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0年的冬天，我即将迎来自己的三十一岁生日。我过得既不好也不坏，事业算是小有成就，在公司做到了部门经理的级别，我还没有结婚，虽然恋爱什么的长长短短也谈过几次，但都以分手告终。不是没有遇到好的人，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天生的一样，从对异性有感觉的年纪起，我就觉得，“The one”或者说“MissRight”，在我心里并没有明确的形象，我只能接受宿命般地等她出现，只要她出现了，一切都不再重要，我立刻就能知道，是她，她就是那个人。这就像是我所独具的一种识别能力。
可是这样一个人一直没有出现，身边的人都说我太理想化，公司里的许多后辈都已经结婚，有的都有孩子了，我的一个部下阿杰就是其中之一。他常常劝我，他总说：“前辈，人生完美的事太少，其实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每次听完他的话，我都笑笑，我也很认同他，可是我觉得自己并不是想找一个完美的人，我只是完全不知道那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只能等，等她出现了我就能知道。这是一种偏执，可是偏执的人总是不会在乎偏执带来的痛苦。
2020年，那个人没有出现，可是世界末日却已悄悄降临。而加速末日阴影扩张的并不是全球变暖、能源危机，不是人口、信息爆炸，也不是核恐慌（尽管这些也都已经变得更严重），而是一种流感病毒的新变种。
这种病毒或许并不能称为流感，尽管大部分感染的人都只是表现出一些感冒的症状，比如咳嗽、流涕，但有少数人则因为感染而几乎残疾。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残疾，他们的四肢五感都和正常人一样健全，只是会在身体的某个部位长出哭泣的眼睛。每个人的都不一样，不仅仅是部位，还有眼睛哭泣的感觉，就是说，那哭泣里带着的感情。
这一病毒在全世界迅速蔓延着，它的选择性明确而精准，就像被植入了强壮的程序一样。那些工作普普通通，收入不高，在某些方面很失败但感情生活和谐的人感染了都只是感冒，而许多人群里的精英、极端少数派、边缘化的人一旦感染就会“残疾”。这些人基本都做过一些惊天动地的事，影响范围有大有小，但绝对是常人做不来的事，比如公司高管、政府要员、画家、音乐家、作家、高智商连环杀手还有极限运动爱好者等等。这些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聪明，偏执甚至偏激，顽强，有雄心壮志而且做事有计划，不爱争辩但坚持原则。
还有，孤独。
身上长出哭泣的眼睛导致这些人完全无法工作。各国政府决定联手应对危机，他们派出最优秀的科学家，各个领域的，组成紧急研究小组，取名为“手帕”，寓意为希望能造出手帕擦干人们身上不断流出的伤感泪水。这些科学家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我想他们如果研究的是机械、能源、通信或者生物之类的，都足以引发一次科技革命，可是他们研究的是这种流感病毒，然后，一周过去，他们毫无进展。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感染了，然后身上也长出哭泣的眼睛。一些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宣称这是科学的尽头，科学遇到无法打败的对手，他们说这是人文社会科学才能解决的终极问题，说那是寄宿在人类灵魂里的病毒。可是没有人相信他们。2020年，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带给人们更多的便利，大部分人，至少政府和大部分利用科技发展赚到钱的富人都是只崇拜科学的，他们仍然相信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管它呢，反正我们这种普通人就算感染了也只是感冒几天罢了，何况之前已经有报道说那些‘少数人’感染的机会更大。”我对着电视这样说。
中午我和阿杰还有其他几个同一部门的同事在公司对面的小餐馆吃饭，电视里又在放关于流感的新闻，里面站出一位专家说，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感情生活不圆满的精英人群和有精神疾病的人更容易感染这种病毒。
“老大，我是普通人，你可不是啊，你今年很可能接替区域经理的职位啊，而你才三十出头，有几个你这年纪的人能做到这一步啊。我觉得你就属于易感人群，赶紧找个对象结婚吧，别再一心扑在工作上了。产品部的小刘、人资的媛媛，还有销售的王姐都不错啊，都有好几次，有人向我打听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了。”
“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类型的人，她还没出现。”
“老大，你每次都这样说，人生完美的事太少。再等下去就真的世界末日了。”
我又笑笑，不接他的话。
“唉，算了。对了老大，这周末是你的生日吧，要不我们把部门的同事都叫上，一起庆祝一下吧。”
电视里开始播一个脱口秀节目，一个曾经很优秀的喜剧演员是这一期的嘉宾。他也感染了病毒，他的“哭泣之眼”长在了脸颊上。或许是因为他之前很爱笑的缘故吧，反正他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因为自己之前笑的太多了，即使明明感到不快乐，也总是在公众面前强颜欢笑，这是病毒对他的惩罚。于是，我看到屏幕里，他本人是在笑着，可是脸颊上的那双眼睛却哭得很伤心，仿佛是要把之前积累的眼泪都哭出来一样。
我盯着屏幕想了一下，对阿杰说好。我确实不太想一个人过生日。
下班了，我一个人回家，回到只有我一个人的家。2020年，我的父母都已死于属于未来世界的新疾病。而这座城市的地铁已经到了几乎无所不至的地步，它们成了地下的骨骼，不，应该说是四通八达的血管。选择地面交通工具的人越来越少。实际上，在地面生活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城市越来越热，冬天最冷的时候也有十几度甚至二十几度，而夏天，气温四十度以上的天数越来越多，中暑身亡的人逐年增多。政府开始在地下修建住房和大型空调系统，每年都有大量的人搬到地下，那里没有阳光，空气流动的速率比地面慢的多。白皮肤的人越来越多，可是白的缺乏生命力。我还是喜欢地面，尽管路上没有什么人，车也很少，但我还是喜欢地面，天与地之间有着广阔的空间，我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默默低头走着，凉风吹着许久没人清扫的落叶从我身边擦过。我觉得我拥有整个世界，尽管许多人都在说这个世界即将终结。
第二天上班，我看到小杰有些异常，说话嗓音沙哑，又是咳嗽，又是流鼻涕，他也感染了，我想到昨天看到的那个喜剧演员，用充满同情的语气问他：“你的‘眼睛’长在哪里了？”
他淡定地说：“嘿嘿，老大，跟你说了，我是普通人了，怎么会长那‘眼睛’呢？”
我放心了，但其实又有一点点失望。
周末，我生日，三十一岁了。“年轻无极限”这样的豪言壮语已不再属于我，这是会令人有些难过，但过生日有人一起庆祝总是很开心的。这天，我们在公司对面的酒店聚餐，阿杰不仅召集了我们部门的同事，还叫来了小刘、媛媛和王姐，他是有意的，他说这就是他给我的“生日礼物”，要我好好把握。饭后我们还一起去KTV唱歌，我唱了我每次必点的“如果爱”，还和小刘、媛媛和王姐一起合唱了一些男女对唱的经典情歌，她们或热情开朗，或安静温柔，或妩媚迷人，在我们公司也都是追求者众多。阿杰的“生日礼物”分量真的不轻，但我和她们，只是唱歌，我甚至没有投入足够的感情。我觉得我还是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她们皮肤太白了，是长年生活在地下的人，我不喜欢这样的美，感觉有些病态”，我给自己找了这样的理由，可是她们其实看起来一点也不病态。唱完歌出来的时候，酒店楼顶上的大钟敲响了十二点。就在这时天上下起了雪，这一纬度的地区2015年以后就因为气候变暖再没有下过雪。今晚，就像是上帝也要给我一份生日礼物一样，下雪了。
雪并不大，我仰头望着深蓝色的夜空，小小的白色雪花就像一颗颗星星，我伸出手，接住一片雪花，我觉得我真的接住了一颗星星，因为，这些年里，雪成了和星星一样珍稀的东西。
我和同事们告别了，和小刘、媛媛、王姐还有阿杰，阿杰失望地看着我，就像小学生给自己要好的同学送礼物却被原封不动地还回来了，他对我失望了。
我回到家，醉醺醺地走到床边，我大喊一声：“三十一岁又如何，世界末日又如何！”然后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我发现我的被子湿了一大片。我的第一反应是尿床了，可能是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或者昨晚喝多了，导致身体有点异常吧，但转念一想，我昨晚睡觉都没脱衣服，裤子也没湿啊。
等我走到洗漱池前，拿起毛巾准备洗脸的时候，我才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右手上，长出了一只眼睛，那只眼睛圆圆的，不像是人的眼睛，并没有在哭，还一闪一闪的，就像是猫。
我感染了，这才是上帝给我的三十一岁礼物。
是因为我喜欢猫吗？显然不是，这是阿杰一直在说，而我一直不愿承认的事实得到了验证。我的感情生活不圆满，我一直孤身一人在这越来越残酷、难以生存的世界里朝着没有方向的方向固执地前行。
我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竟然还是我要去上班。我找了一副手套，把那“眼睛”遮住，然后去了公司。
到公司以后，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在我的办公室里继续投入地工作。可是那“眼睛”开始哭泣了，和那天看到的喜剧演员不同，“它们”哭得并不用力，只是轻轻的，不发出声音，眼泪一点点从眼角往外流，我怕打湿桌上的文件，赶紧把手掌横过来，不久，掌心里就有了一捧水。
我不能让大家发现我病了。我戴上手套，偷偷离开公司回家了。
等我再次站在洗漱台前的时候，手套已经湿透了，取下来都能从里面倒出水来。我把手掌竖起来，水就顺着小鱼际流下来，我把手垂下来，水就顺着中指和无名指流下来。我都能去表演魔术了，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苦笑着。
阿杰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什么都没说也没请假就走了，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向他承认自己已经感染了。
晚上下了班，阿杰到我家来看我，他有些自责，说我肯定是被他传染的，我说不怪他，是我自己，我是易感人群。他说有一批研究婚恋的社会学家一直宣称有一部分人能通过认认真真地恋爱结婚治愈这种病，不过也只是猜想，目前还没有成功的病例。他又问我需不需要介绍对象，我说不需要，我自己会去找的，他说好，他会帮我暂时处理一些公司的事务。走之前他说市里有一个“哭泣流感患者”互助会，让我有空去那里看看。
我打开电视，新闻里说病毒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也越来越广，“手帕”研究组的科学家们无法研制出有效的药物或者抗体，已经被解散。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因为感染而无法继续工作，特别是一些高层官员和世界五百强的CEO，因为担心这样下去整个世界会失去秩序，各国政府又开始联手设立隔离区，将感染者集中到一起，然后又分成普通感染者和特殊感染者两部分，我看到电视里的报道和视频，隔离区的生活绝对不是我所向往的，那里有许多精神失常的人，闻名世界的学者也好，轰动一时的变态杀人狂也好，都有些精神失常，我不想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即使生命没有危险，我也不想。
我决定联系以前交往过的女孩。
后来的几天里，我呆在家里，感觉生活好像从没这么悠闲过，我想起从前的许多事。然后我按时间顺序给她们打电话。首先是初恋的女孩，读大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遇到她。尽管想到她到最后也没有喜欢过我的时候，我总是伤心地想要找个角落把自己缩进去，但这个时候，我还是最先想到了她，因为我一直觉得，她是最接近“那个人”的存在，她和“那个人”只差一点，就是不喜欢我。我给她打电话，没有打通。这么多年没联系了，其实我也不抱太大希望了，她是那种会过上幸福生活的人，不吵闹、不悲伤，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所以她现在一定也很幸福吧，也肯定不会感染病毒。我也不是很想再打扰她了。
然后我给第二个女孩打电话，她喜欢我。那个时候，她刚从一段令她“低到尘埃里”的恋情里走出来。她的前男友比我帅气，只是不够迁就她，她喜欢他的不羁，也喜欢我的温柔、慢条斯理，或许在那时，她更喜欢我的温柔，那种温柔曾给她一定的温暖，总之她向我表白了。我第一次被女孩表白，老实说，我很兴奋。我牵过她的手，我们一起在我长大的那条街上散步，我给她讲我小时候的糗事，那时候我们都刚刚找到工作，我们也一起憧憬过未来。但很快她就对我感到厌倦，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工作太拼命了。她决定和我分手，并且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了，走的时候她向我道歉，说她仍忘不了前男友。其实我觉得，该道歉的是我，因为我并不爱她，甚至到后来，我总是宁愿在工作中忍受“孤独的抽打”，也避免和她见面。
她接了我的电话，她说她正在喂孩子吃饭，她说她前年生的孩子，她说她还是和那个不羁的男人在一起了，他变得和我一样温柔，而且比我更会体贴人。
她祝福我了，听说我感染了，要我多休息，不要再那么拼命，她说她相信我能遇到“那个人”。
我挂了电话，有一点点失落，但更多的是为她感到高兴。
我没有放弃，我给第三个女友打电话，她是在我第二次失恋后不久加入我们公司的，在隔壁的部门，她和我一样是工作狂，有很多次，我加班到很晚，走的时候，看到她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后来，我们都升到了部门经理的级别，工作上的接触多了起来，我们是性格相似的人，都很努力，话不多，但彼此却感觉谈得来，我们开始一起加班，一起下班，一起去吃宵夜，那一年生日的时候，她成了我的女朋友。那是我最投入的一段恋情，我们甚至谈论过结婚，可是她最后还是走了。在最后留给我的信里她说：“鱼，我走了，和你恋爱会是我难忘的回忆，也许一生都忘不了，要像包袱一样压着我，可是我还是要走，因为我觉得你并不喜欢我本身，尽管我也不知道‘我本身’是什么，我只是有这种感觉，你喜欢我，喜欢和我一起做很多事情，我们都很开心，我们沉浸其中，可我总觉得自己只是一个配角，我无法像你一样投入，也许是我的错吧，可我觉得，你那样投入地在做着的事情，不是和我恋爱，而是在寻找一种东西，或者一个人，而那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
那时我握着她的信，我知道她的直觉是准的，她全都说中了。
她也接了电话，她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因为和我一样一直孤独而感染，她辞去工作做了家庭主妇，还和丈夫一起开了一家卖文具和礼物的小店。
她也祝福我了，她还劝我和她一样辞去工作，她说她觉得我一定能康复。我相信她的直觉。
我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其实我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
这个女孩，我和她只有“一夜之缘”，我是在酒吧认识她的，那年冬天，平安夜，公司放圣诞假期。满街都是欢乐的男女，我实在不想一个人回到家里去忍受绝望的失眠，于是来到那家酒吧。那个女孩主动找上了我，她是那种风尘女子，和我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寂寞。或许是那时我太需要一个体温了，我们在旅馆里过了一夜，我和她聊了许多，很奇怪，虽然我一点也不喜欢她，可我把我过去的故事都讲给她听了，我从没遇到那样耐心的听众，她没有因为故事的枯燥无聊而昏昏欲睡，而且还给我回应。她说我这个人还不错，就是有些固执，她给我留了号码，说想倾诉的时候可以再找她。
我给她打了电话，我觉得她那样一种生活状态一定很容易感染这种流感。
可是她也没有，甚至，她也结婚了。
她们每个人都祝福我，她们每个人都了解我的一部分。
地面上的人开始多起来，其中许多都是像我这样的“特殊患者”，我们都不愿接受被送到隔离区的命运。我每天会去不远的另一条街喝咖啡、看书和吃饭，然后在一直下着小雪的天地间走着。但这样的生活看样子也不能持续很久了，虽然“我们”尽量把自己“哭泣”的地方隐藏起来，但政府开发了先进的设备来探测我们。
我的心里越来越恐慌，街上能看到一些巡逻的人，这天，我正躲着他们走着，没有抬头看前面，撞倒了一个迎面走来的人，他貌似也在躲避追踪。我撞掉了他的围巾，看到他脖子上的两只鹿一样的眼睛，他也是感染者，然后他惊慌地站起来，赶紧又围好围巾走了。我拾起他掉的一个胸牌，上面写着“哭泣流感患者”互助会，还有一个标志，画了一双热泪盈眶的眼睛。
“哭泣流感患者”互助会。我想起阿杰曾提起过。
圣诞节这天晚上我决定去那看看。
互助会设在市立图书馆的古典文学阅览室里。而市立图书馆其实已经搬到地下了。
我去的时候，看到一群人搬了椅子围坐在一起，他们都是“特殊患者”，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患处遮起来，有的人在大腿上，有的人在耳垂，就像是耳钉一样小小的，有的人在肩膀上，还有一个秃头的，在头顶。他们每一个人，都面带笑容，十分坦然。
政府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互助会，是退休的前图书馆馆长秘密成立的，他自己并没有感染，但他想帮我们。
我加入了他们，我们开始讲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大家都毫无保留，到我讲的时候，因为我是新人，大家给了我最热烈的掌声和鼓励。我坐正身子，顺了顺嗓子，正要开始讲，这时，一个女孩突然进入了这个世界。
她拎着小提琴盒子，我看到她把盒子放在椅子旁边，然后脱下藏青色大衣，里面穿的是淡黄色的过膝连衣裙，看的出来有些旧了，但洗的很干净，没有任何积垢。她的头发是自然垂到肩上的，从头发里露出的耳廓像两片小花瓣。
我把我这几天一直在回忆的内容讲了一遍，讲的时候一直盯着她看。她的皮肤不黑不白就是健康的皮肤色，她和大家一样一直淡淡地笑着，那笑里没有一丝恐惧，反而充满希望，她也用心地听着我的叙述，我看到她的目光，好像和她的连衣裙一起放射着暖人的光，我竟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仔细打量她，想找到她的患处，一开始我甚至觉得，看起来这样舒服的一个人大概不会是患者的吧。
我没有找到她的患处，难道在某些被她的连衣裙遮住的隐秘部位吗？
我讲完了，大家向我介绍她，她是个小提琴演奏家，每次都会在互助会上为大家演奏一首曲子，她也是个患者。
她站到圆圈的中间，她说她觉得我讲的故事很感人，她决定演奏一首克莱斯勒的“爱的忧伤”送给我。我看到她架好琴，在她奏响第一个音符的那个瞬间，她的左手掌心处睁开一只眼睛，开始流泪，那眼睛就像在认真听着琴声一样，随着曲子里的情绪起伏而变换着流泪的速度和强度。我看到她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她也陶醉在自己的琴声里了，而手掌上的泪水不停滴落到地上，那场景太唯美了，我脱下自己右手的手套，发现自己手掌心的那只眼睛也闭上了眼，它也进入了琴声的世界里了吧。
等她演奏完回到座位的时候，我已经换到了她旁边的位置，我想认识她，我心里的感觉从未这么强烈过。我知道我遇到我一直在等的那个人了，我遇到她了，我遇到了我的宿命。
“互助会结束可以一起散步吗？”
“一起散步？”
“对，我想听你的故事，我是说，你今晚只是演奏了曲子，我第一次来，我还不知道你的故事，我很想知道。”我的语气未免有些咄咄逼人，但我控制不了，也顾不了那么多，我等着她的回应，我开始恐惧，从未有过的恐惧，如果她拒绝那才是我真正的世界末日呢。
她没有！
我们在雪地里走着，我开始听她的故事，她是个左撇子。她喜欢小提琴，从小就喜欢，也喜欢其他的，比如画画，书法，还有桌球等等，她从小就对这些东西表现出天赋，能用左手做的比别人用右手还好，可她最喜欢的还是小提琴，为了练习小提琴，她放弃了学习画画、放弃练书法，也不打球。她的生活里几乎只有小提琴，她简直和我一样偏执。她过的并不富裕，有时还需要去一些酒吧之类的地方拉琴赚钱养活自己，可她觉得很开心。因为对小提琴太迷恋，喜欢过她的人也都走了。
我问她还有什么别的爱好，不需要用那天才的左手来进行的爱好。
她说她喜欢读小说，她读完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还有毛姆的全部短篇小说。世上竟有这样巧合的事，我家里的书柜上就摆着七卷追忆逝水年华和英文版的毛姆短篇小说集，我是为了排解寂寞和失眠而准备的，到现在都没读完。我们聊小说，聊独自睡觉时做过的许多个梦。
我们的耳朵仿佛就是为对方的嘴而准备的，而我们的嘴仿佛就是为对方的耳朵而生的。
我忽然明白了我之前三十一年人生里所经历的那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今晚。
我说我今年就可能成为公司大区的负责人，也就是说管理这附近的几个省的业务，她说听起来好厉害。我说一点也不厉害，我说我要和她在一起，我要放弃那个职位，找一个新职位，我要到你这里面试，面试男朋友的岗位，我还要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争取早日升职成为老公。
她笑了，我们停在了雪地里，雪落在她的头发上，我伸手为她拂去。然后，我牵起她的手，我的右手牵起她的左手，两个哭泣的手掌交叠在一起，它们安详地闭上眼睛。
从此，再也没有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