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我正在写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才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

判断事物存在的依据，在格里耶看来，既不是它在外部环境中的自然显现，也不是它在人类意识中的投影，而是它在写作过程中的现身。写作者，一个世界的再造者，带来的是一种对事物的确证，对存在的确证。这意味着，格里耶非但不拒绝将主观性插入现实，而正是要强调它对于写作的作用。承认这一事实并不困难：任何一种进入写作中的事物都必将经历一个被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正是主观性本身。格里耶的写作也不能例外。当真实被看作是写作的必然结果之一时，我们根本不必再为自己是否忠实地反映了存在本身而担心。

对格里耶来说，选择一种叙事，意味着先要选择一种世界观，“世界不再在一个隐藏的意义中找到它的证明……世界的存在将只体现在它具体的、坚实的、物质的在场感中。”让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通过小说这一方式建立起怎样一种联系，是格里耶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容易将格里耶与他之外的小说家区分开来。

格里耶着手进行的是这样一项工作：割断物质世界与人类赋予它的价值意义之间的人为联系，把事物从它过去已穿上的符号外衣中剥离下来，通过这道分离工序，小说作者要收回人类过去一直以来对物发出的徒然的召唤。单纯用“客观化”来命名格里耶的叙事风格在他看来是对他作品美学的一种粗暴的简化。要做到一种机械式的客观反而是简单的。而值得格里耶为之坚持的，却是另一种比这更为复杂的东西。他声明自己并没有放弃主观性，那些将他的作品定位于“客观叙事”和“中立的写作”的人都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阅读他。是否存在着一种“正确地阅读格里耶的方法”我不清楚，但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尝试从他的个人表达中提取一些对理解他小说有所帮助的信息指南。

“小说似乎是通过一番主动的、有意识的工作产生出来……”承认小说是主观意识的产物，对格里耶的读者来说起先是令人费解的。客观，无疑是格里耶的叙事模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或者说是我们辨认格里耶作品的标记。但客观充其量只是一种叙事上的效果。要达到这作为效果的客观，则必须先经过主观的选定。《窥视者》中的景色正是格里耶童年时代所见的景色，一名少女遭到奸杀的场景正是来自他脑海中萦绕不去的幻影，而海鸥则是他的观察和想象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强调这些创作背景，是格里耶为了澄清他的写作出发点远不是客观的，至少不比巴尔扎克更客观。当我们谈论格里耶时，我们时常忽略了主观体验同样（首先）在他的创作流程中发挥其作用的构思规律。任何客观性的表象，不外是诞生于主观性的激情梦幻。而格里耶的创作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让客观从主观中独立出去（直至达到对真实的穿透力）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格里耶深深认同于胡塞尔的哲学表达“现象是被一种意识投射到（事物）表面的东西”。我们从作品中看到了事物最后所呈现的现象，而更具决定意义的，却是“投射”这一过程。

在写作上，格里耶展现了一种禁欲式写作的典范，他让自身定力在描写中获得了充分的考验。禁欲意味着在叙事的技术层面，尽可能加大限制：启用经过严格过滤的视角，最大程度缩小叙述边界，一切陈述上可能出现的倾向性均被控制在严格范围之内。当他将所有的写作本领用于自我限制的练习时，我相信他在个人写作中遇到的叙事阻力一定是巨大的。当然，这也构成了他作品中的一种特殊品质：文体上的高度自律、语言上的惊人控制力带来的是叙事美学上的震撼。一种精确的尺度在他的写作中被建立起来，并随时测量自身。他用自身的写作告诉我们，对技巧的冷静把握可以抵达到什么程度。

格里耶在新小说派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这首先取决于他的创作成就以及他对新小说理论建构作出的贡献。如果说他的小说世界与其他小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至少部分是正确的。他追求观察和叙述的新方式，创造了新的表现事物的方法。通过塑造一面反映物质世界的镜子来对世界建立起更为直观的认识，而这也是对选择以什么方式抵达事物本质的一种新的启示。重新启发读者的文学立场是必要的。尽管小说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但我们选择从什么方面进入到与世界的关系中去，依然是个需要小说不停地给予重新回答的问题。在人与世界的各种形式的关系中，格里耶选取的是看起来最为本质的一种。在《为了一种新小说》中，格里耶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对存在的个人理解：“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而他发明的这套叙述方式，旨在传递他对存在性质的这一直接发现。如果相信格里耶的正确性，就足以改变我们看世界的习惯。但这种改变无疑会带来危险，在一个小说仍然是人之创造物的世界里，一种人类意识和物质存在之间的彻底分离无论怎样都是不可想象的。

使格里耶真正成为新小说的领军人物的，不单在于他在小说形式和理念上的革新动作，同时还部分源于他是个善于为自己制造影响的人。他标新立异的创作姿势，使新小说成为了一个时髦的名词；各种文学动作，使得当我们谈起新小说时，我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他的名字。在他身上，不难看到先锋作家或者小说的改革派们身上共有的激进和自负。他们的共同表现是：抱着一种绝对主义的小说进化观，在理论的自我护航上表现出一种创新者的话语强权。可怜的巴尔扎克成为了他们百试不爽的靶子。全能视角、社会问题、人物中心主义……被他们一脚踢进了历史垃圾堆。进化的观点总是以其表达上的新颖性吸引住人们。每一种引入新观念的小说都要为自己发明一套新的针对小说价值的衡量尺度。以自己发明的新的游戏规则，宣布建立一种新的文学等级，这往往构成对传统的否定。格里耶们也同样以自创理念对小说作出了新的强行定义。但是否能赋予这种定义以充分的创作上的说服力，读者的整体反应或能部分回答这个问题。正如俄罗斯批评家诺维科夫对后现代主义所指出的，新的小说家们最强势的体裁是访谈，是有趣的、充满豪言壮语却并未在艺术实践中完全实现的美学宣言。

新小说派尤其善于的是将自己的出现解释成历史进化的必然。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有属于自身的小说形式－－格里耶这样说，萨洛特这样说，西蒙也这样说，言外之意是，他们所建筑的新小说正是这个时代所期待中的文学叙事。于是各种小说范围内的极端实验都得到了这套小说进化论的合法性支持。革新者们都满足于只创作一本本研究价值远远大过于阅读价值的小说。这种做法带来的一个糟糕后果是：相比传统小说时代，作者与读者之间不再维系着一份建立在稳定的文学理念共识基础上的契约。阅读变成了一场作者与读者之间反复周旋的游击战。叙述者戴上不同的面具，在叙事中释放各种烟雾，常常化为一股青烟消逝不见。当读者苦于作者们设置的种种阅读障碍而向作者本人乞求得到对阅读的指引时，他们得到的回应是残酷的：“他们还在一味固执地寻找某一种交流，一种很久以来人们就已不再提供的交流……”事情看来很清楚，不可能有人为各种“新小说”提供一套可解的公式。而在此之前，读者之所以愿意阅读诸如格里耶者，意味着读者愿意对小说进行重新认识，或愿意与作者建立相互理解的起点，但是作者真正在做的却只是勾引读者却又拒绝读者真的进入。面对这样的新小说，一个窘迫的事实是：要成为一名读者，仅有阅读的诚意已然是不够了。

创作理念决定了作品的形态，而新小说的价值何在，不仅要看它呈现出什么样的美学品质，还要看它是否使新的小说家们建立起一种对自身艺术责任的确信－－这种责任也包括艺术对伦理负有的责任。新小说，在格里耶的理论阐释中体现为一种小说体裁的进化阶段、一种对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探索和一种对彻底的主观性的追求。然而昙花一现之后，新小说这一写作并未被吸收成为经典写法，这一事实遗憾地表明，我们不能期望它来解决小说面临的总体危机。新小说创作逻辑的失灵至少暴露出它的两重缺陷：其一是这种文学形式缺乏可繁殖性，其二是这项文学改造缺乏建立起新伦理价值（比传统小说的价值更高的价值）的基础。

格里耶无疑更新了我们对小说叙事的看法，格里耶使我们获得了在他之前的小说家未指出过的新发现，格里耶给小说注入了新血液（且不管是不是有排异现象）……但这都不能说明，相比前人，他更了解小说的本质。格里耶是否为小说找到了最有价值的努力方向，是让人困惑的。但任何一种形式的对小说的挽救举动都是值得令人为之致敬的。说到底，我们又是根据哪一点来确认我们需要小说正如我们需要上帝和水？这也许是小说作为一种人之创造物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疑问。我相信，这也是生命本身给我们带来的疑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