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知识
题材：Snuff Film 虐杀电影（本片不属于）
导演：迈克尔·哈内克 Michael Haneke（迈克尔不是德语译音）
迈克尔·哈内克，奥地利著名的导演和编剧。他是在电影氛围中长大的，母亲是一位德国演员，父亲是一位奥地利导演。他最初从事的是话剧导演工作，后来在 70-80年代创作和执导了很多电视电影，曾凭借《人性三部曲》入选“十五位导演奖”。 他通常集编导于一身。 1989年他首次自编自导了影片《第七大陆》，1992年又执导了《荧光血影》(Banny's video)，获得了欧洲电影奖的最佳剧本。1997年他又自编自导了影片《大快人心》，参加了戛纳电影节的展映，引起了广泛关注，该影片被提名最佳剧本。2000年他再次自编自导了影片《未知密码》（Le code inconnu），赢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剧本奖。2001年他又带来了影片《钢琴教师》（La Pianiste），这部有些惊世骇俗的影片更是引发了轰动，在各大电影奖项中频频获奖，并且获得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2005年他自编自导的影片《隐藏摄像机》使他终于赢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2007年，他在美国翻拍了旧作《大快人心》(即《趣味游戏美国版》)，虽然这种自我致敬并未获得大多数人的赞美，但是哈内克似乎乐在其中。2009年哈内克与爱将苏珊娜·罗莎合作的战争片《白丝带》，最终问鼎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2012年，迈克尔·哈内克凭借影片《爱》再度摘得第6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三、剧本改编
倒带篡改了观众的期望，将电影完全变成导演的个人意志。其实这种手法在《蝴蝶效应》中也有体现。
四、个人观点
这个问题的母题我在《偷窥狂》中也写过。人们追求无害的危险，而偏有人很无聊，他们揭开人性与道德之间若隐若现的遮蔽，给予观众以视觉强奸，用给施暴者施暴的方法让施暴者看见自己的暴行。当然，我在此做议论，也是很无聊的。
影片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也对娱乐、大众和主流媒体进行了批判。影片导致观众对主人公产生了移情。正像Helsingin Sanomat的影评家贾尼·林德汉姆所写：
这部影片有些压抑，但绝不令人排斥。因为观众的关注点，并不在自身内心的平静——谢天谢地，终于不可怕了——而是去同情于主人公的命运：亲爱的导演，请不要再伤害他们了。只要始终紧密关注于情节发展，观众就不可能真正产生恐惧，也不可能真正地重新审视自己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没有感受到暴力本质中最可怕的东西：随意性。
布莱希特认为，观众对虚构角色产生感情和认同感，会削弱他们理性思维，致使他们易于被意识形态所左右。而通过“陌生化理论”，布莱希特为政治戏剧或电影定义了专用模型。
菲利普·海里曾说，除非能够移情于那些受害者，否则你不会懂得什么叫邪恶。
用导演自己的话说：“我还原了暴力的本质：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暴力，也是一种痛。”
先科普一下布莱希特：布莱希特戏剧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戏剧理论即“陌生化效果”（Verfremdungs Effekt）。Verfremdung在德语中是一个非常富有表现力的词，具有间离、疏离、陌生化、异化等多重涵义。作为一种方法，它主要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即演员将角色表现为陌生的；以及观众以一种保持距离（疏离）和惊异（陌生）的态度看待演员的表演或者说剧中人。甚至让人物亲自出现，直接向观众发表议论，以提醒观众这是在演出的事实，使观众与舞台上的人物事件隔离开来，消除它们之间的“共鸣”，形成“陌生化”的效果。（很像很多戏剧中的“自嘲”，提醒观众他在演戏）布莱希特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理性的判断力重新回到观众中去。（别被导演洗脑了）
就此，我们可以提出问题：暴力（诸如此类）是否应被允许存在于虚构？
甚至更深入一点：电影（等一切将别人的生活表现给他人的作品）作为电影其存在的意义？
是教化吗？那么意志的自由又在哪。是娱乐吗？但是娱乐消灭了生活的严肃性。
我们在看电影，每个人的动机也是不同的。他所看到的，也是不同的。按照以上的说法，看电影究竟是否要移情？移情，能让观众感同身受。不移情，能让观众感受到快感（如毒品、犯罪一般的）。
当然我也需要反思。我观看这部电影的动机确实不纯：我想考验一下我对于暴力与罪恶的耐受程度。所以在观看途中一直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反应。对于两个变态的所作所为，本着“乐趣”而非“仇恨”的一种“失去意义”的主体意识（我才发现自己对没有意义的执念），一个坏人的操守（女主角对男青年说,你们停止吧,你们还有美好的未来,你们还都年轻, 男青年对女主角说,你这样有失风度。），猫追老鼠的紧张刺激，手握对他人生命的绝对掌控的兴奋……这些都是我在我的很多小说、想法中被考虑过的情节。
至于被倒带的现实——那只是宿命的嘲讽，即“反杀”。
当然我的实验无疑是失败的——在我看之前，我已经有主观意识了。
我们还不能得出结论。但至少，一个没有杀人狂的世界并不一定比一个有杀人狂的世界更值得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