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很多强加的不良待遇，大半出于施加者自己的想象，不一定对得上承受者的价值系统。有时，承受者正求之不得呢。
人家在制造枪炮，他们在制造手表，等到硝烟终于散去，人们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设定的指针，游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一切发现都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尽管那些结果看起来很接近逻辑规律。
《希隆的囚徒》告诉人们：自由与自然紧紧相连，它们很可能同时躲在咫尺之外；当我们不能越过咫尺而向它们亲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义。
牛津，这个朴素的音译名词，正巧表明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渡口。它的一切存在，只为了彼岸。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离土地的方式出现的；一切叛离，都是以遭到围攻的事实来证明的；一切围攻，都是以对被围攻对象的无知为共同特征的；一切无知，都是以昂贵的时间代价来获得救赎的。
幽默的至高形态是自嘲。
乡民能够拥戴的一定是水平基本与他们相齐的人，莎士比亚没有本事把自己降低成这样，因此也就很快被他们淡忘。
在同一个小镇，他又回到了出生的状态。他觉得这个结尾很有戏剧性，可以谢幕了。但是在我的想象中，他还是会再一次睁开眼睛，问身边的亲属，今天是几号。
大师的处境，即使在四百年后听起来，也仍然让人心疼。
一个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难便突出多少苦难，总不是大本事，而且这在实际上也放纵了苦难。塞万提斯正恰相反，他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苦难的心窍，因此对它既不敬畏也不诅咒，而是凌驾于它的头上，俯视它的来龙去脉。
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假人，给塞万提斯一本假书，做法不同，目的相同：都像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太使周围垂涎，太使周围不安。
人类，要到很多年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才不再喧哗，开始回忆，开始追悔，开始纪念，开始期待。一六一六年，让人类惊悚。
茶文化最精致的部位最难保存，每每毁于兵荒马乱之中，后来又从解渴的原始起点上重新种植和焙制，不知断了多少回，死了多少回。但是每次复苏后总能把最精致的部位找回，那就是诗意之所在。
我想，文化未必取决于经济，精神未必受控于环境，大鹏未必来自于高山，明月未必伴随着繁星。当年爱尔兰更加冷落，却走出了堂堂萧伯纳，王尔德和叶芝，后两位很有今日酒吧的波俏风情。
习惯是一支魔杖，总是要去驱赶一切创造物。如果赶来赶去赶不走，它就回过头来驱赶创造物的对立面。
公共空间，需要一整套被集体公认的逻辑。如果一时没有，就需要赶快建立。
我终于来到了滑铁卢。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头雄狮在这里倒下。欧洲的王室松了一口气，重新从这里抬起骄傲的脚步。古战场的遗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顶上铁狮威武。但这头铁狮并非纪念那头雄狮，而是相反，纪念对他的制服。
胜利，是除了失败之外的最大悲剧。
女人们用柔软的双手捧起泥土，哪里还分的清什么胜方败方？只知道这是男人的血，这是不干的土。加几滴我们的眼泪进去拌一拌吧，至于这座山丘的含义，我们心里清楚。
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怒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由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优势,正好于胜败相反。
拿破仑虽败犹荣，也与他所代表的人格范型有关，在我看来，是六分英雄人格，加上四分骑士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