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两汉四百多年，是中国文学稳固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汉代文学上承先秦文学思想和艺术，下启隋唐文学诗歌高峰，奠定中国文学基础。

纵观历史长河，鸟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汉代是第一个繁盛时期。先秦时期包罗万象的贵族风格文学，在汉代得到贫民化推广，逐渐诞育出以诗赋为主的相对独立的文学观念。在总体趋向上，汉代文学沿着诗、赋两大传统演进。

以笔者浅显的认识，汉代文学有三大特征。

一是大一统文化的形成。先秦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地域文化各有特色。首先是秦朝已经对地域文化进行兼综，包括邹鲁、荆楚、燕齐、秦晋、巴蜀、吴越文化和远通异域引入的西域文化等；其次是南北文化的融通，汉家统治者是南方人，在北方定居之后，将南方文化带入北方，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文化大融合。集中表现在以离骚为模板的汉赋兴起和兴盛。

二是受儒道两家思想交替影响。阅读两汉文学，掩卷深思，不难发现，儒家思潮在推动汉代文学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自董仲舒以尊儒为主兼取众家之思想体系的形成为起点，儒家入世进取思想影响着汉朝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突出表现在：仁义为本的文学性情、礼乐制度的文学审美、学以致用的文学功用。如董仲舒所谓“因天地之性情”“利五味，盛五色，调五音”“以感动其心”（《春秋繁露·保位权》）。相对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道家思潮对汉代文学思想的影响较弱，尽管道家实际上代表着南方文化，汉初时期统治者崇尚黄老思想，但随着儒家文化的强势崛起，道家的衰退势在必然。

两汉时期，儒生就人生、社会、政治的态度表现于文学作品，常常是积极向上的，穷而不达时，则由积极转为消极，便由儒家转入道家。贾谊便是典型代表。所以汉代文学家同时受到儒、道两家或浅或深的影响。

三是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思考。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人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基本成型，也就是说中国有了自己最基本的哲学体系。汉代文人除了继续思考社会问题，也开始认真思考自然万物，特别是人生问题。如果你读过古诗十九首，就明白他们的纠结、挣扎和不甘心。

汉代文学突破了诗歌和散文的约束，丰富了体裁类型。汉初以《诗经》注评兴起的三家诗学，开启了书评文学；以黄老庄子思想为根本博采各家的《淮南子》，继续中国哲学探索；成书于景帝年间的《公羊春秋》，终于把一个家族之间口耳相传几百年的经典永久传世；开创传记体编年史的历史巨著《史记》；迤逦浪漫和苍凉激越的汉赋；唯物主义辩证思想萌芽的《论衡》等等，不胜枚举。

二、诗学与乐府

诗三百虽为周朝文学作品、春秋末期孔子所编，但是真正在平民百姓间流行起来，却是在汉朝，得益于汉初诗学的兴盛，而诗学兴盛又起于鲁、齐、韩三家议诗、盛于毛诗序。鲁诗首出，齐诗、韩诗继起，最后是毛诗为后起之秀。至今，鲁齐韩三家诗学皆遗散，唯有毛诗传世。

诗学，可能想模仿《春秋》三传，对诗三百进行注释、评议、作传，然而不同于春秋三传的是，春秋记述的本来就是历史事实，只不过是简明扼要，三传对春秋所列的历史事件加一补充描述，使其更完整。而诗三百却是纯文学作品，大部分诗歌没有对应的历史事件，或者作者故意隐藏事实，含蓄歌言。所以，对诗三百作传，要么凭空臆造、大胆揣测，要么根据蛛丝马迹牵强附会。今人已经看不到鲁齐韩三家诗传的本来面目，但从毛诗序窥之，大概都有不同程度的曲解误解，或牵强附会，或一家之言。

然而，汉代诗学，个性情感始终没有越过理性的栅栏和政教的规范，始终在围绕统治阶层的思想情感论诗、解诗、评诗。

以《毛诗序》为例，它总结古代诗歌理论，所谓的诗歌之“情”与诗歌文学创作之情并不是完全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是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的诗歌理论，无疑是对古代诗歌最佳的评论和总结。其实我非常反对《毛诗序》评诗动则“赞”或“刺”的说法，却很赞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论点。

因为《毛诗序》的观点符合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因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毛诗序》被很多人奉为圭臬，并作为文学教化理论的典范，压抑了文学创作的才情、个性，而沦为教化工具。由于汉初儒生的积极入世，影响着诗学的功利性，也掩盖了“诗”原有的文学性。这是诗学不能否认的负面影响。

无论如何，诗学，它不仅仅是为诗作传，更有作者的评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学的兴起，开创了文学评论的先河，也开启了乐府诗的繁荣。

乐府诗也称乐府，乐府是指统治者设立的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在秦朝已经有乐府的雏形，至汉代汉武帝时期正式成立，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后世将其搜集整理的诗歌统称为乐府诗，它是汉代诗歌发展的一个新体裁。

乐府诗发展了诗三百的节律，从四言诗过渡到以五言为主的诗歌，并逐渐开始使用对偶句子，读起来更具美感，为近体诗的形成奠定基础。

中学课本里学过的《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的代表作，歌颂“在地愿为连理枝，在天愿为比翼鸟”的生死爱情。我们熟悉的还有《陌上桑》、《上邪》、《东门行》、《孤儿行》等。由于采集自不同阶层，其内容也体现出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陌上桑》里秦罗敷为维护自己的爱情，毫不留情地痛斥使君的泼辣率真形象深入人心；《上邪》的连续排比誓言，表现女子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留下海枯石烂天崩地裂等成语；《东门行》表现不得不割舍夫妻之爱、儿女之情， 生离死别的场面；《孤儿行》中的孤儿， 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小小年纪便对命运已经完全丧失信心。

两汉乐府诗既有表现贵族雅乐的生活气息，更不乏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歌词，尤其是深入到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淋漓尽致，给予下层人民苦难生活极大的同情。乐府时对于后世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

三、《淮南子》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意义

《淮南子》是一部哲学书籍，为西汉南淮王或其门客编著。其哲学思想以老庄为主，杂揉儒家、法家、兵家、名家等多家学说，虽然发展了中国哲学，却并未形成独有的思想体系，所以后世一般把他归为杂家。

举个例子看，他对“道”的诠释：“道”是宇宙的原始自然状态，由此化生天地万物，显出和谐的自然美图景；“道”是事物运行变化的规律，于无形而又实有的变化中显出人工美作用。其实并未跳出老子道德经的阐释。

有一点不同的是，《淮南子》一边崇尚道家自然、质朴之美，一边表现出积极入世的态度——儒家思想的并揉，这也是西汉初期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决定的。

西汉初期，《淮南子》很符合当时士人阶层的思想意识。一方面统治阶级崇尚老庄无为而治，一方面士人对全新的朝代又想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其实他们是矛盾的，于矛盾中探索出一条士大夫入世之路。

《淮南子》对文学艺术有一套理论阐述，它强调“文之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于外者也”（《淮南子·缪称训》），把文艺创作的根本特征归于“发乎词，本乎情”（《淮南子·泰族训》），以突出文学思想中的“至情至性”。《淮南子》论述文学的“至情”境界，与其基于道家自然分不开，也与时代影响分不开。淮南王受南方文学影响深厚，他在楚辞方面也颇有造诣。虽然淮南王迤逦的楚声文辞已消逝在历史的浩渺烟波中，然而他继承的楚文化精神却保存于《淮南子》的文学理论中。所以淮南子在哲学上，受老、庄之学歌颂自然、虚静人生思想浸润；在文学上，受楚地神话传说、辞章文采的文学洗礼，尤其是崇尚屈原作品追寻自然之至情。

而其本身的文学性，笔者认为本书是各行业大而全的理论观点论说文，包括天文地理、社会人生、方术兵法、精神养生等等。这一点，我们只从它的章节标题就可以了解。它甚至还包括对疾病的论述，认为情绪变化、地理环境对人体影响极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这观点如今也是十分正确的，要知道这是两千多年前的文学作品。不过说起疾病论述，还是《黄帝内经》更牛，然而《黄帝内经》很可能与《淮南子》同时代成书。

《淮南子》文学思想表现出兼综博采的时代特征，其中很多艺术精见在我国文学艺术理论时空中光采熠熠。然而，总淮南之成，其文艺观本质又属于汉初特定时期，而在它出现的同时，一个大文化时代的帷幕正在开启。

四、汉赋应有的文学地位

说起中国文学，人们总是说“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四百多年的汉朝文学往往被忽略。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汉赋，格律诗的对偶就没了基础，后世的散文也少了些韵味，所以汉赋应该是这个文学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个观点，我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著作里找到根据。王国维赞扬清代朴学家焦循“一代有一代之胜”的观点，将汉赋与楚骚、六朝骈语、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肯定了汉赋“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考〉序》）的地位。

看到王先生的观点，我还有点暗自得意，能与王大家观点相同，是不是说明至少我还有点文学天赋？哈哈哈哈，哄自己高兴，只要快乐读书即可，不必有压力。

汉赋，之所以称为汉赋，一定是汉代发明、别于其他时代的文学艺术形式，如同唐诗宋词一般。至于汉赋何以戛然而止，据我孤陋寡闻的猜测，应该是和唐诗宋词一样，辞赋在汉代已经达到顶峰，后世少有超越，于是便开创新的文体。事实上汉赋的确代表两汉文学的主要特征，正如唐代无处不诗一样，汉代文人无人不赋，可以说汉赋开辟了汉代文学繁盛时期。

纵观两汉文学，汉初文学继先秦诗、骚、散文艺术繁荣之后，以辞赋体艺术首占时代鳌头。汉赋的兴盛，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者为楚地人，楚人受楚辞的熏陶影响，不但极具浪漫主义情怀，也楚辞这种诗歌形式全盘接受，而汉赋正是楚辞发展而来。

简介几篇著名的汉赋作品。

《上林赋》。汉赋奠基者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之一，与《子虚赋》构成姊妹篇，都是汉赋能够并列于唐诗宋词成为汉代文学标志的重要作品，在汉赋发展史乃至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它词藻华丽，手法夸张，承续楚辞的浪漫主义色彩，以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问回答的形式，极度铺陈宫苑的壮美和帝王生活的豪华。这种风格后来成为汉赋的典型特点。

《子虚赋》。汉赋名篇，怎么也不能越过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它通过铺陈云梦泽的秀美壮丽和楚王游猎的奢华淫逸，达到借古讽今之目的。与《上林赋》一样，词句华丽，文采飞扬，以极其夸张的手法炫耀大国的强盛，最后乌有先生的批判是点睛。此赋为后世留下成语“子虚乌有”。司马相如就是告诉你我就是胡说八道，嬉笑怒骂中达到讽谏目的。

我猜曹雪芹一定受《子虚赋》的启发，在《红楼梦》里大肆子虚乌有，什么“贾雨村言”、什么“青埂峰下”等等。

《七发》。是汉代辞赋家枚乘的赋作，是汉赋形成的标志，为讽劝文。讽刺贵族子弟沉溺于安逸享乐，享乐成疾，无病呻吟，表达了作者对贵族集团腐朽纵欲的否定态度。《七发》以主客问答、连写七件事的结构方式，为后世所沿习，并形成赋中的“七体”。

《两都赋》。“汉赋四大家”之一班固的代表作，包括《西都赋》、《东都赋》，以假想人物西都宾尽述西都之繁盛优越，又让东都主人哀叹之余若无其事地显摆东都之繁盛早已超越西都。两都赋用词之丰富常人难以想象，什么珍奇异宝、香车宝马、星罗棋布，无所不用其极。文章太长，读起来苦涩，诸君有兴趣，可以见识见识两千年前的文史学大家是怎样绞尽脑汁，铺陈自然美景、都市繁华、郊野风情、农耕桑蚕的。

《二京赋》。是东汉辞赋家、科学家张衡的代表作之一，包括《西京赋》、《东京赋》两篇，被誉为汉赋精品、汉大赋绝响。班固的两都赋已经在先，张衡却依题而做《二京赋》，可见张衡足够自信。《二京赋》篇幅更为宏大，在继续大赋华丽铺陈的同时，注重文体结构，在颂扬汉朝国势隆盛社会繁荣的同时，饱含着浓厚的“恤民”气息，他像一个仗义执言的侠客，指责官僚豪绅们的昏庸腐朽，陈述黎民百姓的痛苦和仇恨。一改大赋歌功颂德的套路，注入怜农惜民的文学思想。

汉赋名篇还有很多，比如扬雄的《甘泉赋》、贾谊的《吊屈原赋》、张衡的《归田赋》等等，毋庸赘述，读者诸君自会阅读。

汉赋文学从汉初骚体中脱胎走出，同时也走出个人哀怨情结，以俯瞰天下的视角，创作出雄浑壮阔的传世经典之作。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大赋作家，其思想境界的开阔不仅在于作品之内容繁盛、宏大，而且其创作手法与艺术想象也超越历史超越现实。

五、史记

两汉文学，怎能缺少太史公的鸿篇巨制《史记》，鲁迅先生推崇史记，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仅是第一部详细记录中华民族历史的史书，还开创以人物传记记录历史的先河，更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端。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仗义执言，被暴怒的汉武帝打入死牢。司马迁无钱赎身，只好接受屈辱的宫刑，苟活性命而作史记，《史记》成，太史公不知所踪。《史记》耗费司马迁毕生精力泣血而作，记录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约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不但体现太史世家的史学功底，而且彰显司马迁旷世的文学奇才。

《史记》以基本史实为依据，加以丰富的想象，用铺陈夸张比喻等文学艺术笔法将各类人物从历史的云烟中呼唤而来，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各类人物，不仅是王侯将相，平民百姓在太史公笔下第一次记录在史书中。

通过历史人物命运的描写，既体现司马迁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也透漏了司马迁面对君权统治悲天悯人、无可奈何的人生态度。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基本上以政治人物为主线，不同人物赋予不同的传记名称。

本纪。“本纪”是全书提纲，记录王朝更替和帝王或司马迁认为应该与帝王并列人物如项羽等的编年体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表。“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方面内容。

世家。“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我认为列传才是《史记》最精彩的部分。司马迁为他认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传，开创性地跳跃出只有王侯将相言行的历史记录，为普通人列传。当然这个普通人是相对政治人物的，他们各怀绝技，绝非常人。

《史记》文学艺术性方面，笔者认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故事性叙事。司马迁开创记叙文，以史料为基础，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夹叙夹议、层层深入，引人入胜。虽然是写历史，却一改前人写史平铺直叙的记事方式，以小说家的感觉大胆揣测人物心理，以故事性笔法探究事件因果关系。形成独特的历史风格和史观。

个性化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之列传的人物，全部个性鲜明，使读者隔着千年时空，仍然可以感受人物活跃在眼前。我印象最深的是项羽本纪，对项羽的刻画，司马迁是抱着极大的同情和惋惜来写项羽的，项羽并未称帝，他却把项羽直接与刘邦并列，在本纪里记述。读者诸君有时间去读一读，特别是垓下之围、自刎乌江这些片段的精彩描写，借项羽之口表达司马迁自己的观点：“今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廉颇蔺相如列传》，对廉颇和蔺相的刻画如，岂止入木三分，廉颇的骄傲霸气又耿直率真，蔺相如的宽和大度又有点“老奸巨猾”，就连舍人这样的小人物的形象也跃然纸上，读起来，仿佛在看一个舞台剧。及至蔺相如言“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使其人物形象立刻高大起来。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采用很多艺术手法，经常对人物进行正面写实与侧面写虚相结合；运用对比手法描述，《廉颇蔺相如列传》用舍人的心胸狭窄来映衬蔺相如的胸怀坦荡，《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带兵特点，是写程不识带兵的作风来映衬。

悲剧性传奇。《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并富有传奇色彩。比如项羽的悲剧，比如侠客传里面的五位侠客，无一不是悲剧收场，但司马迁笔下，他们都是令人扼腕叹息、荡气回肠的英雄好汉。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文学作品，它首创简明易懂的通史体裁，建立史学的独立地位。后世学者各朝代各种通史版本，都是效仿史记而编写的。同时，《史记》把史学与文学结合起来，创建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是千年不遇的文史学天才，其艺术手段极其高妙。《史记》从它诞生那天起，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直到今天，这影响长盛不衰。中国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不同程度效仿它，很多戏剧素材直接来自于史记，比如赵氏孤儿，比如将相和，比如霸王别姬等等。

我们今天，应该很庆幸当年司马迁的忍辱偷生。

六、奇书《论衡》

中学课本里曾有一篇古文“订鬼”，至今我依然记得年轻的语文老师激情四射地讲述这篇文章的情形，也记得这篇课文的主题思想：世间本无鬼。作者王充的论证特别给力：世间若有鬼，则从古至今鬼比人多多了，这个世界早被鬼挤满了，哪里还有人的容身之地！

这是将近两千年前，鬼神之说深入人心的社会环境下，王充这个中国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能不让人叹服。

“订鬼”只是王充代表著《论衡》中的一篇，王充在《论衡》之《佚文篇》中明确说明他著书目的：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王充订鬼的目的是驱除“虚妄”。何为“虚妄”？就是对皇权、神话、谶纬、迷信盛行的汉代文坛风气，是对华而不实的文章的批判。在我看来，这个“疾虚妄”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对神秘主义儒术的批判，隐含着对皇权的绝对支配的不满。汉朝经过王莽新朝到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主宰，皇帝笃信，朝廷上下跟风趋势，但此时的儒家已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皇帝钦定的儒术经典《白虎通义》，是当时经文必读，其充满经学神秘的唯心主义思想，以神秘化的阴阳、五行为基础，解释自然、社会、伦理、人生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进行批判，特别对儒术进行尖锐而猛烈的抨击。

二是质疑经典，务实疾虚。王充本是儒士，却在《论衡》中叛经离道，“刺孟”“问孔”，似对先贤圣人大不敬，也足见其有虚必辩的决心和胆识。“问孔”其中有一问，很有意思，估计历代儒士想问而不敢问的：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问孔》云：“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

这简直把孔子问住了。孔子虽千古圣人，但这句话的确够虚伪。民以食为天，去食存信，扯淡，人都没了，何谈信？王充说了没人敢说的问题，也是王充务实疾虚的思想体现。

不止儒家经典，论衡对先秦诸子各家各派的思想，进行“批其虚妄，吸其精华”，对“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后人称《论衡》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书。

三是对鬼神谶纬的批判。对鬼神的批判占了《论衡》很大比例，前面说的《订鬼篇》是其中之一。还有《论死篇》、《死伪篇》、《纪妖篇》、《订鬼篇》、《言毒篇》、《薄葬篇》、《祀义篇》、《祭意篇》等。意在说明鬼之不存，谶纬更属邪说。东汉时期，谶纬说横行。王莽时有个小故事，经学家刘歆预测一个谶言（这个很奇怪，也能预测）说“一个叫刘秀的人会登上大位”，于是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刘秀，而且坚信自己能称帝。最后在阴谋诛杀王莽失败后自杀。到后来刘秀真称帝了，虽然此刘秀非彼刘秀，但这谶言是真是假？我们现在都弄不清楚，那时王充就大胆批驳其虚妄。

王充的订鬼神疾谶言，就是针对当时社会风气而发出的求真务实的声音。

四是对华而不实文风的疾恶。汉大赋兴盛，文章大多华美壮丽，歌功颂德，王充对这种浮夸文风不以为然，认为文章首先要重实用，要切中时弊，达到讽谏的目的。他批评汉赋艺术无益“崇实之化”，认为汉赋应摈除华伪之虚，以彰汉赋宏远博丽的艺术价值。然而王充亦是矛盾的，他所谓的“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华叶之言，安得不繁”，主要指以颂扬为重心的宣汉之美，还大力宣扬当朝文人班固同样具有“华伪之虚”的大赋创作为“誉得其实”，也是顾忌皇权和同时代文人的面子吧？毕竟，人要先生存。

《论衡》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论衡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论衡的叛逆，曾遭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为“异端邪说”。

《论衡》共八十五篇，耗费王充用三十年心血。有一个关于本书的故事，说公元189年蔡邕（才女蔡文姬之父）来到江东，偶然间看到《论衡》一书如获至宝，密藏而归。友人发现他自江东回来以后，学问突有大进，猜想他可能得了奇书，便去寻找。果然在他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便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蔡邕可真小气）。友人读后亦称“真乃奇书也”。

我对《论衡》的解读粗糙而片面，读者诸君若想学问大增，快去阅读这本奇书吧。

七、小结

以上只是粗略介绍了汉代的文学名家名著，我有意识忽略了董仲舒、扬雄两座汉代文学高峰，也未涉及汉代辞赋家王逸、班家姑侄父子兄弟以及汉末的三曹和建安七子。因为对他们只是久闻大名，除了读过曹家父子几首诗外，其他作品从未阅读。没有学习，当然不敢妄言。

汉末政治昏暗、统治者没落，汉代文化也接近尾声，建安年间，以“三曹”（操、丕、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既为汉文学画上圆满的句号，也开启即将来临的新时代的序幕。

汉文学在先秦文学的基础上，继续人生哲学的思考；继承楚辞形式和神韵，发展了汉楚辞和汉赋文学；汉乐府的兴盛，为唐诗宋词的繁荣奠定基础。当然，最不能忘记的是太史公为中国历史开创的文史学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