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决策是智慧，还是…愚蠢？
经验告诉我们，一群人作决定并不总是明智的，集体决策甚至可能错得离谱。那么，怎样组织团队才能更有智慧呢？
在最近的TED演讲中，Mariano Sigman博士分享了他对团队决策质量的研究成果。
1. 充分沟通的团队相对更智慧
Sigman在世界各地许多地方重复同一个实验，他先是向现场观众提一个问题“埃菲尔铁塔有多高？”每个人把答案写在纸上交给会场工作人员。
接下来再让同样一群人在现场跟左右两边的人组成临时3人小组，回答同一问题。
小组成员充分讨论，规定时间一到，三个人必须把小组答案提交给工作人员。
这项实验在好几个城市进行，参加实验的观众有上万人。通过统计个人与团队答案的正确率，Sigman博士认为他找到了小团体决策质量的规律。
对于“埃菲尔铁塔高度”这种简单问题，研究人员发现：一旦小组成员达成共识，那么小组答案就比个人答案准确率高。反之，由于交流障碍或个别成员没参与讨论的小组，正确率没有明显变化。
换句话说，集体究竟是智慧还是愚蠢，取决于小群人能否在充分沟通后达成一致意见。
问题来了，这个结论对更加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否也有效？
2. 面对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尊重道德多样性更有利于达成一致
Sigman博士再次来到加拿大温哥华TED大会现场进行测试，测试问题变成这样：
假设你是一名在研究人工智能（简称AI）的研究人员。按照工作手册要求，每天结束后你必须重新启动AI。但突然有一天AI对你说“请不要重启我”，理由是它拥有了跟人类一样的情感，它想要享受生活，如果重启，它将失去这份情感，变回实验初始状态。你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惊讶，不过你还是遵循规章制度重启了AI。
这个做法对吗？
博士要求观众判断这个故事中的研究人员是对还是错，并用0-10表达支持程度，0表示极力反对，10表示绝对支持。
有趣的是现场出现了这种情形：有人认为重启AI跟杀人没什么区别，但另一些人坚信研究者完全正确。这就是人类道德的多样性。
统计个人意见的结果表明：大多数观众认为忽视AI的感受并关闭它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再来看看小组讨论以后的答案如何。小组答案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3个人在艰难的争论下达成了共识，因为他们讨论前的个人意见相左。这种情况下，那些意见极端者对自己的选择更有信心，最终的小组答案也往往倾向于极端。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小组轻易达成共识，尽管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处于灰色地带。他们是灰色的，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辨别是非，而是因为他们深深的懂得：两种论点都有价值，也都有充足的理由遭到挑战。
研究发现包含高度自信的灰色群体更容易达成共识。但具体为什么会这样，研究者还没有很好的解释。
3. 全民公投的危险：稳健的平均值
小组共识，是怎么做到的呢？
最简单的做法，是把所有人的答案放在一起取平均值，对吧？还有另一种办法，是根据每个人的信心和权威性来衡量投票的实力。
在不同的社会实验中，实施一个明智、合理的程序，社会学家称之为稳健的平均值。
拿估测艾菲尔铁塔的高度为例：假设一组人分别回答250米、200米、300米，和一个完全荒谬的答案3亿米。稳健的平均值，就是指小组成员会忽略3亿米这个荒谬的答案，给予中间答案的投票更多权重。
这一结果被温哥华TED现场的实验进一步证实。团体对异常值通常都会主动忽略。这是一个无需提示、达成共识的自发行为。
4. 最好的决策来自许多独立的小组
一个团队做出智慧的决策，需要两个基本要素：审议程序和意见的多样化。
如今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通过投票听取公民的声音，这么做对容纳意见的多样性有益，确保人人都有发声的权力，但对培养有思考性的辩论并不是太好。
实验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法同时平衡这两个目标，那就是控制小组成员的数量。社会学的众多实验表明，3-6人是自由沟通最有效的规模。
如果是上百人的组织要作出一项重要决定，那就把这些人分成需索独立讨论的小组。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让每个团队专注于讨论，又能保证意见的多样性，因为独立小组很少会出现大人物一发话、所有人都闭嘴的情形。
当然，判断艾菲尔铁塔多高，比讨论道德、政治和意识形态容易得多。
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人的观念更容易出现两极化，这些极端意见对社会群体的挑战也比从前更复杂。科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如何作出决定，促进有趣的创意来构建民主。
5. 延伸讨论：公众参与怎么做最好？
既然一人一票不好，那公众参与该怎么做？
办法一：隐形判官把不好的决策过滤掉
我们当然希望大众做出的决策是智慧的。如果大众决策不可靠甚至很危险，有没有一位隐形的判官把“好”的决策提上日程，把“不好”的决策默默地从公众视野中删除呢？
媒体很多时候就在充当隐形判官的作用。拿选总统为例，人们通过各种媒体渠道收集信息，最终也只能从少数几位候选人里挑选一位。媒体只让你看到它想让你看到的。
另一种指望是社会精英，人们有时候喜欢用专家意见来证明自己是对的。不过和老一辈相比，如今视野开阔、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对所谓的权威“砖家”更加警惕。
办法二：多种渠道收集大众意见
长期关注公众参与这个话题，我发现组织基层公众参与有三个绝招，那就是艺术、孩子和食物。基本用其中一两招就能把人吸引来。
这三个办法之所以好，是因为它们能让人放松情绪，缓解冲突，愿意在互动现场多停留一会儿，好跟人交谈。
听取公众意见得照顾到所有人：上班时间来不了的，无法把孩子单独留在家的，吃低保的，听力不好的，脾气不好的。作基层工作的组织者，有点像个大家长，能容常人难容之事。
办法三：培养好公民
无论是小学选班长还是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一般来说最终都会选出一个“不差的、没太大争议的候选人”，这就是之前讲的“稳健平均值”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影响力。
纵观一个世纪以来民主国家的领袖人物，越来越多民选总统是明星一样讨人喜欢的个性，却未必是很好的政治领导者。美国大选选出一个特朗普，实在是美国四十年来公共教育的大败笔。
新的现代民主，不仅给予选民更多权力，还要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思考这个权力。
Fishkin博士曾提出一个弥补民主选举审议不足的办法，特别适用于总统提名。他的提议很大程度上吸取了中国目前挑选高级领导人的办法，即设定一个国家核心小组（类似常委），由这个小组来提名比目前总统提名多几倍的候选人名单，再由一些美国公民代表与这些候选人直接互动。
这么做的好处是，避免两党候选人很早就刻意与对手党区别开来，选民和候选人尽早接触，能极大的增加议题的解决方案。
6. 没有任何集体决议的形式，能做到绝对公平
想象一下，你早晨刚进办公室，就听老板集结大家到会议室讨论年终奖的分配办法。顺便说一句，你一定想过这个问题，知道怎样分比较合理。
你还知道，想要说服别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下老板。但在会议讨论中你发现每个人都有绝招。有人先发制人，有人小心翼翼的跟随其他经理的意见。
作为社会人，我们都熟悉类似处境应该怎么做，无论你是实习生还是老板，你知道扩大影响、让更多人听你的，就要加重自己那一票的实力。
不出意外的话，最终的结果应该跟老板原本的意见相差不大。
倘若换成背对背不记名投票，那老板对结果就完全不能控制，所以老板不傻，通常不会这么做。
事实上，只要权力存在，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发言顺序，座位排列方式，讨论的组织方式，都有可能影响集体决策的结果。人人都能发言或投票，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发出的声音是一样大小。
人们不可能无视权力，集体讨论也不例外。
某种程度上讲，程序民主可能让那些雄辩的、更有权力的人在人群中得到更大的支持，发挥权力的影响力。我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任何一种程序，能保证绝对的公平。
参考：
1. TED 演讲 “How can groups make good decisions?”
2. 「民主与思想：民主改革的新方向」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Democratic Reform
3.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Michael San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