勇士。但是郁达夫只是一步步沉沦。比起时代的不幸，我认为更大的不幸是身处在不幸的时代里面，不做任何的努力，只是将自己的痛苦的灵魂扔出来给别人看是更大的不幸。鲁迅和郁达夫都是解剖自我，但是鲁迅就像是蚌，他剖出来的是珍珠，但是郁达夫剖出来的就像是一块长满了蛆的烂臭肉。这烂臭肉让人发恶，同时也赚足了眼球。

三·和《沉沦》中的郁达夫对话

   郁达夫一点一点将自己对爱情和性的渴望暴露出来。一个孤独的弱国子民，自己的爱情，得不到任何异性的回应，又有着无法排除的性苦闷。这些，他毫无保留的展现给了读者。郁达夫的颓废和忧郁是黑暗的产物。一步步的沉沦都是来源于郁达夫的颓废情结。郁达夫将这些扔给了虚伪的士大夫看，像是对他们的闪电式暴击。从这一方面来说，《沉沦》是敢于突破的，郁达夫是敢于突破的。突破虚伪，拥抱真性情。对于爱情的追求和自己的性欲在《沉沦》里面并没有被塑造成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沉沦》中的“我”和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青年男子相比较。将他们都比作男性雕像的话，其他男性雕像是穿了内裤的，而且从内裤外面看来，好像都看不到里面的生殖器官的存在，只有“我”没穿内裤，“我”懊丧苦闷痛苦地低着头，“我”的手没有去遮住别人的眼睛，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去吧，“我”的手也没有遮住自己的阳具，因为这样“我”自己才能将他看的一清二楚，但是他们对“我”议论纷纷，“我”感觉我站不住了，“我”没有勇气走到所有的雕像前面，“我”不知道如何前进，“我”被团团围住，被攻讦，最后“我”蹲下了，将头埋在了膝盖上，再用双臂抱住自己的双腿，这样，这具没有穿内裤的暴露了阳具的站立的雕像就没有了。

  郁达夫就是一座敢不穿内裤的暴露了雄性器官的男性雕像，但是他不敢行走。

   沉沦正是郁达夫一点点颓废的写照。颓废的“我”的形象在文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样的形象虽然不美，但是确实一个全新的形象。“我”颓废得不能更颓废了，最后，“我”以跳海自杀这种消极颓废的方式来结束自己颓废的一生。在跳海之前，“我”说希望祖国快点强大起来，让祖国的子民不在强大起来。加上文章开始，就指出“我”是一个弱国子民，因而没人愿意理睬我。很多人便认为《沉沦》也是具有爱国主义这样的思想。郁达夫的《沉沦》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它通过一个五四时期的爱国静心灵所受的炼狱历程的描绘，愤怒地抨击了当时那个黑暗社会扭曲人性的罪恶，表达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对于这种看法，我是不认同的。《沉沦》中的“我”有无法排解的性苦闷，想通过偷窥洗澡，偷听野合，嫖妓来排除，这些手段都是不成功的。最后，在自杀之前，“我”还希望祖国能尽快强大起来。在我看来，希望祖国强大是将颓废表现得最深最毒最狠的一笔，从小说一开始，郁达夫就在为主人公缺乏爱情找托辞，因为是一个弱国子民，这个弱国子民是没有一点尊严的，除了极尽主人公猥琐的一面，其他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描写，没有描写的学业，没有彩色的生活。主人公是一个一直在渴求所谓的爱情的行尸走肉。国家应该是一种信仰，但是《沉沦》的主人公是失去了这样的信仰的，如果爱国，那么就应该有信仰，有了信仰，灵魂能有附属之地，但是“我”好像没有了心，极度的孤独，有信仰的人不会孤独颓废成这样。国是最大家，家是家庭成员的集合，只有家庭成员坚强幸福生活，才能凝聚出一个强大的家，这是我认为的应有的爱国爱家的信仰，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子民。《沉沦》的主人公却只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罩护着自己，只是将国家不强来当做自己在强国受到歧视的理所应当，决计不向这“理所应当”做一点的反击。如果是将这种悲剧以这样的形式呈现出来，像一块发霉长蛆的烂臭肉扔到每个人的眼前，赚足眼球之后，激起民愤，民愤而爱国，也是益处。但是能起这样正面的作用也相当不易。更多的还是让人民在失去自信的基础之上继续失去自信，让原本残存的一点点自信变得更加的微乎其微了。积极是在看清别人的痛苦和自身的痛苦之后，通过自身的反击尽力将自己痛苦转为力量，也减少他人的痛苦，而消极是看到自己和别人都痛苦还要将自己的痛苦扩大，让别人更加的痛苦。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郁达夫不遮蔽自己的颓废，还将自己的颓废扩得很大。不爱己，不爱人，不爱国，是极度的颓废，彻头彻尾的颓废。沉沦是一个无底洞，但是在郁达夫将自身的无限颓废和一个有着四万万同胞的祖国联系起来的时候，这种颓废也到达了极致，国家是和国民紧密联系起来的。主人公的颓废，国家不富强，民不救国，国亦不能给主人公民族自信力，这样的颓废是不能救助的，是绝望的，至此，颓废被扩得最大，挖得最深，本来沉沦就像是在一个无底洞里不停地下陷，但是因为民不救国，国不自救，民不得救，颓废得沉沦到了无底洞的无限极点。

  综上所述，我认为《沉沦》更多的是体现了郁达夫颓废的真性情，给读者增加了新的基于丑的审美体验，本身的爱国之情或者是对于国民的爱国救国的情感的唤醒确实微乎其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