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心情好好的，昨天上午突然接到了一位学员的微信，说父亲逛旧书摊时，在一本杂志上发现了我，就买下来了。看过发来的照片，我便伤感起来。
那是2003年6月份的《青岛画报》，封面是“六十年代的老青年”的主题，当时编辑王占筠老师约请我们三位谈了些感受，我涂鸦的叫“感悟本命年”。记得那天下午我从单位赶到报社，在一进门的楼梯旁匆忙拍了张照片，就上了画报。
转眼15年过去了，看着自己曾经的模样和涂鸦的文字，意识到当年戏谑的“余生”真的又减少了6000多天——离80岁的预设终点只能用四位数计算了！
我已看到了下一个15年和再下一15年后自己的样子：“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
感谢学员及其父亲，尽管他们的用心让我泪流不止。
今晨晒一下我的过去，希望能够唤起各位学员的回忆，并继续认真完成训练营的作业，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段散文诗。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36岁了。
除夕夜，在妻子帮我系上红腰带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问题：到底是到了本命年才系红腰带呢，还是系上红腰带才算到了本命年？接着，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是因为经商而成了公司的副总经理呢，还是因为做了副总经理才开始经商？自此，这个问题就在折磨我，我想在本命年里找到答案。
我不认为这问题荒唐，似乎应该属于疯子或哲学家。这是两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许多人认识我并认可我，是因为我的职业是医生。我觉得若想明白了这样的问题并做出选择的话，我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实用的心理医生，当然也可能做个更好一点的职业经理人。请注意，我用的定语是“实用的”而不是“优秀的”，尽管无论在学术研究和市场定位上，我一直推崇“实用的就是优秀的”。心理学家詹姆斯（美国）和朗格（丹麦）曾天才般地推导出其彪炳青史的情绪理论：人不是因为悲伤而流泪，而是因为流泪而悲伤。同样面对这样理论，我们有些人可能还在考证它是否导致了某位伟人说出了诸如“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的话的时候，一位叫多湖辉的日本教育家却得出“结论”说“孩子并不是因为厌学而学不好，而是因为学不好而厌学”，他由此论点出发而写的小册子在我们中国也十分畅销，怕早已赚得钵溢盆满了。
我喜欢思考这样的问题也总能用行动给出答案。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被现实铸就的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了。
三年前，我在一所著名医院里做医生，这在别人看来是很不错的，但我发现许多人被一个叫作“职称”的东西给累坏了，我觉得把有限的精力和青春花在这上边不值得，我辞职了。我还有过读博士的机会，当时学校和导师都选好了，但导师说，研究方向必须由他指定而不能由我的兴趣，我听后就一点也没有含糊地放弃了——我不能为一张文凭再去浪费三年时光，倘如此，即使成为一个连自己思想都没有的博士又有什么用呢？再回到我开始提出的问题上。就像系上红腰带才提醒我已进入本命年一样，我觉得我是做了副总之后才学着经商的，我有热情，也不比别人缺乏聪明才智，但随着工作的进展，公司步入正规尤其是规模扩大之后，诸如缺乏经验和市场敏感、做事优柔寡断等已经在工作中显现出来，我的实用主义观开始遇到挑战，考虑到公司发展，我已经在考虑把目前的位置让更优秀的人出任了。
我最适合的还是做一名心理医生，为这一职业我已经准备10年。人生的阅历让我体会到，一个人不能为了适应某种现实而压抑那些一直是生命根本的需求，不能为了适应现实而使自己陷入精神的单一、枯竭、分裂和破碎。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体会和感悟。我一直是精神分析的忠实追随者和实践者，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文化重构、人格重塑的时代背景下，在当今对金钱和实利的信奉和追逐中，有相当多的人早已不再相信精神还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但与此同时却又因精神的失落而产生出巨大的焦虑、苦闷和空虚。不过，尽管人们普遍感觉到因精神空虚而产生的痛苦和焦虑，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精神家园的丧失，乃是因为我们自己对精神采取了放逐的态度，把它视为物质的奴婢、肉体的附庸。我已经开始并更加深入地做下去的工作，就是让这一群体有所领悟，给自己的独立性以应有的尊重，不再把精神和精神现象从起源、性质和意义上归结为精神以外的某种东西，摆脱因精神失落而产生的种种苦痛，找到重返精神家园的悠悠归路。我会让更多的人相信：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取决于内心的充实而非现实生活中的成功！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是我余生所系。我喜欢用“余生”这个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越来越具体化了：假若我能活80岁的话（这是我的祖辈的平均寿命），我的余生就是44年——把它换算成天数后吓了我一跳：我的生命只有16000天左右了！除去必须的睡眠、不可预测的疾病、满足欲望的享乐……之外，我能有多少时间用于自己喜欢的事业呢？即使按小时计算，那数字也足以让我沮丧。
36岁的本命年里，我彻悟了：时光飞逝，人生苦短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