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Introduction-Welcome to the World of Social Sciences
当人类为破除迷信，迎来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时代而欣喜若狂时，他们是否还会怀疑，自己追求的真理和刻画的现实里，其实也包含了自己内心世界的投影？他们是否会怀疑，那标榜着冲开一切，拨云见日的信仰，居然也是蒙蔽自己双眼，扭曲人性本真的力量？如果你正在为人性善的谆谆教导和人性恶的现实世界而感到困惑，如果你已经开始把权威和真理打造的世界看作是电影Matrix中的幻境，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踏上了寻找The One的路途。
欢迎来到社会科学的世界。
以社会学、人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历史阶段之后，已经迎来了对以往理论和研究范式进行全面反思的后现代主义阶段。别怀疑，你没看错，就是日常生活中、甚至影视时尚圈中也经常提到的后 现 代 主 义（Post-Modernism）。虽然这五个字在我们的生活中神出鬼没，俨然成为了一种装酷用的高大上字眼，然而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到底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其实费力不讨好地去解释它并非本文的目的，它和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关系不大。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社会科学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看以往的主张是否过于牵强附会，从而失去了解释现实的能力。同时社会科学家们也在告诫自己，为了追查真相，我们要随时观察和怀疑自己作为“人”而坚持的种种道德操守和信条，看它们是作为地球上的生物所必备的条件，还是作为“人”这个物种而后天开发出来的素质。这种怀疑的眼光事实上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就提出要“返朴归真”，这里面包含的对人性（human nature）的思考，可以说和后现代主义如出一辙。
反思人类对于自己的社会习俗或文化做出的解释，甚至把手术刀指向人性的编码过程，这大概就是后现代主义对整个社会科学所造成的影响了。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太过于荒谬，是一种反人本主义的做法，那么你不用再往下读了——因为我们是社会科学，不是人文学。人文学的任务，是选择相信“人类天性”，并将其称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在社会科学家的眼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手术台上等待解剖的青蛙。残忍吗？好吧，回到人文学的行列去，你会幸福。我们的解剖开始了。
2《现实的社会建构》——社会建构主义的开山之作
解构，大概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的确，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和文化领域里的一些概念进行了考证和解释，指出其不过是近代欧洲文明的产物，极大地撼动了西方思想领域的根基。这种在哲学方面发起的系统性反思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流派上，一是社会学领域中的知识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流派，二是以《写文化》为开端的反思人类学、实验民族志和新民族志等人类学流派，三是米歇尔·福柯所开创的权力-主体理论对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渗透和干涉——虽然用的是贬义词，但并不是为了反驳福柯的观点，而是为了强调这些观点对于现在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
很多人都知道，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对身体和性等一些我们从未思索过的概念进行了考证和分析，指出这些概念的历史产生过程中所带有的政治意味，并照见其中话语权力的身影。这是后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社科学者们还没能把论述的范围扩大到那么远，不过在那个年代，他们已经开始摸索新的“解构”之路。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还原人类社会结构的产生过程，从中找到人类文化的源代码，而这一工作在六十年代的出现了集大成之作，也就是本文要讲述的Peter Berger和Thomas Luckmann的合著——《现实的社会建构》。
该书于1966年出版，书中表达的核心思想——现实是人类建构的产物——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直到今天，书中的观点依然会引起争议。如同书名所示，这本著作论述的主要线索是“建构”，即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其实也是人类建构现实的过程。按照两位作者的观点，这个过程大概包括了外化（externalize）自我，并客观化（objectify）现实，然后内化（internalize）上述两项的过程。通俗来讲，就是人为了认识世界，不得不“按照人的需求”主动创造工具和规则，经过这一步骤，“现实”中能被我们观察或思考的一切都变成了人类认知的“客观对象”。而几乎与此同时，人还必须说服自己——同时也说服他人——这些行为都是能够解释的，因此是合理的。因此社会建构现实的过程，既是人类世界外化和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知识”产生的过程。
在Introduction部分，两位作者开宗明义，阐述了撰写本书的目的和主要论点：在大街上的人看来，“知识(knowledge)”和“现实(reality)”是客观存在、不容置疑的；但在知识社会学的领域里，这正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在社会科学家看来，所谓知识，是在社会中产生和分布的，而现实(realities)更是人类行为建构出的多重复合体。任何人——包括“科学家”——对世界的认知，都是一种对当事人来说实用的知识（recipe knowledge），而非像他们标榜的那样，是一种“对世界全面而又客观的看法”。在不同的场合，人们使用不同的知识，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例如打电话时，我们会拨号、查询、问候，但却不需要知道电话工作的原理。于是作者论述道：对我们来说，“现实”有很多个，描述这些现实的知识，其实只是描述了世界的一部分。
然而作者又提出一个观点：是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到知识的片面性和现实的多重性呢？非也！如果所有人都选择放弃相信所谓的“真理”，又或者每个人都创建自己对现实的描述，那么人与人之间必然无法沟通——因为他们在自说自话。为了能够融入群体中，我们必须以一种通用的方式进行交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选择一种知识作为真理，选择相信一个现实作为“真实的世界”，这就是日常生活的现实(the reality of everyday life)。于是，人类共同的象征意义体系（symbolic
universes）出现了。这个体系维持了我们常说的“社会”的存在和稳定，也是连接社会的客观和主观层面的重要环节。一方面象征意义体系通过向人们灌输什么是“正常的”、“合法的”、“正当的”等观念，纠正人们的行为，尽量使社会成员都按照每个社会给定的方式来行动，一方面把这些行为习惯化、制度化，通过强制或无意识的方式迫使每个人融入社会。说到这里可以插一句，很多人以为当今社会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多元化或者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则不然。无论哪个社会都需要一个机制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和稳定，一旦偏离社会给定的行为准则，个体就会被以各种方式观察、研究、纠正、治疗、排斥、甚至删除。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试问很多人口中的“多样化”，是所有人参与定义的？还是一部分人定义、大多数人盲从的概念？难道反对那所谓的“多样化”本身不能是一种多样化的表现吗？然而这样的行为一旦出现，就会被以各种方式嘲弄、威胁、压制，占据主流的观点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里，倡导多样化这个话语（discourse）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排斥的机制和准则。当然，它被包装得很好，变成了大多数人相信的“真理”。
人类建构出来的现实若不被包装成普遍真理，就很难被广泛接受，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工具。因此，人们必须内化自己建构现实的行为，以及这个被建构出来的现实。这个过程在社会科学当中被称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小孩子一出生，既不会说话，也不知道遵守社会规则，一个“懂事的”孩子，或者“成熟的”成年人，必然是社会化成功的结果。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全面发展的个体，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这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人类从出生就开始经历社会规训的过程，因为我们所说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时间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建构出的现实也深刻影响了人生的过程，因为那是历史的一部分。一个人若是想让自己的人生过程完全摆脱这个历史过程，那必将招致各种社会的阻挠和压力。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于是这里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既然人类需要通过建构现实来认知世界、谋求生存，那么为何屡屡会有失败的案例呢？这是否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成功内化这个“现实”？
既然人的生物属性不能完全帮助他们战胜自然，那么人的社会属性就必须发挥作用。但是社会建构的规则和人的生物属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人在内化自己客观化的世界上还存在局限性。无论社会化多么成功，也无论内化的过程持续多久，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接受一个经由无数人、在若干个岁月里客观化/社会建构起来的现实。因为说到底，我们是生物体(organism)，同时也是社会动物，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我们作为人的体验必定“总是悬浮在‘是身体’和‘拥有躯体”这一平衡之间，这一平衡必须不断得到维持。“虽然人创造了自己的本性，但依据本性建构的现实，并非整齐划一。“现实”是复数的，每个个体都有可能对他的世界做出解释，而且这个解释的力度，并不比共同的象征意义体系更差。这就导致了作为生物体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之间的分裂，由此产生的个人认同和人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之间，永远都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人不断在生物体和社会存在之间转换角色，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若说一定有一个终点，那么对个人来说，那是死亡；而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那是人性的毁灭。
Peter Berger和Thomas Luckmann就这样完成了社会建构过程的论述。当然该书并不完美，尤其是利用George H Mead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对社会的主观现实部分进行论述的做法，算不上十分明智。如同所有学科一样，知识社会学也有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如果一定要分析人类内化现实的行为，或许精神分析学更加适合。然而瑕不掩瑜，《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对于那些标榜为“知识”和“现实”的真理性概念进行了大胆的分析和解构，这样的观点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种突破了。
3 正确对待“社会”
社会如同一枚硬币，既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这一点已为卡尔·马克思、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社会科学家们所论述过。然而这三人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这也就导致了后来尊三人为师的社会科学各个流派之间的观点分歧。正如卡尔·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样，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无论是对现在还是古代意义上的社会学来说，认知的对象都是行为的主观意义的集合。”而爱弥儿·涂尔干则强调“社会事实”这个观点。为了和自然科学以及心理学、精神分析分庭抗礼，涂尔干使出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必杀技——从社会的层面来解释人类行为。在他看来，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的研究都无法完美解释人类行为。任何一个人，他的行为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即便是自杀这样的极端案例，也不能单纯从生理或者心理的层面上去解读，而必须看到人际关系在这里面发挥的作用。亦即，人际关系以及个人对此的认知，决定了人的自杀行为。（这是否让大家想到了阮玲玉留下的遗言——“人言可畏”呢？）照此来看，人的行为不仅是生理和心理学现象，更是社会现象。因此涂尔干宣布：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独立于自然科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研究对象之外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
社会是人类个体相加的产物，但大于所有个体之和，是远远凌驾于其上的东西。这种格式塔式的结论告诉我们，社会就是社会本身，要解释社会中的人，就要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互动的规律，而不是仅仅把目光放在人的精神层面上。我们要还社会科学一个清白，就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社会现象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作为一本半个世纪前的社会学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所阐述的社会建构理论已经为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们所接受，甚至很多“大街上的人”都对该书的观点深表赞同。然而也有更多的人依然在社会建构的迷宫之中徘徊。
社会是复杂多变的，若非经过专业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们，大多数身处其中的人对于社会现象自然是“不识庐山真面目”。无论是社会事实的观点，还是对社会建构的分析，都是不同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们看待人类社会的方法。虽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科研究的理论框架——或者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也在不断改变，但对从社会层面解释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并没有改变，这正是支撑着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走到今天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