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面上有很多写曾国藩的为人处世的故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很多人把曾国藩作为偶像是因为他白手起家，官至一品，位极人臣，在晚清的军队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家以此判断他一定有着异样的处世手段才得以自保并成为人生赢家。

其实曾国藩的人生经历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中年之前他是一个骄傲自满、说话很冲、办事太直的人，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将他视为仇敌，所以仕途非常不顺。

那时他还经常顶撞皇帝，对皇帝说的话经常不当回事儿，所以他在皇帝脑中强化了勇于范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多次想辞官回家，但因身肩重任，多次向朝廷请求未果，后来借父亲去世的理由回家修养。

回到家中便开始反思自己在官场中的种种磕绊，在极端痛苦中，他看了朋友给他推荐的老庄著作，深入学习后，他发现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必露，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引起了别人强烈的反感。

当时他的朋友批评他刚愎自用，做事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也就没有人愿意给他出主意。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遗憾无极！”

曾国藩最终能成为后人敬仰的圣人，不得不说此次辞官静修是他人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学习中他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

所谓“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坚”，“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那些他以前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须手段。

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两年过来，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

关于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我们可分析几类人，他的下属、同事、领导，以此来观察静养之前与静养之后的区别：

下属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盛行，每次打胜仗，将领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是否出力，是否上过战场，都会有好处。反观曾国藩最初是非常反感这种风气的，他从不滥举，属下做出了成绩也没有太多奖赏，久而久之，与别人有了对比，最终他的人都投靠到别人门下。

静养之后，他发现只有以名利才能网络天下人才，一改之前做法，大力保举，在后面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共保举10几万人，其中3品以上的超过1万人。

同事

以前他给人的感觉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曾国藩就是斑马中的野马。

很多道理大家都懂，但大家都因官场潜规则的缘故不方便说出来，而他就敢直言不讳，给了同事太多压力。好像在示范自己多牛逼，别人都是傻瓜似的。

后来太平天国卷土重来，皇帝重新启用曾国藩，启程前他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写了一封信，以非常谦和的语气让他们提意见。到达长沙后，他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也亲自拜访。原来同事给他写的一些文章，他觉着无多大作用，便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一封都亲自回复。 

领导

以前他经常给皇帝提建议，当皇帝不采纳的时候，他便会非常生气地顶撞皇帝。练兵之初，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比如武汉被太平军围困，皇帝急命正在练兵的曾国藩去营救。曾国藩却因兵未练熟，装备未齐，拒不听命；后来，太平军又进逼安徽省会，皇帝再次令他出师。他回复说“不能草草一出”。

在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后，他写奏章回家守孝，皇帝允许他在家守孝，但如果有紧急情况还是希望他能够复出。但他却回复皇帝说：我觉着自己不是一个才华之人，所处的环境也做不了什么事，所以不会再出山了。

静养两年，皇帝命他再次出山，他不再讨价还价，而是写一封信给皇帝汇报自己什么时间启程，什么时间到达，跟皇帝讲话也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打太极拳，什么事慢慢来。皇帝让他到四川，他不愿意去，但也不再公开拒绝，而是讲明自身处境，精力有限，无法分身，争取皇帝的理解。

曾国藩从早年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愤世嫉俗，做起事来风格强硬，手段单一，经过十几年的历练，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而这种圆融是一种处世手段，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事故，是每个人往上走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