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来，越是深入地挖掘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越是由衷地佩服，甚至于五体投地。以致于我慌乱而迷茫，不知要用何种形式表达出我心中之感。最终，还是决定采用随笔言谈的形式，也许这种不拘一格的方式，更能契合汪先生的“散”吧。
坦白说，我看不懂汪先生的作品，就算整体看懂了，有些片段还是不明白的。就算有些片段看懂了，多数字词还是不懂的。汪先生的作品基本都是地方的风俗纪事，但这样简单的概括，就小瞧了这位大家。显然，汪先生是不会甘心于这样一种片面和白描式的风俗绘图。就好比《大淖记事》来说，开篇几乎都是在描写大淖的民俗习惯，诸如浆衣服、嫁闺女时需配送一套锡器、挑夫们的生活等。还有《受戒》里面和尚吃肉、和尚娶妻生子、和尚与妇女私奔等。这些风俗像是风俗，但煞是奇怪，与我们所平日里所根深蒂固的认识是迥然不同的。我想这就是汪曾祺先生吧，由于他本人的特殊经历，他的作品几乎无政治色彩，但是却无处不彰显其逃离政治体制，不拘泥于固有的僵化模式，充分懂得人情世故，却又有着蠢蠢欲动的突破，这种心情是浅浅的，淡淡的，却又是耐人寻味的。难怪贾平凹先生曾说，汪是一文狐。
当我接触汪先生的《鸡鸭名家》的时候，我只能用震惊和敬畏来形容。由于父亲是经营养殖场的，我对鸭这种生物一直以来都有着莫名的感情，可以说，我们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因为我经常盯着它们瞧。但终归，我还是年轻的。因其了解鸭的很多习性，所以汪先生笔下的每一句话，在我看来都是如此地生动和形象，甚至觉得已经没有更好的句子来代替了。例如“他用那把我小时就非常熟悉的角柄小刀从栗紫色当中闪着钢蓝色的一个微微凹处轻轻一划，一翻，里面的蕊黄色的东西就翻了出来了。”“鸭嘴是角质，就像指甲，没有神经，刻起来不痛。刻过的嘴，一样吃东西，碎米、浮萍、小鱼……”“‘六斤四，——这一只，多一两，六斤五。这一趟里顶肥的两只。’”据我在父亲养殖场混得的小小经验来说，这些蕊黄色的物质就是鸭子的排泄物。一般来说，父亲也都会在鸭嘴上面划记号。养了三至四个月的公鸭子是最肥的阶段，大抵都有六斤多的重量，接着就会消瘦下来。汪先生在笔下一些对农村生活的描述都是可考证的而且十分精确，又好比蒌蒿，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记得上一次听张晓风先生的讲座时，她不无遗憾地提及现在江南水乡的蒌蒿已经不多见了，说是苏东坡词里有：“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从这点来说，可以看出汪先生认识之深，之广，之精。以致于旁征博引，信手拈来。
我道汪先生是世故的，像极了一个在人群中纵观全场，却始终微笑点头的先知。记得同学问我，你为什么说汪先生是世故的，是因为他多数描写风俗而对政治避而不谈的态度吗？还是因为他字里行间的“和谐”之态？
其实，看完汪先生的作品，我感觉吃力，既是因为他的文章太散，很难明白其主要表达的意思，或者混沌而迷茫地穿梭于字字句句之间。但最主要的还是汪先生世故的姿态看到了众多我们未曾看见的内在，能有几个人写到和尚喝酒、吃肉、娶媳妇是带着自然平常的语气的，能有几个在写到巧云被人玷污了之后，还可以克制简短过渡到巧云与十一子约会的，同样，岁寒三友的陶虎臣、王瘦吾、靳彝甫未因时局和金钱互相抛弃。汪先生的小说的结尾无一不告诉你，生活还在继续，生活还是有希望的。不正是因为凡是想得透彻，一切都了然于心，才能如此豁达而和谐吗？
另一方面，汪先生的语言就其质地而言，朴实、疏放、淡远，却又不失凝重、奇丽，多数为短句。短句频繁使用，缺点便是太过于松散，但是汪先生用其短句写出了另一番味道，就是一散到底，这里所谓的散，不是指没有规矩和中心，而是用及其有内涵和深度的简短的言语随心所欲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是不脱离主线的。汪先生的小说有个有趣的地方，喜欢铺排式的叙写，诸如《鸡鸭名家》中先写余老五后写陆长庚。《羊舍一夕》先后写小吕、老九、留孩和丁贵甲。《岁寒三友》里先写王瘦吾，再写陶虎臣，最后写靳彝甫。这种方式或许更适合汪先生信马由缰地叙述却又始终不脱离中心吧。
话说回来，能将短句如此精妙地见诸于笔端，除了说明汪先生学富五车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异常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一语道破的敏锐。相较于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我们可清晰辨出这位老者似乎在为人处世方面更甚一筹。余华虽以冷静文笔著称，但字里行间仍是无法避免过多的忿忿不平。
从朋友的口中得知，汪先生的诸多语言材料都是原生态的吴语，这对于生长在福建东南方长期接触闽南文化的我来说是神奇的也是费解的。但是还是不免看出，正是流于其挖掘民族和民间文化的形式，以一种“为文无法”的态度抒写，就自然而然地避开了宏大叙事和主题先行的模式，是对一种富有生趣和平淡自然的人生观的娓娓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