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他的《涑水纪闻》里记载了北宋名臣石中立的几则趣闻。其中一条，写的是当时有一位叫盛度的官员，是个大胖子。胖到什么程度呢？记闻形容他“体充壮，居马上，前如仰，后如俯。”这肚大腰圆的样子，只怕也是人间少有了。石中立当时与盛度同为翰林学士，某天大胖子盛度上班，走着走着，忽然看到宰相大人在他身后远远走来。依据礼法，看见宰相出行，下属是要趋避的。于是，这位盛大人就一路小跑，好不容易到了官舍，才气喘吁吁地“隐于其中”。同僚石中立见他这副模样，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盛度便将事情的原委告之。接下来两人的对话很有意思，《涑水纪闻》卷三记载如下：

      中立曰：“相公不问否？”度曰：“不问。”别去十余步乃悟，骂曰：“奴乃以我为牛也！”

      这话初读来令人不解，石中立是在取笑盛度喘得象“吴牛”么？不象。这套中华书局的唐宋史料笔记，只有点校，并无注释。查了百度，也无头绪，再查有关石中立与盛度的相关记载，却没有载这一条。疑惑之余，忽然想起丙吉问牛的典故。

      丙吉是西汉名臣，也是汉宣帝刘询的救命恩人。武帝征和二年，太子刘据因乱臣江充构陷，奋而起兵，结果遭到血腥镇压，史称“巫蛊之祸”。在这场动乱中，刘据自杀，妻小也被杀得一干二净，只留下尚在襁褓中的孙子刘病已囚于诏狱，多亏时任廷尉监的丙吉多方保护，才得以幸免。后来汉武帝去世，传位给幼子刘弗陵，由霍光等人辅政，就是汉昭帝。昭帝在位十三年驾崩，没有子息。霍光又抬出汉武帝的另一个孙子刘贺，不久又借口这个刘贺荒淫无道，将他废为海昏侯。15年在南昌挖出一个汉代大墓，闹得沸沸扬扬，墓主人就是他。刘贺下台后，霍光看到刘家众多王孙羽翼渐丰，不好控制，想起来流落民间的无业游民刘病已，就把他找来安在皇帝的位置上，改名刘询，也就是汉宣帝。这样，曾与刘据失之交臂的皇权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刘据的孙子身上，也可谓一桩奇事。宣帝后来亲政，霍家被灭门，连同大英雄霍去病的子孙，也纷纷掉了脑袋，这是题外话。单说丙吉作为宣帝的大恩人，在宣帝一朝自然混得风生水起。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丙吉深谙官场权术与治国之道。《汉书•魏相丙吉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吏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吏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体。

      这样子来看，石中立的笑话就好懂了：北宋口语，往往称皇帝作“官家”，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作“相公”，石中立所言“相公问否”，明明就是借了丙吉问牛的典故，将跑得气喘吁吁的大胖子盛度比作那头牛，所以才让后者又好气又好笑。可见和文化人共事，一定要多读点书，多长个心眼，不然，难免会吃哑巴亏。

      吉丙问牛，体现的是儒家各安名分、恪尽职守的职业观，也表现出吉丙深黯权力规则，所以对职分之外的事务不乱插手，不瞎掺和。《史记•陈丞相世家》的一则故事，可以看作是极好的注解：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穀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於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穀，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彊对邪？”於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

      丙吉大约读过这则故事，所以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渐渐养成了疏阔大体，不拘小事的为政风格，史载他学过《诗》、《礼》，通大义，尚宽大，好礼让。有了汉宣帝这个大靠山，再加上其自身的人格魅力，丙丞相自然仕途顺畅，福延子孙。

      那么，丙吉的做法正确么？

      宋元年间的陈普曾就此作诗一首，诗云：

      “污茵驭吏习边方，阿保宫人畏霍光。丞相马前人蹀血，病牛何足累阴阳。”

      可见不管历史怎么书写，人心自有公道，心明眼亮的智者，总能看到文字背后的那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