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无时不在比较中，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货比货货得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不过，有一门课，还非得比较着，才能丰富多彩，一点也没有谁伤害谁的意思。这就是“比较文学”。
之前是模糊地知道大学里是有这一门课的，不过太专业，市面上绝少提到，也没啥兴趣想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托“学习强国”的福，偶然看到了这门课程，当时大概是想自找苦吃，还是想压一压日益浮燥的心气，还有就是，遇到瓶颈了，或许专业的可以帮一下大忙，这是我为何忽然去学习这门课的动机，并不是闲得发慌。
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最不想的就是读成书呆子，而最有可能成为呆子的，莫过如一知半解。但是“比较文学”却不妨“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就可以大有收获，当然，这个浅尝辄止是建立在你对世界文学作品有一个比较了解的基础上。“比较文学”的后辍经常带有“研究”二字，所以，首先就要淘汰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人，而这相关的背景知识，除了文学，还有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学等等诸多方面，有了这些，你才能有底气走近“比较文学”，头是不是有点大？
还有，是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或者知识背景没有达到一定储备量的人，就无缘“比较文学”了呢，非也。
回到初心，为何要去学“比较文学”？是因为感到有拦路虎了，而“比较文学”就是那位武松。我们可以本着并非要去钻一门学问的初衷，而是在其“皮毛”的指导下，学会看世界的不同视角，并且找到知识的盲点，而通常正是这些盲点，不仅是“比较文学”所需要的相关背景知识，也是我们的拦路虎。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的知识养料，把书读活，而不是瞎打误撞，除了一堆碎片，还浪费宝贵的时间。
正如这门课的老师所讲，人类需要了解，需要沟通。理解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就读懂了人类成长的历史，懂得人类成长的历史好处多多，起码对自己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获得一般意义上的常识，不会人云亦云或者妄下结论。“比较文学”就是这样一个沟通和相互了解的桥梁。它还有助于思维方式的拓展、方法的改进，这也是“比较文学”超出了它本身“文学”这个概念的意义所在。
另外想说的是钱钟书先生，因为他也与比较文学有关。
前些年在网上看到有批评钱钟书的言论，有些大概是他们“圈子”里的人吧，相互之间不仅认识，而且可能也有一些渊源的，不然就写不出我们这些“吃瓜”群众都不知道的事，无非是说钱钟书除了写出了《围城》之后，此后并无建树，一门心思搞一些大多数人都看不懂的学问，也不肯教学生，夫妇俩躲进小楼，文革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特别是当时很多大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们却能相安无事。
这招很厉害，是啊，为何写出了在中国文学史有相当地位的《围城》，之后却绝不再写小说，又不是不会写或写得不好，再者说了，对作家而言，不让他写，还指不定有多难受呢，更何况主动地不写，多少有些让人不解。
文革中没有被打成右派，也似乎可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好像正直的知识分子，不去领一顶右派的帽子戴戴，说不过去。
还是让事实来回答吧。
1979年，文革结束后不久，钱钟书出版了《管锥篇》，这是一件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标志性事件，一般称得上事件的，就非同小可，况且还是“标志”。全书用文言写成，涉及四千位著作家，上万种著作，几乎兼及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看不懂也很正常，本来也就是专业性著作。你能说他无所作为么？
因为《管锥篇》，钱先生领到了一笔不菲的稿费，当年发的可是现金，钱先生决定体会一把成为有钱人的豪气，于是将钱装了二个袋子，提着就去逛了商场，杨先生在后面跟着，小心地保护着这来之不易的巨额金钱，结果一圈逛下来，夫妇俩一样东西都没有买回来。
国庆大典，中央专门来人请他出席国宴，他说不去，来人估计不好交差，于是就婉言代他请假，可否推说身体不适，可他一点台阶也不给人下，说我身体很好，不去，浪费时间。试问几个人能做到？漫说这是在我等普通人看来莫大荣誉的事情，早就屁颠屁颠地去了，还得广发朋友圈，表达激动的心情。
他本不是一个喜欢钻营的人。他的学问是公认的，海量的知识，如果不能融汇贯通，也成就不了我国“比较文学”的领军人物，与他比肩的还有严复、林纾、鲁迅（想不到吧）、吴宓等人，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一个人，把专业做到了极致，按万物同理的理论，看透人情世故也不难，不然，他也写不出直指人心的《围城》。所以，没被当右派，那是他的“常识”使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开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所以，他沉默了，人是有权利沉默的，只是一般人不懂得如何沉默，所以，有些人的沉默在别人看来就是反抗，而有些人，就是不响而已。
把书读活了，少一点或者干脆没有所谓“读书人”的酸腐气，清醒地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做什么，不被诱惑，多么地难能可贵！
由“比较文学”领着，我竟知道了那么多原先我一点也不知道的事和人，感慨万分，小时候没好好读书，要成为专业级别的，已然来不及了，只是兴趣还在，并且由“比较文学”，知道了原来应该如何来读，才能更有趣、更有意思，所谓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现在有时间了，赶紧去行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