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在我很小的时候大修了一次，从换瓦到打地平，就像人伤筋动骨般，好好修缮了一番。那时候来帮忙的人很多，大姑爹、二姑爹、大伯父、二表哥……很多很多的大人，也很多很多孩子。那时候是夏天，我记得母亲张罗着给大伙儿买雪糕，孩子们轰聚一团，我最小又是东家的，自然得排在最后，等轮到我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剩了。

从我出生以来，我们在老屋一共生活了22年。据父亲说，它是建立在一片菜园上，在爷爷那一代，老屋连同周围的房子都是一片田地。那年代，人多屋少，田地多的人便在农田上盖起住房来。家家户户按需分配，倒也落得一片和祥。

老屋的正前方连着的是一片小阔地，那是我写过的院子，范围不大，却给了我和父亲一片无言的浪漫。再往前不远则是一口池塘，村道则围在池塘周边。一到夏季清晨，池塘边便布满了浣洗的女人。女人们大盆小桶的，棒槌声、咵天声和抖衣服的声音，哄哄闹闹的叫醒了村庄的夏天。我喜欢夏天，夏天的女人是好看的，花花绿绿的她们像照镜子般倒映在水里，影子随着手里浣洗的衣物一同在水中荡漾，然后被晕开，不觉中竟也跟着万分柔软了起来。村庄的女人是很淳朴的，有时候也有点泼辣，而那些跟着妈妈的小丫头们则颇为可爱了。

沿着池塘再往前推，是铁路、106国道还有那座被炸得满身伤口而沉默不言的大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的名字，而每当山上放炮炸石的时候，老屋也会被震得抖上一抖。

在老屋的左边，则是一片空闲的操场，这是这座村庄最平阔的地方。每年农历做“六月初一”，我们总会聚集在这里看露天电影。那场面可热闹了。搬竹席的，带长凳的，抱小板凳的；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侧卧的还有得瑟着翘着二郎腿的，嘛样都有。天一黑，祠堂祭祀结束，随着一声吆喝，电影开场啦。

幕布绑在一根电线杆和一棵树之间。开场前，大队里的干部总会和放电影的人早早把它搭好。而孩子们都等不及吃晚饭，蠢蠢欲动地祈求电影快点开场。

夜里的露天电影一般都是两场，通常第一场的时候人满为患，而到后面许多人受不住“蚊子军团”和连连困意的袭击，便在遗憾中退了场，总认为明年的自己能坚持到最后。我就是其中的一员。谁能想到在多年之后，它也成为了一种怀念。

那时，农历六月初一是件“大事”，而请电影也是件热闹非凡的事情。对村庄而言，过节是祖宗传下的“规矩”，为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只是后来，它随着我家那片菜园一般，慢慢的被别的什么而取代。

习俗的丢失，不光光是岁月的淘汰，更多的是“无人继承”的悲哀。

就连陪伴了国人千年的唢呐，连一部《百鸟朝凤》都需要制片人付出尊严，岂不可悲乎？

老屋的右边和后边呢，则都是连着人家。与右边人家连接的是一条约一米宽的短巷。老屋的这面，是哥哥的房间，在房间窗户下，靠墙堆了几块青石板。一到夏季，它就成了我与玩伴过家家酒的好地方。短巷的阴凉，不仅是来源于午后阳光在老屋上投射的阴影，还有来自巷口那颗老核桃树的庇荫。那颗树是隔壁奶奶从四川带回来栽下的，据说很有些念头了。大概需要两个人才能将它抱住。而它的根，怕是早已深入到了我家地下。

树和人不同，不用在意太多的利益纠结，只顾自由畅快的生长。很高兴这么多年来，我们两家人从未因为核桃树有过争吵。老屋怕也是高兴的。尽管每年它的屋顶一到核桃成熟的季节会被自然掉落的果实，在夜间或是清晨，乍然砸醒，就像一场骤雨，毫无征兆。而到了仲秋，老屋的屋顶又会被核桃树的落叶堵塞住排水道，但它可也因此换了面容，多了一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树的一枯一荣，老屋似乎都倍受困扰，但又乐得其中。

老屋的占地不大，屋子的结构是半砖半土的。外面看着是红砖，而内在则都是土砖。它很旧，我没有问过父亲她它存在了多久，只是它墙面和墙面结合处的大裂缝给了我一些提示。我曾一直很担心它坚持不了多久。没想到它与父亲一般，带着岁月给它的伤痕，傲立了一年又一年。直到父亲终于有能力实现母亲住上新房的心愿。

老屋消失的那天，我在学校考试，而等我再见到它，它已在原地址的基础上变成了一栋正在搭建的框架。它走得很安静，没有太多的怨言，一如它陪了我们、陪了那颗核桃树那么多年。

老屋走了，我庆幸我还在梦里见过它一回，在一片田野之上，黑瓦红墙、面山对水。它面前的院墙上，则开满了月季、太阳花和红五角星花。就连一向扭捏作态的仙人掌，也在梦里开出来嫩黄红蕊的花来。

这世间，山不变，水在变。而老屋虽变，可灵魂未变。那么人呢？是不是早已做出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