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完饭和舍友从食堂往回走，北京的气温逼得我们捂得严严实实的，看见脚下的地面有冰，我们两个南方孩子热烈地讨论起近春园前的冰湖。
忽然背后传来一声“前面两个穿黑衣服的女生，等一下”，我和舍友迟疑的回过头，顺着叫声望去，视野内出现一名体态臃肿的中年妇女，一手提着蓝色碎花布兜一手朝我们挥着，仿佛对周围来来往往的青壮年男性们视而不见。
“请问有什么事吗？”反应过来的舍友问道，我也站住了脚步。
“你们帮我提一下这个东西，我要往前面走走去坐车！”她扬起手上那个布兜大声说道，一边说一边朝我们走来。
“怎么了呢？”舍友冷静地询问道。
“这，沉呐，来，你看看，要不咱俩一起拎！”中年妇女把布兜的其中一个手环递给了舍友。
“我们不往这边走哦。”舍友一边解释一边迟疑地接过手袋。
“阿姨，我们现在要右转了。”走到一个路口前终于缓过神的我开口了。
“好的，那你们走吧！”中年妇女从舍友手上接回了自己的手袋。
我俩如临大赦赶紧右拐，走出十来米后我忍不住开口了。
“好奇怪啊，谁都知道清华校内没有车，她指的前面那个路口也不是教职工乘车点，而且周围来来往往那么多人，有男有女各种壮丁都有，为什么要隔那么远叫我们啊？”
“我也是觉得好奇怪，其实我们就算绕路也可以把她送过去的，只是我感觉不对劲，害怕遇上什么事，之前新闻不是报了扶老人的事件吗，遇到这种情况法律是不保护我们的，因为之前的判决理由就是扶的人拿不出证据说明他没有对老人做什么……”
我俩把刚才的惊讶转为疑惑，脑洞大开的各种揣测着，然后忽然发现我们也已经成为冷漠的人，不是不愿意伸出援手，而是害怕自己可能会摊上事儿。
我自幼是在相对单纯的环境生活，周围的人们都是水利局下属兄弟单位的职工及家属，一帮同龄的孩子们成天结伴去各家祸害，到了饭点各回各家，有时候玩兴奋了遇上谁家妈妈好客留我们吃饭就顺便把午饭解决了，也有玩得不肯归家就睡在小伙伴家的时候，只需要叫人带句话就可以了。我妈属于特别容易担忧的中年妇女，在记忆中却从未有过她四处找我或因为我晚归紧张的记忆。
因为这种单纯的成长环境，让我比较容易信任他人，也比较愿意对陌生人施以援手，曾经我看着新闻报道时我还不置可否，扬言一定会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尽力帮助他人，如今事情出现在眼前我却警钟长鸣立刻开启自我保护机制临阵退缩了，我终于长成了年幼时所不屑的对象，成功成为了自己所唾弃的对象。
回想之前和一名从事高校教育工作的朋友讨论过的一个话题，她说她接触到的很多5、60年代的人，他们会关心政治和经济，操心学院发展重任，但是她自己的同龄人多半不关心这些，觉得做好眼前的本分就够了，明明就隔了一辈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我半开玩笑的和她说，上一辈人经历的世界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亲眼见过个体的力量集中后对抗制度并获得新局面的事例，所以他们存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而我们这一辈人并没有经历过这些，我们从出生面对的就是稳定的局势和模式化的教育，我们更多的是存着“每一个个体都是螺丝钉”的观念。当然，话题并没有被继续，因为我们都默认了。
对比从前和现在，确实有很多观点变了，我们缺失的到底是什么，信仰、信任还是精神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