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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和弟弟戴维一起长大的经历，我很清楚这种形式的自我怀疑对女性来说是件寻常的事。戴维比我小两岁，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在家里，他与妻子共同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他是一个儿童神经外科医生，每天都在见证令人心痛的疾病以及事关生死的决定。尽管我们在同一个家庭长大，但戴维总是显得比我更自信。在高中时，我们都在某个周末下午被约会对象取消晚上的约会。那一个周末我都闷闷不乐地在家里打转儿，想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错。而戴维却对遭到女友拒绝的事一笑了之，先是说“这女孩儿错过好事啦”，随后便跑出去和朋友打篮球。还好有我的妹妹安慰我，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显露出超出同龄人的智慧和同情心。

几年后，戴维也考进了哈佛大学。当我已经上大四，他上大二时，我们一起选修“欧洲思想史”这门课。我的室友卡丽也上这门课，因为她的专业是法国文学，这门课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她不但每堂课必去，而且读完了课程指定的10本书，重要的是这些书都是原著。我也每堂课都去，也读完了课程指定的10本书---不过，是英文版的。戴维只上过两次课，而且只读了其中一本，然后在期末考试前他冲进我们的宿舍，要求我们帮他进行考前辅导。考试时我们3个人坐在一块，在试卷上奋笔疾书了3个小时。走出考场时，我们询问彼此考得如何。我很不开心，因为忘记了将弗洛伊德的“本我”概念与斯宾诺莎的“意志”概念联系起来。卡丽也很发愁，后悔自己没有充分理解康德对“崇高”和“优美”的区别。我们继而问起戴维：“你感觉考得如何？”“和平时一样啊。”“一样？”我们问道。“是啊，”他说，“一样得‘A’呗”。

他说对了，他的确一如既往地得了“A”。事实上，这次考试我们三个都得了A。我弟弟的自信并不过分，但卡丽和我的不安全感却有些过分了。

这些经验让我知道，我需要在理智与情感上做些调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尽管要完全摆脱自我怀疑还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能够理解这当中的确存在着某种扭曲。我绝不会像我弟弟那样即便不付出什么努力也能拥有自信，但我可以试着克服“自己正不断地滑向失败”的想法。当我感觉自己无法胜任某项工作时，我会提醒自己：我没有考砸大学的每一场考试，一次也没有。我学会了将“扭曲”的心态板正。

我们认识的人中都有一些极度自信的人，他们没有权利不自信。我们认识的人中也有一些人，如果再自信一点儿就能做出更大的成绩。事实证明，缺乏自信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告诉自己或别人，一定要发自内心的相信自己就是做某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直到今天，我还开玩笑说，我希望自己一天中能有那么几个小时像我的弟弟或丈夫那样自信满满，那种感觉一定相当好，就像每天都能得“A”一样。

当感觉不到自信时，我告诉你们一个窍门，就是要假装自信。有时候这招很管用。这个诀窍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教健美操时发现的。受简·方达信条的影响，练习健美操意味着得整整一个小时保持微笑。有些时候，笑容是自然流露的；有些时候，我心情很糟糕，就不得不假笑。不过，在强迫自己微笑一阵之后，我常常会觉得快乐了许多。

我们中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正生着某人的气时，又必须马上在众人面前装出“一切都很好”的样子。我和丈夫戴夫就有过这种体会。有一次，当我们两人之间因争吵而导致气氛逐渐紧张时，突然发现不得不去一个朋友家吃晚饭。于是，我们便挂上“一切都很好”的假笑容。奇妙的是，在几个小时后，之前的不快都自动消散，一切似乎真的已经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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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当今世界发展速度之快，抓住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主管经理很少会有时间仔细地考察每个申请职位的人，他们更不会去说服沉默谨慎的人申请职位。而且，“机会”也越来越难以被确切定义。相反，机会正是来自一个人对某件事的全情投入，而这件事随后就会成为他们的工作内容。在我刚加入脸谱网时，我与手下的团队讨论过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打算做的业务是什么？”许多人都坚持己见，于是讨论变得十分热烈。一个星期过去了，意见仍没有达成一致。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丹·罗斯用整个周末来搜集市场数据，以便让我们从分析的角度来重新组织讨论。他的努力打破了僵局，然后我扩大了他的职责范围，让他管理产品营销和交易团队。如此来看，在工作上积极主动就一定会带来回报。如果一个人总是等着别人告诉自己该做什么，我们就很难设想他能成为领导别人的人。

美国思科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帕德玛锡·华莱尔曾被《赫芬顿邮报》问及：“你从过去所犯错误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她回答说：“当我刚起步时，我拒绝过很多机会，因为当时我想‘我在这个水平还胜任不了这项工作’或是‘我对这个领域还不了解’。现在回想起来，在某个特定时期，迅速学习并作出成绩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如今我常跟人提到，当寻找你的下一个目标时，其实没有所谓的完全合适的时机。你得主动抓住机会，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的机会，而不是一味地拒绝。学习能力是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