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赵氏孤儿》这一出大悲剧，无论是历史大事件，还是戏曲故事和民间演义，再到陈凯歌编剧兼导演的新版电影，都在与每个当下现实做出对话。
“赵氏孤儿”的故事源于《左传》，成形于《史记》，元杂剧作家纪君祥在历史故事上创作的戏剧《赵氏孤儿》，更使这一千多年的悲剧深入人心，成为经典。元杂剧《赵氏孤儿》是根据《史记》记载的故事改编而成的,而改编后大大增强了原故事的悲剧色彩。《赵氏孤儿》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历史悲剧。王国维曾指出,元杂剧中“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以为将此二剧“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赵氏孤儿》所讲述的故事与《史记》记载有一些区别。虽然事件起因相同,都是因为文臣武将不合,奸臣残害忠良。可是在剧本戏剧冲突上,纪君祥进行了巨大的改编。正是这些改编,使元杂剧《赵氏孤儿》更具有悲剧性。
该剧主要讲述春秋晋灵公时期晋国上卿赵盾遭到大将军屠岸贾的诬陷，全家三百余口被杀，仅留存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即赵氏孤儿。为保存赵家唯一的血脉，晋国的公主将孤儿托付给程婴带走，并自缢而亡。程婴将孤儿藏在药箱中带走，遇到屠岸贾部下韩厥。韩厥深知此乃忠良之后，便放走了他们并自刎而亡。屠岸贾搜不到赵氏孤儿遂下令将全程不满半岁的孩子都囚禁起来，逼窝藏者交出孤儿。程婴走投无路用自己的孩子假扮孤儿换取其性命。程婴忍辱负重独自抚养赵氏孤儿，20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知道真相后在机缘巧合之下获得新任国君的信任，诛杀屠岸贾，报了血海深仇。
该剧的悲剧色彩很中国，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中的一些很本质的东西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如“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公孙杵臼身为赵盾的门客，因为一些误会而被赵盾赶出府邸，但赵盾并没有过分为难他，反而在他出城时赠车赠银。公孙杵臼感念其恩情和仁慈，多次帮助赵家。当他察觉屠岸贾想利用神敖咬死赵朔时他急忙前去报信，更在赵家没落时冒着生命危险依然收留了重伤的赵朔。一诺千金，舍生取义，知恩图报，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我国古代早就有衔环结草，以报恩德结草与衔环的传说，前者讲一个士大夫将其父的爱妾另行嫁人，不使殉葬，爱妾已死去的父亲为替女儿报恩，将地上野草缠成乱结，绊倒恩人的敌手；后者讲有个儿童挽救了一只受困黄雀的性命，黄雀衔来白环四枚，声言此环可保恩人世代子孙洁白，身居高位。后将二典故合成一句，比喻受人恩惠，定当厚报，生死不渝。明朝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大恩未报，刻刻于怀。衔环结草，生死不负。该剧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忠君思想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理念。中国有句古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程婴和孤儿隐忍了20年最后终于报了血海深仇不正是对这句话的体现吗？ 此剧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程婴。程婴做下了舍弃儿子保全孤儿的决定，然后将一切痛苦自己承担。不仅如此，自尽的三人也是压在他身上的沉重负担和期望。尤其是公孙杵臼，程婴不仅连累他，还要背负一份出卖好友的罪名，有苦说不出。在这一切之后程婴带孤儿投奔了屠岸贾，在仇人手下讨生活，程婴的小心翼翼可想而知，只怕没有一晚睡的安稳。在这样的环境下程婴竟然熬过了二十年，竟然在二十年后还有心力助程勃复仇，只能以一词以蔽之，谓之坚韧。赵家枝叶，送的俺一家儿剪草除根了也”。程婴在剧中哭了两次，都是为了他的家人。可见他忠义之外的另一面温情。不知他平日压下了多少悲痛心酸和委屈，都不敢为外人道。程婴有着这样强大的让人心碎的自制力，令这个柔弱的草泽医生的形象顿然多了几分别样的硬悍。这番鲜明的对比，便是这个人物生动之处。《史记》中程婴的结局是自尽身亡，我认为这个结局比元杂剧中更完美。医生程婴早已跟着儿子去了，剩下的是一个肩负了复仇大任的程婴。当复仇完成，他对得起先死之人的期待后，便把一份带了血腥的悲壮贯穿到底。程婴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保护扶持赵氏孤儿，以及后来程勃复仇后改回赵姓，从侧面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血亲情理。血缘关系蕴含的人伦之理易于取得情感上的认同，这种认同又易于稳定人伦之理、道德规范。踏着鲜血成长起来的赵氏孤儿，已经不单单代表了晋世贤臣赵家之后。他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信念，是人们对正义和光明的渴望，为此便前赴后继地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 元杂剧《赵氏孤儿》一曲感动了千年的绝唱被称为中国戏剧史上的《哈姆雷特还被誉为“中国的《悲惨世界》”，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盛赞这部作品“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于色也。” 《赵氏孤儿》在历史上国际上皆享有极高的声誉，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五幕剧本，使其成为中国最早传至欧洲的戏曲作品。《赵氏孤儿》还传到了英国，被改编成《中国孤儿》，编者在献词中说：其中有些合理的东西，英国名剧也比不上。 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往事总是现实的镜子，品味过去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有感动感染我们的不仅是其中的英雄气概，更有品味和思索。
参考文献：《史记》《左传》《宋元戏曲史》《中国戏剧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