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旭：大跃进“小麦王”的苦恼》（作者：陈徒手）

［蔡旭，1911年5月12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后任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教师，成都四川农业改进所技士。1945年赴美，在明尼苏达大学、康奈尔大学进修。1949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系主任。是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小麦杂交育种的开拓者。］

1958年大跃进运动深入后，蔡旭就吃力地跟不上形势。在一次跃进交流会上，蔡旭教授对来自于河南固城县的一位农民劳模提出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当时报上登载小麦亩产达到3530斤，蔡旭是不相信的。他说自己的一个毕业生写信告诉他，河南所谓亩产双千斤的纪录是假的，只有八百多斤。这让农学系总支书记、后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吕恒甲颇为恼火。说：“总之资产阶级教授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反过来自已则很骄傲的。”（见1958年7月吕恒甲发言稿《坚决贯彻中央的教育方针，彻底改变农业教学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

学校在搞丰产田，制定指标和措施时，蔡旭起初只提每亩750斤，后来见外面大跃进火热场面，回来后提高到1000斤。再让报第二年指标，蔡旭只肯提每亩1600斤，再不肯往上提了。后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公开向蔡旭挑战亩产8000斤，把他吓了一跳，后来在党总支的逼迫下涨到8500斤。紧接着青年教师出马高喊要搞亩产万斤。

1958年7月，康生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发表意见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小麦三千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五千斤的一级，四千斤的二级，一千斤的五级。

作家邵燕祥在读了陈徒手写的文章后认为，“今天回首这些笼统称为极左的现象，或归于路线政策的偏差，或被归于执行者的政治文化素质，对当时的学生一方，更简单地看作是被干部误导盲从罢了。但若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还有深长思之的必要。我们习惯称为极左的路线或政策，都有其深远的根源，而体现在文化领域，其特点是反智、反文化。

郁达夫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一个民族没有杰出的人物是可悲的，有了杰出的人物而不知爱惜，更是可悲的。

《狂人刘文典》作者：章玉政（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5第一版）

1928年11月29日，刚刚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到安徽省府所在地安庆视察，听说几天前安徽大学有学生跑到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闹事，就召见代行校长职权的安徽大学文学院主任刘文典问话，并责令他尽快惩处肇事学生。

没想到刘文典根本不理他那一套，连主席也不愿喊，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看见蒋介石扯起孙中山的大旗，身着灰布棉袍的刘文典“嗖”地站起身来，从容应答：“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结果可想而知。

刘文典的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

1931年12月11日，鲁迅先生在上海发表《知难行难》一文，特意谈到了这件事：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狂：其实是一种气节、一种人格。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国文人而言，莫非气节二字。正如《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俄国除了随联军进攻北京外，又以保护俄国修筑的中东铁路为名，分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东三省。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任俄军总司令，国防部长兼陆军大臣亚历克塞·库罗帕特金为总参谋长。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驻地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乌拉驻地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1日，攻占省城奉天。从旅顺乘4艘军舰出发北进的俄军亦在当天于山海关登陆，4日占领锦州。东北三省全境落入俄军控制。

俄国侵吞满洲的企图使日、英、德等国出面干涉要求俄国从东北撤军，美国和法国也表示反对。俄国因慑于列强干涉，同意撤军。然而，俄国只在第一期履行约定撤兵，于1903年4月第二阶段撤兵期限时违反约定，更于1903年4月18日告知清廷外务部另提《七项撤军新条件》，其中有“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变相侵呑满洲的条款，并重新出兵占领沈阳。其后，俄国沙皇设置“亚东大都督”，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远东总督统治满洲，中国东三省从此归俄国。当时的清庭根本不敢多说一句话。

刘文典与陈独秀的祖籍都是安徽怀宁，刘文典早年的许多人生轨迹，与陈独秀有许多交集。

1903年5月17日，大雨滂沱，但雨水并未能阻止陈独秀内心的声音，在安庆北门拐角的藏书楼内，他第一个登上讲台，开始了“安徽爱国会演说”，逐一批驳俄国关于东三省的七项要求，并大声发出呼喊：“全国人既如上沉梦不醒，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知识分子，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否则，就是社会的蠹虫。

1904年初，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目的是使安徽青年“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刘文典走向皖江求学的道路，就与这份报纸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黃兴称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称作黄疯子的黄侃。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大、脾气怪。刘文典与三位均有交往，一是安徽公学时期的刘师培，一是日本留学时期的章太炎。他们先后当过刘文典的老师。

先说恩师刘师培。那是刘文典进安徽公学，后来回忆说，“安徽公学请了一个经学大师刘师培来当教员，这先生是现代数一数二的鸿儒，经学、小学、文学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就连比起余杭章先生（章太炎），也只能说各有所长。刘先生很看重我，叫我到他家里去读书。他教人的方针只有八个字，就是“寢馈许书、钻研萧选。”

刘文典拜在章太炎门下，曾撰文记录：

我从章太炎先生读书，是在前清宣统二三年的时候。那时章先生住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门口有个小牌，叫做学林社。我经朋友介绍去拜见他。章先生一身和服，从楼上走下来，我自我介绍之后，就说明来意，要拜他为师。他问我，从前拜过什么师？读过什么书？

那时候，我明知他和我本师刘师培先生巳经翻脸，但是又不能不说，心里踌躇了一下，只好说：“我自幼从仪征刘先生读过《说文》、《文选》。”他一听我是刘师培的学生，高兴极了，拉着我谈了几个钟头，谈话间对刘先生的学问推崇备至。他忽然又想起来说：“是了，申叔对我提到过你。”

从那天起，我就是章氏门中的一个弟子了。

这里补充一下，章太炎与刘师培过节的来龙去脉。1907年，刘师培夫妇到达日本。他们是应章太炎的邀约去参加《民报》编辑工作的。自从几年前在上海结识刘师培后，章太炎就喜欢上了这个有着良好学术修养的年轻人。1908年4月，章太炎无意间发现了刘师培的妻子与自己的表弟关系暧昧，有不检行为，遂将此事告诉了刘师培。没想到刘师培不仅不感谢，反而乐得这顶“绿帽子。”并因此与章太炎结下私仇。两个曾经惺惺相惜的人，就此分道扬镳，从此经历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于这桩历史公案，当时的人包括蔡元培在内，对刘师培的老婆评价不高，有人干脆说她是交际花。

章太炎是反清的干将。在清廷时期，为了想去印度游学，听说两江总督端方有一笔资金资助学术，曾经写过几封信托刘师培从中洽谈。两人关系反目后，刘师培将章太炎写的向端方要钱的信件复印给了黄兴，不久，章太炎的对立面吴稚晖主持的《新世纪报》刊登出了这些信件，章太炎在革命同志中的威信大受动搖。

刘师培趁势投靠了两江总督端方，并跟随端方去了四川。辛亥革命胜利后，端方被反水的革命党人杀。刘师培被四川资州军政署拘禁，命在旦夕之间。刘文典很焦急，生怕老师有个三长两短。专程去拜望章太炎，恳请他利用自己的影响拍个电报给四川都督尹昌衡，放刘师培一条活路。

章太炎早就拟发了一个电文：“姚广孝劝明成祖：殿下入京，勿杀方孝孺，杀孝孺则读书种子绝矣。”经过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的积极斡旋，刘师培的处境出现转机。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总统府分别致电四川都督府和资州军政署，要求释放刘师培。刘师培释放后，选择了留在成都，与曾在安徽公学的同事谢无量携手，延聘至四川国学学校（前身为存古学堂），教授经学、小学。

清末民初时期的大儒，他们之间的恩怨，对才学的认识尊重，国学的继承天秤上，孰重孰轻。今天的人，掉了十八里的队。

正所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