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顶针是每个家庭妇女做女红不可或缺的一件工具。母亲的顶针是黄铜的，样子像戒指，但比戒指宽，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窝坑。母亲做针线活时，就戴在右手的中指上，针穿不过去时，用顶针使劲一顶，针就乖乖地从布的这边穿到那边去了。由于常年使用，顶针光滑得就像一枚闪闪发光的金戒指。
顶针的使用，讲究技巧，用力的大小及角度都要适当，恰到好处。用力过大，方向稍偏，针容易折断，用力过小针又穿不过去。若针没有顶住凹处，出现滑针，会扎破手指，流出鲜血，疼痛得连头顶都会冒出汗。
母亲小时候姊妹多，家里贫困，又是长姐，只读了三年的书，识字不多，嫁给父亲后她成了勤劳而手巧的家庭主妇，对顶针的使用可谓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她做针线活儿，飞针走线，动作轻巧快捷，娴熟连贯，酷似在做竞技表演，令许多小媳妇大姑娘啧啧称道。
记得小时候家里九口人，生活窘迫，衣裳都是坏了就缝，破了就补。母亲白天侍弄庄稼，晚上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忙碌一家人的穿戴。顶针，无疑是母亲做针线活的好帮手。有了它，母亲的针线活如虎添翼，缝补出来的旧衣裳，美观大方，简直像件艺术品。母亲还常常用些布头线脑，为我们几姐妹缝制各式各样的衣衫，而且手工精细，做得像模像样。每当看着我们穿上合身的衣裳，母亲脸上就乐开了花。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母亲用她的顶针把我们的生活引向了幸福，让原本紧巴巴的日子变得滋润。
要说针线活，做鞋最辛苦。那年月，没钱买鞋，穿的鞋都是母亲手工做的，除了鞋帮用新布，其它的原材料是穿破的旧衣裳，盖破的旧被单。母亲把旧布料剪成大小不一的碎片子，然后摊在门板上，刷一层粉糊粘一层布片，结结实实地糊上许多层，晾干后揭下来，再摞在一起，依照我们各自脚的大小剪裁鞋底，厚度足有一扁指宽。纳鞋底是最艰苦、最累人的一道工序，要将针穿过比牛皮还坚韧的千层布，谈何容易。母亲先用锥子使劲将鞋底扎透，再凭手指上的顶针将粗钢针从鞋底上顶过去，实在顶不过去的时候，就用钳子往外拔。为了让鞋底牢固、耐磨，每穿过一针，母亲都要用手把麻线拽住狠狠勒紧。如此往复，一双双鞋底纳下来，母亲的手不知被麻线磨出多少老茧，被针戳出多少血泡，流出多少鲜血。尤其在寒冬腊月，经年的风霜使母亲的双手皱褶、龟裂，一不小心，被麻线拉开一道道口子，经常是旧伤没好添新伤。但母亲熬着疲惫，忍着疼痛，为了不让一家人遭冷挨冻，心甘情愿地专注着手上的针线活，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多少次，我从那“嗤嗤”的拉线声中醒来，望着母亲不知疲倦地一连串有节奏的拉拽、缠绕、打紧……那针起针落一气呵成的动作，还有那枚闪着柔和光芒的顶针，在寂静的夜晚里，定格成了一幅动人的剪影。我知道，母亲的千缕柔情，万般慈爱，都在顶针的陪伴下，随着针线一起织进了绵绵密密的日子，织进了平平淡淡的岁月。
记得1993年的夏天，我考上了四川省交通技术学院。那些日子，母亲高兴得连睡梦里也发出了畅快的笑声，一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的农村妇女，能让女儿考学跳出农门，那份自豪感毫不掩饰地写在母亲的脸上。自从收到录取通知书起，母亲就默默地为我缝制衣裳，整理被褥，收拾行囊。我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灯光下，我静静地注视着母亲那双粗糙如干枯的树皮、皱褶纵横的手，不停息地穿针引线，泪水禁不住模糊了视线。我想，母亲的手本该是纤细柔美的，但岁月的沧桑把她折磨成如此模样。此后，每当我在冬秋寒夜里埋头苦读，穿上母亲亲手缝的衣裳，纳的棉鞋，抚摸那缝得细密的针脚，仿佛感受到母亲深深的舐犊之情，无私至爱，心里便涌起一股暖暖的激流，哪怕是天寒地冻，也觉得温暖如春。
如今，当我读到唐代诗人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时，脑海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母亲挑灯缝补的情景，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的顶针。那小小的顶针见证了太多母亲给予我们的爱，也见证了母亲操劳的辛苦。尽管现在顶针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对于我怕是一辈子也难以忘怀。因为，顶针，已经成为母亲生命的一部分，缝补，是她人生中的一种享受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