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地说，我很少撒谎。
即便情况迫不得已，我一般会选择消极回避或明显的言不由衷，极少编织一个有头有尾的谎言。
一方面是因为我定力很差，没有面不改色的本事；一方面是因为懒。
撒谎是很消耗能量的，我想不出为什么人或事值得消耗那么多心思，即便随口一说无伤大雅的谎话，我说完后也觉得亏心。
不是觉得对不起对方，而是觉得对不起自己。
最近几年记忆力减退，因为记不住或记错了，偶尔可能被人误会是撒谎。
我心思重，难免自怨自艾，有强烈的被冤枉的委屈，但又没法子怪谁。
撒谎这个行为，既是社会性的，也来自人的本能。
有科学观察表明，婴儿能有意识地骗取家长的更过疼爱。人类撒谎是天生的，不是谁教的。
当然了，技术的精进和程度频次的轻重是后天养成的。
但不会撒谎的孩子反倒是不正常的。
我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但小学发生了一件事，深刻地影响了我。它不足以影响我的人生轨迹，却确实决定了我日后的行为准则。
直到今天，我仍记得绝大部分细节。
我1979年上小学，四年级时是1983年。
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学校也没食堂。孩子们解决午饭的办法是把家里昨晚的剩菜装在铝制饭盒里带到学校来。路上三三两两的学生都是斜挎一个书包（双肩背很洋气很先进也很少见），手里拎着个网兜，装着脏兮兮的饭盒。
学校伙房备有巨大的笼屉，能蒸几百个饭盒。每到中午，各班的生活委员（两道杠）就招呼两个男生，拿一个大铁筐，把热气腾腾的几十个饭盒抬回教室，孩子们拿回自己的，就着课桌吃饭。
“请回答1988”里有类似的场面，但他们用的是塑料饭盒和微波炉，不用大蒸笼加热。
请注意，加热服务不是免费的。学生每月要交“蒸饭费”，大概是每人两毛钱。
钱由生活委员统一收，然后把名单和钱交给班主任，班主任再上交给学校的卫生委员。
这个卫生委员不是学生，而是一个花白头发老太太，她统管内务还兼任校医。因为她总是背着酱棕色的红十字药箱到处转悠，我姑且称她“红姑”。
我班的生活委员叫廖丽华，是个腼腆老实经常挂着鼻涕的女生。
一般规律，班级里的生活委员、学习委员和中队长、大队委，都是女生。文体委员基本是男生。在两道杠这个级别，生活委员和文体委员是地位最低的。如果领导班子合影的话，他俩排队尾。
不才在下只是一道杠，小队长。职权范围仅在收本行座位的作业、领本行座位的卷子和轮到本行座位打扫卫生时给别人派活。
所以当生活委员廖丽华生病，班主任梁老师（她在外年级有个外号叫凉半截儿）命我暂代收取本月度的蒸饭费时，我特别高兴。觉得胸围暴涨而且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虽然它的尖角已经被我咬成毛巾样而且常年被口水浸成暗黑色。
我清楚地记得一共25个同学总共5块钱的饭费。1983年的5块，应该相当于现在的200块吧我想。
当时毫无风险意识，收到那一把零碎钞票后就卷成一团，塞进自己课桌抽屉里。
那时的课桌是木质浅绿色的双联位。抽屉只是个敞开的洞，没有盖子和锁，里面是粉笔头和脏抹布，木条暗处沾满了干鼻屎和棉纱丝。
我还是留了点小心，把那卷钱藏在抽屉镶木条下，蹦蹦跳跳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准备把钱交给班主任时，如你所知，一模发现钱不见了。
那是个早自习。我站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梁老师大声汇报钱丢了，心里没有一点不安和惭愧。
我根本没敢想班里有人居然敢“偷”这么一笔巨款，想都没往那想。
我只是认为钱不见了应该报告老师，然后她自有解决方案。
我心底无私天地宽。这笔钱如果真的找不着谁来赔。。。不，怎么可能找不到，老师一句话全班同学都会帮我找的。
梁老师不动声色，微笑着说你再找找，我相信它没丢。
我坐下，弯腰翻箱倒柜把脏兮兮的抽屉翻了个遍，又把书包翻了一遍。全班同学沉默地盯着我，上课铃声响起来。
我开始有点尿急，觉得不对劲，梁老师的目光是冰凉的。我没做错事，可为什么觉得心虚了？
我是第二节课下课在眼保健操的音乐伴奏下被叫离教室的。
直接被梁老师领去大队部，卫生委员“红姑”在等着我。
那是个宽敞的平房，房间大到可以平放两张全尺寸的乒乓球案子，那俩案子也许从来没拿出来使用过，极新，白色的边线在油亮冰凉的墨绿案板的映衬下耀眼扎人。
我见到了整面墙大小的红旗和少先队旗、烟盒衬纸模拟大理石花纹糊成的两人高的英雄纪念碑模型以及盆栽翠柏，这些都是学校有重大集体活动才会请出来的排场。
我心里坦然，但还是有种突然被领进权力中心的酸软感。
花白头发的红姑穿着一件灰色的疙瘩袢中式褂子，在酱棕色的药箱后朝我一笑，但我的视线完全被她身后那个浑身黑点和红线的光屁股针灸小人儿给吸引了。
她和蔼地、详细地引导我把昨天下午直到今天早上的时间线复盘了一遍，期间梁老师，我亲爱的班主任一句话没说，只是站着，斜眼冷冷观察我。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这个钱哪去了？”红姑问。
“嗯。”
“谁拿了？或者你觉得是谁拿了？”她又问。
我摇头。
“既然没人拿这个钱，它怎么会自己跑了呢？”梁老师插嘴，很严厉。
“我哪知道啊。”这种问题简直是废话，作为一个证人，我回答质询的义务应该结束了。
“要是你拿走了也没关系。花了也没关系。实话实说就行。”红姑忽然体谅地说。
我不知如何是好。她的眼神里满是慈悲和理解，像一道温暖的阳光。
在成年后我如果遇到相同的情况第一反应可能当场就摔门而去，但10岁的我不知如何是好。
“对，你要是自己花了没关系。我们都原谅你。但你不能说瞎话！”梁老师也忽然改了态度，配合洒下了第二道阳光。
“我没拿。”
“嗯，你再想想吧。反正我告诉你，这个钱在查清楚怎么回事之前，你不能上课。”
之后的第一天上午，我是愉快的。我不用上课，坐在梁老师的办公室里享受着空荡荡的寂静——她有课上，没空审我。
下午我开始有点疲倦。因为她和红姑又把我叫进大队部进行长时间谈话。
阳光普照，烈日灼人。
她们已经不向别的方向努力了，只是不断劝导我：“你自己花了没关系，只要说出来就行。不要撒谎。”
几个小时后我太累了，一度坐在椅子上臀部来回蹭，甚至有将要射精的压迫感。
我无奈地问：“你们为什么就说是我花了呢？”
梁老师耐心地讲解她的逻辑：“你看，人家廖丽华是生活委员，收这个饭费不是第一次了，如果她丢了钱，那应该就是这次不小心。而你，第一次收钱就弄丢了，我们必须得想一想，是不是你经受不住诱惑。你说对不对？”
现在的我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年人，必须承认她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每当回忆起这个故事，想到也许将来我也会用这样的逻辑判断我的孩子，就会浑身发凉，一身冷汗。
可当时的我觉得这简直毫无逻辑胡说八道。
当晚我第一次失眠。
我累极了。
转天早晨，我和上班的爸爸顺路。过马路时我牵起他的手，他有点诧异。在他眼里我已经是大孩子，少见主动牵手这种难为情的举动了。
我看着别处含混地说自己帮班上收钱丢了。他问丢了多少，我说五块。
当时我爸的工资是56块。
他拉着我过了马路说你再找找，不行再说。
他向右去厂区，我向左去学校。
我觉得风特别凉，自己现在被全世界撂在一边儿，前所未有的孤独。
照例还是不让上课。
她们的劝导已经很明确地变成：只要你说出来自己把钱花的，我们不会通知家长，钱也不用你赔。
而我已基本崩溃，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
不不不，不要误会，我才不会自杀。我是天津人，天津是全国自杀率最低的城市，我是被马三立李伯祥熏陶大的那一代。
我终于承认那五块钱被我花了。
红姑和梁老师如释重负。
我等着她们放我回去上课。
梁老师从大队部把我领回自己的办公室，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支笔：“你拿那五块钱买了什么，自己写吧。”
我傻了。
多年以后，当我读到联共（布）党史大清洗那一段时，感到如此的熟悉和理解。
那些开国功臣和屡立战功的将军给斯大林写信承认错误，并近乎无耻地虚构编织自己从未有过的罪行和构陷他人，其实不只是想偷生，而是想让这个痛苦的过程尽快结束。
但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加倍屈辱的开始。
我没花那笔钱，事实上我从来没独自花过那么一笔巨款，无从写起。
我只好把自己最近所有的消费都编排进去：两本小人书（现在叫连环画），一休和隋唐演义的“三鞭换两锏”（那是李世民收服尉迟恭的故事），是我上补习班省下的车票钱买的，现在是赃物；一块奶油冰淇淋，那是我垂涎了好久也没尝到的，现在告诉自己我吃了它；一把很贵的玩具把激光枪，其实那已经超越了我经验的边界，我从没见过它。
可这些穷尽我编造能力的东西总值两块钱不到。
剩下的钱呢？梁老师问。
“藏起来了。”我已无可回头。
“藏在哪了？”
“家里的碗柜。”
“那你回家，把剩下的钱给我拿来。”
我再次无言以对。
“去啊！”
“我害怕我爸发现，把它扔了。”我心里发誓如果我真舍得扔掉三块钱我这辈子吃不到奶油蛋糕！
“扔哪了？”
“上学路过的小树林里。”
“写的这些是真的吗？”梁老师严肃地盯着我，准备收起那张我亲手写的供状。
我徒劳地最后挣扎了一下：“要说是真的吧，我确实没花；要说是假的吧，我又费事写了那么多。”
我对着桌子冷笑，对自己的鄙夷无以复加。
“你说你这个玩意儿！你太不着调了！”梁老师气坏了，鸡皮酸脸用手指头戳我脑袋。
我还是冷笑，心如死灰，我知道我在她心里彻底完蛋了。已经变成和李德明、马俊一样无可救药的坏学生了。一个爱撒谎的、不可捉摸的、无法掌握的、毫无挽救价值的，用老师们的话说“被看死了的”坏学生。
我第一次清晰明确地瞧不起自己。
用现在流行的话语——低到尘埃里。
我恢复了继续上课的权利。梁老师是个好老师，她信守了诺言，既没告诉家长，也没让我赔那五块钱。
廖丽华复学后得知我丢了饭费，心疼地跟我说：你倒是跟我说啊，我用存的零花钱补上，不用告诉老师。
她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我一辈子记得她那张总是紧张和挂着清鼻涕的脸。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谁拿走了那五块钱，想必那段时间他或她应该一直沉浸在恐惧和狂喜交织的生活里吧。
对于我爸妈而言，什么也没发生。他们纠结在经济的拮据和人事关系的焦虑中，像日常的、普通的成年人一样。像我们现在一样。
我自那天起发生了一个小变化——对撒谎和违心迎合他人，尤其是慑于权势名望迎合他人委屈自己有了近乎本能的抗拒。
每当这种场景要来临时我都能感到来自内脏深处深深的刺痛，有时甚至反应过度，不惜当场翻脸。
我知道那是深埋于少年时的自我鄙夷和陈年未消的屈辱感引起的应激反应。
这也曾令我付出很多代价，随着年纪的增长荷尔蒙分泌的减少，我的为人处事平和了很多。但自己糟践自己这件事，在我这，永远是个OVER MY DEAD BODY 的鸿沟。
梁老师和红姑不是坏人。
她们只不过见过太多学生，用日常的经验行使她们的职责。
在不久后的某个作文课上，梁老师要求大家写自己家种过的植物。我拼命举手表示积极，她犹豫了一下点我站起来。我说我家窗户外边种着枸杞。
她大声跟班里同学说：同学们我们一定要诚实，作文一定要写真实的东西！你明天摘两个枸杞果子给我带来，让我们看看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我心里一阵走电，你也许也有过那种感觉，就是被人伤害时心头酸痛犹如被电流滑过。
我家真的种了枸杞，是爸爸为泡酒种的。这种植物虽然听起来古怪但很好活。
第二天我摘了枸杞果带到学校。
但梁老师并没问我，她已经完全忘了这事。
对了，我还记得，那天写完供状回家，我真的打开厨房的碗柜找那剩下的三块钱。
虽然知道它不可能出现，可我还是认真找了一遍。
我希望奇迹出现，希望自己的谎言是真实的。
这样我才没亏待自己。
多年以后，我在苏联内务部头子贝利亚的传记上读到一句话：
“我被我自己的谎言感动得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