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在蒋介石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的一家「三味书局」，见到一本董弘毅的《宁波谚语评说》，和其他几种专门介绍宁波话的书（都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摆在一起。我不懂语言学，就买了这本谚语的集子。作者把搜集到的谚语按首字母笔画数排序，一条条列下来，并做简短的评注，每一条不过上百字。于是，这本书就像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形容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成了一本可以随时随地随手翻开看两眼的书。

很久没有看过这么精彩的书了。寻常百姓的智慧凝结成三言两语的断句，机警，精辟，还带有市井小民独有的那种带着烟火味的洒脱。再结合作者给出的例句想象其使用情景，更是栩栩如生。比如说人好吃懒做：「吃饭耸山挖土，做生话声声叫苦。」「耸山挖土」真让人看见一个好吃鬼挖掘机般吞食饭菜的滑稽。再如「乌鳢鱼，扮河桩。」乌鳢鱼经常在水中一动不动，让人误以为是别的东西；以此比喻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的人，再生动形象不过，并含有独特的水乡风味。还有世事洞明的谚语：「若要好，问三老；三老不应，必有毛病。」前半句说为人处世要多请教长官、老人，后半句话锋一转，说如果长官、老人不回应你，说明你请教的事本身有问题，有棘手之处；前半句说要听取老人的经验，很普通，后半句则换了一个视角，洞察到被请教的老人自己的心理：麻烦的事情，就不要插嘴了。

这本趣味横生的书，不禁让我想起现在方言貌似复苏的趋势。方言文学源远流长，各地电台、电视台上的的方言节目也行销多年。除了一直强势的「第二普通话」——东北话凭借搞笑天赋持续活跃，中原地区、西南地区的方言也依托视听艺术开始为全国观众所知；粤语保守着区域内的主流地位；京沪方言因城市的经济地位获得了不少曝光。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开始高喊「拯救方言」，甚至要「像保护母亲一样保护母语」。方言像是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分布在广阔的神州大地上，声名显赫，又奄奄一息——并且，「保护」它似乎快要成为每个人的一种义务。

可我不得不说，试图重振方言只是一种徒劳。方言的确可以帮助商家精确定位一个区域内的消费者（想想现在不时能见到的方言广告语），也可以作为不同地方的人互相开玩笑和开自己玩笑的资源，但除此之外，方言的大部分用途将只剩下作为化石被学者研究。

江苏地区「十里不同音」。我的父母来自于江苏的两个不远的地方，方言却不太一样。正因为此，从小，我们家里讲的是带着口音的普通话：间或也能听到父母和各自家里的亲戚说当地土话。又加上在学校和同学说的是南京话、在课上老师教的是普通话，我小时候还没学英语之前，就开玩笑说自己已经会四种语言（父母各自家中土话两种、南京土话、普通话）了。其实，父母老家的土话我都说得极差，以致于我一说，奶奶、外婆都听不懂，叫我还是说普通话。至于南京话，毕竟在学校里说了那么多年，口音肯定还算正宗。但要跟真正的老南京比，我们这代人的南京话都不地道：我们对很多俗语都闻所未闻，口音虽仍是「南京」，也早已「普通话化」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正宗的南京话里，「去」是要读「kì」的；而我们这代人，除了故意调侃，几乎没有人会这么发音，而都是按普通话发成「qù」，只是加上点南京腔。如果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已经说不了道地的方言，又何况年年涌入的外来人口呢？（而「说不了」道地方言的根本原因，是大家越来越「听不到」。）

据我的「经验发现」（empirical finding），还有一个年轻人身上「方言流失」严重的明证，就是现在两个年轻的同乡聊天，很多已经不是全程方言了，而是方言中夹杂着普通话，甚至是交替使用普通话和方言——至少我和我的朋友是如此。为什么用亲切的乡音聊天不够，还要换用普通话？我琢磨过，得出的结论是，很多新东西、新词汇，用普通话说才「对味」，用方言说就很奇怪。这大概是因为如今的新词，清一色都是在普通话语境中首先被使用和成熟的。并且，可能是由于普通话标准、规范并被广泛使用，有时人们对普通话的理解能力已经超过了对自己家乡话的理解能力；因而，在说到一些较难理解的词语或句子时，人们经常会选择用普通话表达，以让对方清楚明白。不信的话，下次你和老乡用方言聊天，他说了一个什么词，你故意多问他两遍他刚刚说了什么，他十有八九会一本正经地用普通话重新说一遍。

我说方言已死，不是说它没人用了——大家都还在用，包括年轻人。但是，这些「语言」（vernacular），包括开头提到的宁波话（及其所属的吴语体系），已经成为「死体」，不再变化、不再吸收新的东西了：今天的方言，和十年前的方言，和二十年后的方言，不会有什么区别。从这一点来说，今天汉语普通话对英语、日语的借鉴和对方言的借鉴截然不同：前者有很大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是在吸收与时俱进的新兴词汇，而后者引入的却全都是方言中固有的词语——汉语的方言，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都已经没有能力去大量生产新词，跟上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粤语。因为广东地区的较早开放，尤其是香港作为口岸的地位，很多新兴事物最先传到（或产生于）粤语地区，后来才进入内地；由此，这些新兴事物在普通话中的名字往往也直接继承了粤语中的名称，以至于出现很多「三明治」这种用普通话读并不接近原音，但用粤语读就很相仿的音译。随着内地开放水平的提高和经济重心的转移，普通话可以直接与英文、日文发生关系，粤语的「前哨」「中介」地位也就荡然无存了。谁知道「山寨」会不会是最后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粤语词呢？

大江南北的方言广播节目，都是在为一具具已然僵死的干尸招魂：他们今天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使用一些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就早已僵死的石头。这些节目的商业价值（取悦一地之人民）也许不小，文化价值却不会太大。

我认为，语言的生命在于使用。在今天的中国，普通话是唯一还活着的语言，它也将继续疯狂地演变、生长，以适应人们日新月异的需求，成为大中华通用的也是唯一的「语言」（language）。至于今天方言在舞台上的粉墨登场，顶多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对市井文化的回顾，在我看来连「回光返照」都算不上：这只是普通话完成了对方言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的绞杀之后，从其各个枝杈中吸取营养为自己所用罢了。
我毫不怀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方言仍会与普通话共存；但我同样不怀疑，方言会继续退居到几乎可以忽视的地步，并且不会再活过来了。凡吾辈今日仍能听到说到用到之方言，明日视之，必如上个世代侥幸留存之琥珀化石。我欣赏我外婆家的文化学者的工作，他们为一个小小的县城编了一本《建湖方言词典》（相比之下，宁波可是浙江省第二大市）。在我看来，这正是把将死之物浸泡在福尔马林之中，做成标本以供后世研究的有用工作。此种「拯救方言」，远比办什么方言节目、方言比赛要务实得多。

方言既死，必定有人哀号其「精神故乡」之不存。然而这些人看不到的是，由普通话所构成的更多彩、更有生命、更有无穷的创造力的世界正在形成。普通话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方便「中国人」之间的沟通交往这么简单，它更把中国人的目光从一村庄一乡镇一县市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及至世界，把中国人的思维从闭塞的局部升华到全局、全球。如果说方言的形成是由于地理对人类的阻隔，那么普通话的一统天下就是科技对地理的征服。时至今日，讨论要不要推行普通话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新生代不会说普通话已经等于不会说话；同样，讨论要不要拯救方言也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方言已经死了，它只是还活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