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端阳老师 摄影：王建伟
端阳老师前天给乐读书友分享了《张居正大专》，内容精彩，现场朋友意犹未尽。端阳老师昨晚写下这篇文章，我分享、保存在此。
集中准备了两个月的乐读会讲座《张居正大传》终于结束了，在心里卸下重担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一些缺憾。一是时间紧张，内容过多，没办法展开，总体下来感觉头重脚轻，虎头蛇尾；二是张居正改革的内容处理过粗，尤其是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条鞭法”的内容没有给予足够的阐释；三是对于张居正身前居高位，政绩显著和身后遭清算，身死家灭“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反思不够，没有给众读友足够启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总觉得愧对乐读会这个平台和炎热天气下的听众及为这次活动费心尽力的各位朋友和老师。
张居正改革是对明朝中期以来各方面问题进行的一次总体的又是初步的解决，除了整顿官场作风、行考成法外，还有整顿驿递、整顿学政、禁止讲学、拆毁天下书院，解决北部边患问题等，其中一条鞭法对后世影响最大。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演变大致有两个主要趋势，一是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土地财产税为主，二是从以实物税为主到以货币税为主。前者以唐朝唐德宗时杨炎建议的两税法为开始标志，后者以明代张居正改革是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为开端。一条鞭法的实行，一方面是土地税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同时“计亩征银”也使得白银称为普遍流通的货币，货币税的比重明显上升。所以一条鞭法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地丁制（废除人头税）”，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演变的重要一环，因为它不但使得赋役负担趋向均平，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于张居正身前居高位，政绩显著和身后遭清算，身死家灭“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讲座中除了从1、皇权的不可靠2、“强公室，杜私门”得罪权贵3、不善谋身的缺憾（1）堵不住的贿门（2）科场中的“手脚”（3）执政后期的不节4、对万历教育的失败等方面进行分析外，还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问题，供大家思考：
1、人性的复杂：人性善和人性恶是中国古代很早就在争论而且在宋朝以前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孟子的人性善和荀子的人性恶都是根据人们后天的一些表现来论证的，都没办法理服对方。到宋明理学兴起后，人性善的声音最终占据了上风并被社会慢慢接受，一是因为儒家思想是官方哲学，二是理学家最终从天道的角度提供了人性本善的依据。但是从张居正生前和身后的所遭受到的待遇来看，人性本善的结论还是过于简单化。尽管儒家学者一直宣扬人性本善并强调后天的努力及志在圣贤，但恰恰是那些读圣经贤传的人，口谈孔孟道德的人，像丁此吕、丘舜（舜字是木子旁）、羊可立、李植等在张居正死后深文周纳、落井下石、公报私仇、伤及无辜，踏着张居正的尸骨来换得疯狂报复的万历皇帝的欢心。而且后三人还是御史，风裁卓绝才是本色，反而在他们身上更多地暴露出了人性的卑劣和无耻。
2、泛道德化的传统：中国自从儒家思想成为官学之后，道德治国就是显著特色，政治问题最终要变成道德问题。人被简单地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阵营，能够遵守道德律条的就是君子、佼佼者称为圣贤；违背道德律条的就是小人甚至被斥为禽兽。在古代，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老师。执政者当然应该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对张居正这样的中枢人物来讲，当然在父亲去世后应该丁忧回家，守制是天理，夺情就是人欲，就是恋位，甚至是禽兽。纲常伦理遭到破坏是要天崩地坼的，何况这样一个天下瞩目的人物，何况在明朝这样一个经过阳明后学大肆渲染后道德自信心高度膨胀的社会。这里抛开背后的利益争斗和反对派想趁机把他排挤出朝廷不说，张居正的几个学生也劝告他回乡守制就能看出这种泛道德化的文化传统对人的影响。所以，清流永远比循吏理直气壮，永远比循吏高明，永远比循吏安全，干活的永远斗不过吆喝的。这才是在读到居正长子张敬修血书中“咆哮噂誻”、“体关三木”、“首戴幪巾”、“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时让人悲从中来，潸然泪下的真正原因。
3、制度的问题：自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后，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一直就贯穿整个古代社会的始终。在皇权强大时，宰相就是附庸；在皇权旁落时，权臣、宦官、外戚就会跑到前台。所以英裁的君主，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削弱相权，宫府一体，府是依附于宫的。张居正施展自己才华最好的机会就是万历皇帝的年幼，但在应付小皇帝的同时他还要应付有主见的李太后和权宦冯保。明朝的内阁票拟和司礼监批红制度既成全了张居正也害了张居正，他死后被人攻击的一大罪名就是勾结冯保。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代王行政，小皇帝在一天天长大，张居正却没有变老。皇权的不可靠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东润先生认为居正的掌权就是万历的失位，效忠国家就是蔑视皇帝真是一针见血。就像卫崇文老师总结的那样，皇权和相权的矛盾是一个死结。事长君易，事幼主难可为千古不变的至理。这里可以补充一句，事倨傲、孤独、好货和谦卑、谨慎、颓废、贪权但又没有责任感的幼主更难。张居正想做伊尹、周公和诸葛亮，但万历不是太甲、成王和蜀后主。所以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很难全身而退，而何况他（们）往往还“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海瑞语）；改革的政策很难形成连续性，被一以贯之下去；在这样社会环境下，“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样的悲剧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很难避免，这个“历史周期律”要跳出来也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