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队长
晚上九点多接到大队长的电话。一如往常开口就是他那特有的山东口音叫我的名字。
他一个人在喝酒。
大队长是山东人，虽然没有山东人的高大威猛，却是英气十足，性格豪爽剛烈，是帶兵打仗抓訓練的能手。在中隊當主官時，所在中隊幾乎年年評为先進中队。但好喝酒。
我做他的兵，是在大队部，他是副大队长，我是班长，他是官我是兵，差了太多的级别。如果不是在队部，根本不会有交集。但是队部人不多，军官与士兵的人数几乎差不多，所以平日多在一起。
他说我没有一点兵样，我不服气，后面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我当时确实年轻气盛了。我们俩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事情动起手来，我把他推倒在地，他起身抓起身边的椅子就朝我砸来，我跑了。我等着接受处分。
一切照旧，我没有等来处分。老家却出了点邻里纠纷，闹得不可开交，家里只有两老在，我们是受欺负的一方，我需要回家。跟领导汇报后，副大队长主动要求陪我回去处理。前后一个星期，除了以部队的名义带着我跟政府各部门接触协调外，我们彼此都没有提之前打架的事，这当中我醉了几次，与先我复员的他带过的兵即我的战友们一起。
一直以为副大队长酷爱酒，不管是白的还是啤的。我离开部队后，仍漂在北京，那时他已经是正营大队长了，在呼家楼的人民日报社。我去看他时总是借口说想吃部队的白馒头，部队的白馒头好吃，我一口气最多吃过九个。更多的时候是大队长找我，他找我不为别的，就是想我陪他喝酒，记得有几次是在他有警卫任务的情况下，布完勤，叫司机送来找我喝酒的，那时我住北京的高碑店，东四环边上，小两口租的一小四合院的单厢，离首长专列线路不远。当时我们就在小院里支一小桌，几个小家常也能尽兴而醉。
我搬离高碑店后，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失去联系，再见时，是我知道他病退在家休息。我去顺义找的他，医生是不允许他喝酒的，他得这病就是因为酒，但他坚持要陪我喝一杯，不过他喝的红酒，我喝白的。
很久没有联系了！听到他的声音，除了激动还有点担心，他电话里告诉我，他一个人在喝酒，一个人走到了离家较远的乡里酒馆，叫了四支啤酒，记忆中乡里酒馆就在顺义区效潮白河的岸边，这个叫河的河虽然沉淀着许多历史故事现在却只是一条总是干涸着的河床罢了。我要他少喝点，给我留两支，他说他喝完这四支就回去。他只是突然感觉很累。我知道经济上是不会让他有这感觉的，所以我沉默着，原来是暑假孩子在家，当了两个月的奶爸有点累了。听到这我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了，他只是想保持自己的闲情，无耐爱得过火了，反而精神上略有冲突。他的小丫头已经21岁（我脑子里还是她一两岁时的模样），我知道，爱，会让他尽早回家，不一定会喝完四瓶。
上午，我打了电话（还是有点担心）。电话那头开口就说，你不用担心，给你留了两瓶酒，但要尽快喝掉，不然会过保质期！
他心疼的不是酒，他只是怀念那或早或晚一起燃烧过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