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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开始的时候我搬家了。搬家是由于生活上的变故造成的，但并非是丈夫炒股赚了钱，也不是孩子上小学换学区房。而是我所遭受的变故，在某种意义上，在一些所谓的特别圈子中获得强烈却稍纵即逝的认可——远离丈夫，远离房子以及远离婚姻过程中所获得的一切。我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不虚情假意、不失去自我、不丢人现眼的生活方式。

现在我只有婚前学校分的一套房子，多年出租已经不堪入目。假前最后一次开会，一个女同事和我去素食馆吃饭。素食馆这种地方在我看来又贵又做作，还跟我们要谈的话题不相衬，但她喜欢。我们谈论彼此的生活——主要是我们的情人，但这个词儿真让人恶心，于是统一了意见，称之为“和我们交往的男人”。我们彼此分享这种事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我可以理直气壮，她却还不能，对我的状况又羡慕又同情，让我暂时上她家住一段时间。

帮我装修房子的人也已找好，就是那个和我交往的男人。他是我离婚的直接原因，尽管我对他，对任何人，装作不是这样。我见他时试图表现出无忧无虑独立自主的态度。我要大笑，有活力，劲头十足，好玩有新意，起码要确保有话可说。但我真正想要的是引诱他跟我做爱，只有到这一步我才会确认自己在他心里是有分量的，这听起来有种力不从心的悲怆。

有一天，我返回去查看房屋的装修进度。我无奈地叹口气，头顶上的天花板似乎在附和着微微颤抖。此时装修工人正在用电锯锯石头，产生了不规律的噪音和线性爆炸的粉尘，我在两米远的地方停留几秒，感觉非常糟糕。房间内闷热难耐，石头颗粒粘附在我黏腻腻的小腿上，让我感到极度不适。我告诉与我交往的那个男人要返回北方度假，他摊摊手说你把所有的烂摊子都丢给我，但我察觉到他未尝不是稍稍放松下来。关于离婚这个问题，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

长途卧铺列车的口音混乱得像一锅大杂烩，北方口音比南方的要多，我一说话，就被误认为是南方人。那趟列车失去了我当年南下时的那份舒适与浪漫，取而代之的是逼仄与古板。我将下铺的位置换给了一对母子。中铺的位置让我只能躺着，成为名副其实的“夹心饼干”。不对，十年前还能称作饼干，现如今只能叫汉堡包，我长胖了许多，空间变得狭窄，让我感到窒息，透不过气来。我躺在两块“小圆面包”中间，翻身困难之际，感到有些后悔，为何不选择乘坐飞机？我原本打算在火车上这段可以无所顾忌、无所作为的时间里做些什么？我闭上眼睛，试图让思绪平静下来。一种似曾相识的、毫无预兆的感觉突然降临，只觉得内心空空荡荡，没着没落，就像行李架上的一件行李没有妥善放置一样。

近在咫尺的顶棚上，有乘客写了一些类似于旅游景点“到此一游”的话，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卧铺车厢里看到这样的东西。自从机票打折、高铁和动车变得越来越普及之后，这种带有空调的快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逐渐降低。显然，管理人员也习以为常，越来越不把它们当回事——只要这玩意第一个没被擦掉，之后就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像从前传播速度惊人的公共厕所文化。

假如无法表达爱意，我会跟随记忆的脚步，穿越时间的长河，奋不顾身地寻找你的踪迹，我知道，只有找到你，才能结束这场难捱的漫漫旅途。我的爱皆是为你所用，死了也要爱，因为爱，已成癌。张旭明，就是这趟车带走了你，现在我要去找你，等着我！

看着这些连珠炮似的，又文艺又别扭的宣泄，特别是张旭明那一句写得工整且真心实意，我感到有点困惑，车厢内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不知道他们是在怎样的时刻，怎样的心情写下这些话？是挑大家都已入睡，无人注意的时候动的手？那么，我也可以——表达或者释放某种情感？

现在，我感觉自己与那些记录下这些内容的人之间似乎建立了某种联系。我试图理解他们的心境，却发现自己越走越远，像是在茫茫人海中漫无目的地漂泊。然而，在我目前所经历的生活中，或许没有任何人能让我提出任何要求或请求，并且不会因此感到愤怒和担忧，归根结底，我与人们乃至外界的联系实在是过于薄弱。

在第二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时间，我回到我父亲的住所。

路上颇费了番周折，这列我熟悉无比的火车不再停靠我熟悉无比的车站，而是将我扔到离家百里之遥的大城市，之后继续一路向北赶往下一个大城市，虽然预先知道这样的路线规划，但兜兜转转寻找长途汽车的过程中，我心中不免充满了委屈和怨愤，仿佛我跟那座东北小城都被这个世界遗弃了。

长途汽车如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虎跃”。名字很是响亮。它已不再是记忆中的破旧肮脏，车内却依然拥挤不堪，人满为患，甚至连过道都被塑料凳子塞满。没有人在嗑瓜子、聊天，开下流的玩笑，每个人都在低头专心致志摆弄手机，除了司机。每当其他车辆超过他时，他都会恶狠狠地骂一声：傻叉！而每次超过一辆车后，他都会得意又轻蔑地说：傻叉。

电视里正在播放某地发生爆炸的新闻，我一进门，父亲就告诉我，国家出大事了！

除了对国家大事的极度热忱外，我父亲也非常看重人情往来，他不厌其烦地跟我细数了在过去两年里，都有哪些人在哪些节日带了哪些礼物来看望他，“尤其是你姑姑家，人家那做的，简直没话说！”

于是第二天，我就提了一堆礼物去看我的表姐翠兰，我姑姑的女儿。

我远远就看到她——跳跃的小圆身板儿！我喊：“翠兰！”她上来抱了我一把，我手上所有的东西就换到她手上，她说：“你还是别那样叫我了。”

“什么？翠兰吗？要我叫姐？”

“马先生不喜欢，他说一听就是农村来的。”

听到她说“马先生”比她让我知道她不再叫翠兰更让我吃惊，她现在改名叫若涵。当然我也接受不了她还管他叫“我对象儿”——我一个堂姐就一直这么称呼她丈夫的。我有几年没见到她了，上次回来，她跟那个姓氏更乡土的家伙还在形势不明的时期，总是不停地将他跟另一个年纪更老但也更有钱的人比较来比较去。

她的头发染成粗糙的暗金色，但发型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俏皮的小卷儿在她的两边脸上炸开，刘海却是齐齐的，搭配之下有一种违和感，说不上狂野还是乖巧；即使她已过了四十岁，但白里透红的脸蛋儿和眨巴眨巴的大眼睛让她看起来更像个小孩子；脚上穿了双令人担心的镶满闪光水钻的蓝色高跟鞋，脚趾甲涂成绿色。她的整体形象，实在称不上是可爱、性感或是粗俗，也可以理解为新潮的撞色混搭。她似乎故意不让你看清楚，始终在活动中，即使是短暂的停歇，也会带着快动作后留下的虚影。

我忍不住开口评价她手上戴的金镶玉戒指和脖子上的金链子：“你潘金莲啊，正月十五力压群芳，光芒万丈的。”她使劲掐了我一把，“去你的！你怎么老这么多？南方真不是养人的地方！”

她带我从街口上来到了一家店里，一家专门做塑钢门窗的店。

“他让我当老板，就那个，”她指了指墙上的营业执照，“法人代表。”

我拍手，说没想到你是大老板啦。

“我才不干那破玩意儿呢！”翠兰的小脖子骄傲地向后靠在椅背上，“他的钱都是以前挣的，现在生意老难做了，别当上老板给他扛以前的债，你不知道，做生意钱财往来拖十几年的都有，我现在接手不就是给他擦屁股吗？”

这家店内，除了门前那张铺有绿绒布并压着玻璃板的桌子外，全是脏兮兮冷冰冰的塑钢建材，甚至桌子上也摆着装有钉子把手等部件的生锈严重的铁盒子。店内没开灯，未粉刷的水泥墙与一排排的加工台组合在一起，让我意识到这更像是一个加工厂，而不是一个建材店。她坐在店内唯一一把带靠背的木质椅子上，那把椅子连个座垫都没有，而我则坐在店内另一个可以坐的的东西上——一个还算结实的木箱子。

“你这一天怎么熬呢？从早到晚就坐这儿？”我问。她说能安静坐这算好的呢，工人们今天有外面的活，要不然也不能让你来，吵聋你耳朵。“现在习惯了，最开始我不想来，但我不来就是他姐来，”她俯身对我耳边说，“你不知道，就这破店，一个月边角废料卖破烂就有千八百的，这些年，全给他姐贪了！”

翠兰跟马老板是正式结了婚的，每个月老马给她三千块让她存起来，零花家用另掏，现在她看店，每个月再额外给三千块的工资。这是她跟我讲的，而跟我父亲一起生活的阿姨对她的收入却有另一个版本，她是翠兰前夫的寡婶，也就是说，翠兰对她前夫讲的嫁给老马之后的待遇，远远比她跟我讲的要低，是她觉得不能让我以为她太便宜，因而自己抬高身价，还是希望前夫给她更多孩子的抚养费，真相难以判断。

“我想去给别人打工，挣多挣少我理直气壮，拿他的工资越来越难受。”她指了指过道上停的一辆电动车，“今年生意太差，上个月都亏钱，我寻思，他赔钱给工人开工资还能给我开工资啊，不得说等有钱再给我啊，我他妈想了好几天，让他给我买了辆电动车。”她哈哈笑起来，那辆车在昏暗的过道里闪着银绿的光芒，“三千六，车速80迈！”她说，“他晚上打麻将不回来我就骑着这个回我妈家去。哎呀妈呀，颠死我了，骑一回，浑身像被虫子咬遍了似的，刺挠死我了，那我也得骑，要不然天天放这显得我跟缺心眼儿似的。”

我说你以为你不缺心眼儿啊，就为了那点钱，这么算计，你这还像夫妻吗？

“我也觉得过意不去。”翠兰鼻音很浓，语速一慢就透出乖巧和深情：“我不好意思，就使劲给他做好吃的。他喜欢吃烤肉，对了，下个月我也干脆别要工资了，买个烤箱给他烤肉吃——哎妈，我对他太好了！”她推了我一把，吃吃笑起来。

正笑着她身子一下弹起来，向门口迎了过去，一个女人进来说家里的门把手坏了要换个新的，翠兰递给她一个说24块，女人正想买，老马进来了，说这种是固定尺寸的，还有一种可调的，不管你原来那个把手宽窄，这个都能行。那女人说那要可调的吧，翠兰说可调的要68，那女人说怎么差这么多，翠兰说就是这个价，女人磨唧几句说我回家量量再说吧。她一走翠兰就说你没必要跟她介绍贵的，看她就知道只能买便宜的，你介绍贵的她倒犹豫不绝了，卖贵的我们也不多挣钱，还不都是十几块钱的挣头！老马无语，此时看到了我，表情颇为尴尬，干巴巴地跟我客气几句，说让你这大教授来这么个破地方坐，翠兰也真是的，晚上来家坐坐，家里舒服。看到我放在桌上的包，说这包不错。包上有coach的商标，老马上过大学，翠兰几次得意地埋怨他回家就知道看书。

老马在店里转了几圈，像个来看样品的顾客。他个子很高，很挺拔，不像五十几岁的人，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干净熨贴的浅粉衬衫束在笔挺的银灰色西裤里。站了一会儿，又蹲下来擦他本来就油光锃亮的浅棕色皮鞋。翠兰说你去吧去吧，人家支好局等着呢，我老妹儿也不用你陪。他笑笑跟我又客气了几句，正要出去，又想起什么，回身从包里拿出一个装钱和票据的文件袋递给翠兰，说等下有人来取工程款。

我盯着他的背影，问翠兰，你是怎么把他弄到手的？

“切，弄他这样的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她表情轻浮得意，脸上有红似白的，像孩子一样略显丰满的体态扭动着，让人心里痒痒的。

我把他抢来的。翠兰说。他本来想着玩玩呢，女朋友一大堆，还经常有人要给他介绍对象，我他妈觉得这不对劲啊，逼他办手续，他总推脱，我知道这是还没玩够。我办了个新电话卡，给他发了条短信，说我听人家说你挺好的，我能不能认识你啊。他妈的他真回了。我请他吃饭，他说有事不方便，我说别介啊，我都在饭店门口了，他就来了。

“要知道，男人都这个德性，你懂吧？”

我说：“我当然懂。”

她哼了一声，好像我是个对男女之情一窍不通的人，或者，只会纸上谈兵，经验不足，实操技能很差。某种程度上她的判断可能是对的。

老马在饭店门口看到翠兰的时候，唯一能说的就是“你怎么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翠兰想嘲笑他几句却说不出来，因为老马转身就走了。过两天回来收拾衣服对她说我没脸再找你了。

“那怎么办？”我问。这种事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即使发生我也想像不出怎么可能得到大团圆的结局。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翠兰决定开一家超市。坚持了六个月之后，给老马发过去一条短信，内容是我经营了一家超市，但一直都不如意，今天好累，都不想动，你能不能开车送我回家。老马立刻回复说，能，太能了，送你一辈子都行。

“就这样？”我不解，“就结婚了？”

翠兰说就这样。别提开超市有多苦了，全是为了他。我松了口气，这好像并不伤及自尊。也许是因为她说话的方式，即使说再让人憋屈的事，她说的方式也让人觉得轻松。

我想到我生命中那些男人，不管是曾经的还是现在的，他们都说我“格色”。我经常咀嚼这个词，它指的是头脑不够简单，性情不够乖巧，眼神不够温和？没准儿我的打扮也有可挑剔之处，甚至声音也沙哑了点。更可能这个词指向的就是一种特殊的混乱，它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难搞”，它有时是赞美，有时是厌憎，全凭说出这个词的时候那男人还有没有爱意。而翠兰这样的女人，就像有天赋去让自己“好搞”一样，她不懂也不必懂什么忠诚的辩证法，她吃的亏都是显而易见的委屈，让欺负她的男人心生歉疚，补偿的方式也是简洁而有效。

“对了，让我老舅给我二婶涨点钱吧，那点钱也太少了，现在没这个价儿的。”我离开的时候翠兰说。她老舅就是我父亲，她二婶就是伺侯我爸的阿姨，按东北流行的说法就是带薪后老伴儿。

我父亲认为我回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韭菜盒子，小白菜汆丸子，鲫鱼汤，苦瓜炒蛋，黄瓜小葱沾点炸酱。鲫鱼是阿姨的老乡钓的，别的菜全来自门前的菜园——我父亲住在一楼，把门前的花园改造成菜园。我冲洗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说，得啦得啦，撸一下就行，你当是街上买的吗？自家出的，什么添加剂都没有，纯绿色食品，你这不是浪费水吗？苦瓜炒的鸡蛋是我乡下姑姑送来的，酱也是她自家做的。哪个菜都有不凡的来历，这让我父亲在饭桌上很得意。

饭后阿姨收拾两下就站门口换鞋准备出去，穿着水蓝的T恤和白纱百褶裙，很鲜亮。这里的人穿着都很鲜亮，空气和阳光也比南方更透明，我视力一下子提高了似的。这跟湿度低有关，不氤氲，一切都那么明亮。她打扮这么漂亮是要去跳舞，这是她一天中很重要的事情。她跟我母亲截然不同，父亲努力在我面前克制着对她的喜欢，她走后就不停抱怨她，他反复强调死亡让我母亲成为天底下最完美的女性，无人能超越。

傍晚的空气中充满了这座东北小城漫漫长日的躁动因子，与印象中全然不同。粉白和玫红的扫帚梅在晚风里摇摆，虽然我知道它们还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叫格桑花，但在这里，它们只是扫帚梅。这种花是单瓣，花很轻，但茎太细，它们不得不颤抖。不是风，是音乐的声浪让它们如此的。

音乐声越来越大，前面是一个广场，一群妇女穿着蓝T和白裙转着圈跳舞，阿姨在第二排，她个子高，长得俊俏，但身段并不柔软，表现力不够强。我站在那看了会儿，跟她挥挥手，她没看到，做了个转身的动作。

在小区之外就是河堤，河堤下面沿河便道是红色塑胶的，在绿柳丛中像一条带子。静静的河，静静的云和树的倒影，没半点皱褶。

很多人在散步，但很少有像我这样的单独一个女人。一对对男女慢慢地走着，女人大声地讲话，男人很正经地回应，好像表现耐心是在彰显必要的男子气概。他们的孩子都在老年男女手上，那些爷爷奶奶们聚在树下，互相夸着对方的孙子。

下到便道上的时候我看到坐在台阶上的我父亲，他在跟一个老头儿聊天，我上前打了个招呼，那老头儿说我在听你爸讲故事，他老能讲故事了。父亲对我摆手说你去吧。我知道他不想让我在旁边听，想必那故事是我听过无数次的。

前面又有一个小广场，一群人在扭秧歌，再往前走，又有一群人在跳拉丁舞。再向前，转个圈，顺着走就回头了，我离开了塑胶路，继续原来的方向，在茅草丛里有一条小路，土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它通向我一直想去的地方——铁路桥的下边。这里天光云淡，几个闲人在涉水嬉戏，异常安谧。我默默望着他们，静与静之间，一种隐隐的压力，让我头晕。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我的耳朵已习惯噪声成为日常生活的背景，是昼夜不停的浊流。我想起小时候和小伙伴在磨房玩耍，磨米机停下的那一刻，我们的叫喊声也被窗口射进来的阳光，映照成一颗颗空气中飘动的粉尘，静静地，落地无声。

我察觉到一种危险，那是通过更复杂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生活的危险。回到故乡，各种经验在时空交错中被唤醒，使得我在另一个城市的生活像是水土不服一样，令人心虚。我本该是路上所见的任何女人中的一个，生命只有一次，这是我以前的命运，如今我变成这样。越来越难评价它到底值不值得。

我跟翠兰约好第二天下午早点关店一起回她妈家，我要去看我的姑姑。当然我不是坐她的绿色颠屁股的电动车，老马开着吉普车带我们一起去看老丈人、丈母娘。

一路上，我都在观察副驾驶座上坐的陌生人，翠兰和老马对他都很客气，而他们的客气是不一样的，翠兰有点小心翼翼，就像在遵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妇道尊严凛凛，不假辞色，而那个男的却一直在逗她，开着粗俗的玩笑。老马则表现出东北男人的粗犷大气，对他称兄道弟的。最古怪的是，他们谁都没认为需要给我们彼此介绍一下。他比我们都年轻，头发是柔软服贴的半长发，闪亮的棕色皮肤，瘦削的脸，打开的窗子让他的发丝飞扬起来，让我想起曾经爱过的一个诗人，但他上身竟然穿着一件破旧的绿军装。关于这种衣服的记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在我儿时这种衣服曾经在我哥哥那个年纪的人之中流行过，后来过时了就经常出现在下地干农活的人身上。他既像个诗人，也像个流浪汉，事实上，这两种人要想区分有时也不那么容易。他此时好像觉得调笑够了，转回身朝向了我，咧开了一口白牙，眼睛黑白分明，甚至水光涟滟，眼角的皱纹却令我吃惊的细密繁多。他说：“你还记得我不？”

小时候的夏天，我经常到姑姑家去玩，因为那里有山有水，还有翠兰，她敢上山下河，却不敢偷偷跑掉不带我玩。但扔下我跑掉的事也不是从没发生过，那次的事后来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交流过。

我的姑父是一个能干的乡下人，他自学了拔牙镶牙的技术，在家里开办牙科诊所，有模有样的。进入他们家，人们的视线都会被集中在屋子的一角，其它破烂的家具都被忽略不见，那个角落如此整洁严肃，难以言表。那是由一个带漱口小台子包着黑皮的治牙躺椅，和一个装着器械药品以及各种假牙的白铁柜子组成的。那个充满乙醚味道的角落吸引人过去，想去躺椅上躺一下试试，可上面的牙钻又提醒人嘴巴分泌出酸水，踟蹰不前。我对这个角落恐惧又着迷，但很快就无师自通玩起了漱口器，这时候我姑父就喊翠兰你带她出去玩去。

外面是白花花的太阳，我们跑到前院的大柳树底下抓知了。树底下系了一头大黑驴，这也是我姑父养的，我知道，它是用来配马的。他跟人笑哈哈地说，掏完马屁再来拔嘴里的牙。这话可真恶心。除了大黑驴树下还有一个男孩儿，他正拿了根长长的树杈往树上捅，树杈顶端缠了蜘蛛网，他在粘知了。这个男孩是后院素梅家的二儿子，每次来我们都在一起玩，我们叫他小二。素梅是跟我姑姑一起长大的，后来一起嫁到这个村，又前后院住着，关系非同一般。她虽然跟我姑姑差不多年纪，但辈份儿上却跟我们是一辈儿的，我们就叫她素梅。

有一天，来了个要配马的人，姑姑在烧热水，姑父跟那人在院子里聊牲口，我们都站得远远的。看配种是令人羞耻的事，即使七八岁的我也很清楚这一点。翠兰说你就在这儿看吧，她把我领到一排鸡冠花后面，你装着捡花籽，她说。之后她转身要走，我说你不看吗？她说我早看够够的了。她这样做让我感觉很难堪，我那时已经很能尖锐地体会这种感觉，但我还是蹲下来采着鸡冠花黑芝麻一样的种子。

我姑姑提着一个水桶出来，姑父用热水把大黑驴的下边反复地洗，又用一个亮闪闪的东西摆弄着驴的下边，同样的他把那匹大黄骠马也洗了，之后就把手伸进马的屁股里去！我张大了嘴巴。之后的多少年我经常做噩梦，他的胳膊在大黄马的屁股里伸着，转着，热水还是什么别的液体顺着他的手臂滴滴嗒嗒地落在院中的黄土上。

我头晕脚软地找我的表姐，她却不知去了哪里，大柳树下边有几只刚落的知了壳儿，我捡起来，把它们跟我手里攥的那几粒鸡冠花种子一起小心翼翼放进裙兜里。我听到不远处有奇怪的声音，此时我发现我的脚步一直是蹑着的，我的呼吸已快被自己憋过去，我依旧维持着这个姿态转到大柳树后面，看到小二趴在翠兰的身上，他们都露着屁股。我再也憋不住了，贪婪地大口吸着气，眼泪哗哗地流出来。

他说我是小二。我们多少年没见了？他眨着眼问我，这么多年过去，他的眼神依然调皮而又清澈。是你！我握住了他从前座伸过来的手。

对啊，你们认识。翠兰说。我老妹儿小时候来我们家经常跟小二一起玩。她对老马解释。

老马说，那真是难得，现在天南海北的，能见到儿时的玩伴不容易，你让小二再带你玩，他现在是山大王，种了一山的榛子。

小二笑，皱纹绽出迷人的反讽意味，不知是对老马说的“山大王”，还是对他堂皇的腔调不屑。“你喜欢吃榛子吗？”他问我，语气认真而温柔，没有任何东北腔，是普通话。我说当然，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山采榛子，采完了当场就砸开，我每次暑假去穿的裙子都会被榛子汁给毁掉。小二哈哈大笑，说你还是那样，一点没变，从小你就注意这些东西。看看你穿的什么，是麻袋吗？巴黎最新款的麻袋？

翠兰拿包把他流里流气的脸拍回去了。车里充满笑声。

“这里很美。”我说。

但是我们驶过的乡间对我毫无意义。山是连绵的绿色起伏，有些山上有牛。杂草堵塞的河流上架着低低的混凝土桥。路过的村庄都是崭新的房子，红瓦白墙，塑钢门窗，门前都有鲜艳的花朵夹道。

“等你住下来再说吧，我不信你喜欢这里的厕所。”小二说。他的确说中我的软肋，那是我长大后每次都拒绝在姑姑家过夜的原因，但这回我决定住上几天。

车先停在小二家，他从后备箱里御下来几桶东西。农药，他说。明天我带你上山，不是打药，我带你去采榛子。他下身穿着条磨白的牛仔短裤，跟上身晒得肩部发白的绿军装竟然很和谐。他是我此次回来见到最帅的男人。我真心实意地笑着说那太好了。

我姑姑家如今是全村最大最漂亮的庄园，我表哥是村长，虽然他在城里住，但他家的房子要有一村的代表性，招商引资来考察的人都在这里招待。那些牙科设备早已被我姑父卖掉，他眼睛花了，来看牙的人也越来越少。但屋子里依旧有个格格不入的角落，那是一台跑步机。姑姑指着那个东西跟我抱怨：见过什么是吃饱了撑的不？吃饱了撑的你下地干活去啊，你说哪个农村人会买这么个逼玩意儿！碍事又招灰！姑父说跑步机你农村谁家见过，要整就整别人家没有的，老娘们儿家家的你懂个屁。说着坐在旁边的摇椅上一边摇一边剔牙，说顿顿不是炖排骨就是大鲇鱼吃得够够儿的了。

翠兰在一边把晚饭的照片往微信上发，老马说你发你老妹儿照的，你照得太次了，连个桌子都照不全，苹果6到你手里就跟厕所里贴的瓷砖似的。翠兰说，嗯，老妹儿你给我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去。我们把前后园子里的瓜果蔬菜，房前的各种鲜花都拍个遍，这些都是背景，前景是翠兰或站或蹲的各种姿式。她看着我用美图把她磨皮美白，这是我五年前的样，她说。此时天色渐渐朦胧，她的脸温柔恬静，我说你一直是好看的。是吗？她轻轻地说。小二，她又嘟囔了一声。我说小二怎么了。她说我刚离婚时可苦了。

翠兰的前夫，是个让人不知该如何评价的人，即使是离婚后，翠兰也说不清楚这个人是特立独行还是神经病。当一个人的行为超出了一般人的判断能力，他给人的印象固然深刻却不可言说，于是对他的喟叹只能通过实例来表达，比如翠兰跟我讲的他和他老爹的故事。他的父亲住在他们隔壁，想开拖拉机去田里，摇发动机怎么也打不着火，在院子里叫他，他出去对老爹说，行，我帮你摇，摇一下100块，你干不？他老爹盯着他，说行，你摇吧。他摇了5下，着了火。他父亲就给了他500块钱。他笑着说，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是你儿子，要是你在半道上死了火呢？谁白给你摇？我这是让你学学，知道不？

翠兰离婚时是净身出户，连女儿都没得到抚养权，却得到了抚养的义务。离婚后她必须离开这个村子。“小二说他帮我开车，让我跑环线，他当兵时在部队学了开车，我跟我哥借钱买了辆小客，我们俩整整跑了三年环路，没在家里见过太阳，”翠兰苦笑了一声，“他白给我干了三年。”

“为什么你们不在一起？”我问。

“他老婆跟人跑了，没办离婚手续……也不是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不行就是了。老马这人不错，是不？”

我嗯了一声回应她。

翠兰跳着去后园子摘黄瓜豆角，说要带回城去。对任何偷偷丧气的表现，她都会在紧实的泥路上，瓜果的香气里，甚至风和雨夹雪之间，轻快地跑两步，便没什么治愈不了。

她跟老马回了城，我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有人上门，是后院的素梅，我对她并不陌生，说起来她还是我们家的远亲，也就是说，小二跟我有八杆子能打得上的血缘关系。素梅跟我姑父聊天，说你家翠兰又给你们送牛奶来了？我姑父说买这破玩意儿，也没人喝，家里都能卖牛奶了。素梅说还是闺女好，我三个儿子，没一个给我买牛奶喝的。

我问她关于小二的事，素梅叹气：“我们家丹凤命不好。”我吃了一惊，没见过哪个婆婆会对跟人跑的媳妇用这种口气说话的。“我家小二没本事，让她吃了苦，她跑出去前前后后跟了三个人也没过上好日子。”我说小二很能干啊，素梅没有否认我，继续说，“孩子去他姥姥家玩，我去接他，看到丹凤，丹凤送了我十里路，末了掏出三块钱让我跟孩子坐车。”素梅说到这落了泪，“我们家丹凤命真苦，哪像你们家翠兰……”她打住了话头，跟我姑父聊起给谁家上礼的事。

小二扛了一箱啤酒进门来，要跟我姑父和表弟喝，素梅见了说我回家喂鸡去。

小二跟我表弟是同学，我表姐比我大一岁，表弟比我小一岁，小二原来跟我同岁。我说你怎么这么年轻呢，有啥保养秘方？小二说你这么讲究的人，学不来的。

表弟问小二你昨晚上去罩鱼了吗？小二说早上五点才回家，罩了一条十三斤二两的鲇鱼。表弟很兴奋，辽河很久没出产这么大的鱼了，能卖一百吧？小二说我送老刘头了。表弟拍大腿说操！老刘头不快死了吗？他能吃下这么大条鱼？小二说，拿给他看的，让他死了瞑目，他年轻时见过的比这大的鱼多了去了，二三十斤的一网一网的。你说鲇鱼姥姥洞啊，表弟说，还一网一网的。小二笑。鲇鱼姥姥洞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传说，那里鲇鱼成精的多和大，有一条还变成漂亮小媳妇专门跟打渔的人睡觉。

喝完酒大家都睡了个漫长的午觉，东北夏季的午后，外面是灼热的艳阳，所有的街道都寂然无声，整个世界只剩单调的蝉鸣。我一个人坐在前院那棵大柳树下，它好像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变得更粗，蝉声也没有更焦躁。这树、这蝉声，喧闹，单调，熟稔到凄凉。

我打开微信，望着几个熟悉的头像，他们才是了解我的人，我却跟他们无话可说。我转到树后，那是翠兰和小二被配牲口刺激，模仿成人进行性游戏的地方。那个下午的蝉声仿佛叠加在现在的蝉声之上，震耳欲聋。我看到小二跑到河边去捞树枝，翠兰半跪着系鞋带，我就在这蝉声里大声又无能为力地哭着，翠兰使劲踢着鞋，警告我，不许哭。小二捉了只黄蜻蜓叫我过去，他说我们在玩儿，我们以后都要玩儿的。

我不仅比他们玩得晚，我根本就不会玩儿。我的爱像蝉声一样顽强固执，却从来没有一次恣意地冲破天空。这些不过是可爱的正常声波，夹杂着遥远的、非人性的赞同和惋惜。

从刺眼的阳光下走回屋里，眼前一阵昏黑，我听到他们发出的鼾声，甚至闻到他们身上发出的汗味儿。静静站在门口，我感到孤独，继而，又感到一阵孤独的愉快。从高中起，我就断断续续在外地寄宿，后来家址也迁了又迁。常被问及是否思乡，我想想童年，总摸不到自己定义的充满泥土、蝉鸣、秋月和火炉并存的温暖情绪。我念念不忘的，是可以带给我安全感的人的身边。那里，或许是我不停行走着的故乡，他们的体温，便是我一辈子的乡愁。

我们出发前，我姑夫警告说预报有雨。小二说，我们可以碰碰运气。我喜欢他说“我们”，我在他身边感到孩子一般的自由，仿佛我们俩在一起要去干什么坏事。我坐在他摩托车后座上抱着他的腰，感觉自己即将彻底摆脱身上某些不适的部分，跟他绝尘而去驶向山林。

但当我们并肩用双脚向上爬最后的土坡的时候，反倒感觉有些拘束了。“这里的乡间多美啊！”我说。今天我说的是真实的感受。多云的白色天空下，山峦比在昨天明晃晃的太阳下看起来柔和许多。夏末，树木的叶子残败，很多叶子的边缘已经开始泛起铁锈色，有些已经变成了棕色或红色。

“看那边儿！”小二指我看前面那道山坡，“从下边的沟往上去，那座山是我的。”那座山现在是一片黄绿色，多么温柔的山坡！我叫喊起来。他说我上个月在这片林子里抓到只锦鸡，以前还抓到过野兔。我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看着小二，他长长的光脚板，古铜色的胳膊肘，白色的圆领老头衫，他后腰那段对中年男人来说少见的颀长曲线，听着他响亮而自信的声音，闻着他的气味。忽然我感到一滴凉凉的东西落在眼皮上，我说下雨了。

漆黑的云层压顶而来，好像一大片天空滑落，雨幕马上就要降临，可感觉到的却只是几个懒散的雨滴，小二说：“我们还是到下边去吧。”他拉着我的手，像是坐滑梯一样从山坡上往下溜，树下都是软草，这倒也不是难事。我们进入了沟底，那里是高高的草丛。

草丛边的灌木，叶子的颜色很深，整整齐齐的，仿佛是设在那里的树篱，一丛一丛，看起来密密层层，不过走近了能发现小小的开口，是人从那里踩出来的窄道。这就是小二的榛子林。小二示意我顺着那条道向上跑，“上边有窝棚！”他对我喊道。

雨滴越来越密，身边的榛子树花束般摇晃，我们拼命向上跑着，但转眼之间，风和雨一下子打在我脸上，我感觉自己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我被雨柱紧紧钉在那里。小二低着头，挪到我面前，拉着我的胳膊，又绕到我后面，把我使劲往前推，我们终于来到那个榛子地中间的小棚子里。

棚子是树枝搭的，里面悬空搭着一架床，上面铺的是茅草，我们几乎同时钻到了床下。空气一下逼仄起来，雨声也小了，我们彼此离得太近了，没法互相看，只能看脚前杂乱的植物和湿透的鞋子。我感到他的头发一绺绺的沾在额前，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着，滴到我的牛仔裤上，也可能是我头发上滴下来的。“真他们爽！大雨！山！榛子林！你！”我对着他的膝盖一边抖着一边说。

“我是不是你们知识分子常挂在嘴上的失败者？”他低沉地在我耳边说。我试图抬头向他嘲笑——这么文艺气的感慨！鼻子却顶到了他的下巴，光滑而冰冷。他拥抱了我，我们身上的雨水被挤压出来，我打了个冷战。

“比我成功，我现在无家可归了。”我说。

话一出口，我大吃一惊，不过这算不上是个大错误，小二是无关的人，他也不会跟别人提起。可我本来是要绝口不谈的。我一定是感觉自己该跟他发生点什么——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雨，还有，他提到了——失败。

我离婚了，想过另一种生活。

“另一种生活，什么样的？”小二拍拍我的肩膀，声调略带嘲讽，却让我感觉真挚，我也会拿这个想法自嘲——你已把童年时期的曙光中所拥有的那种娇艳的花朵，纯洁的时光，天真的希望，远远地抛在后面。

“我是不是自讨苦吃？”

“不是，这种事会发生的。”他再次拍拍我的肩膀。

小二说的是对的。他根本不可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他的回应也仅仅是出于不知如何是好，但有什么关系呢？他说的是对的，这是一个平常的选择。我没有比我看到的这些人更愚蠢，或是更不同凡响。我跟他们唯一的不同之处，是我总以为自己与众不同。中年的任性，对我来说，就像以后再也不会有的犒赏。离婚是个浪漫的举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仿佛又是极其理智的，让我每个细胞里都充满了又酸又甜的自尊。

“你就这样跑回来了？回来了还谁也不告诉！”小二哈哈大笑地拍着我的肩膀，这触摸有克制，而不仅仅是安慰。他胸腔的震动让我热乎起来。

雨还在下，但现在只是普通的雨势，棚顶上是节奏规律的劈啪声。我从床底钻出来，甩了甩头发，“这年头还会有人弄个看果子的窝棚！”

“好玩的东西我咋会不整一个呢？晚上躺这里别提多舒坦了。”他说你等着，跑到雨里摘了一把榛子回来，放在棚子里的一块石头上，用另一块石头砸，他把榛子瓤递给我，“还记得这味道不？”

“嫩！”我扔了两颗榛果到嘴里，它们还嫩得带着白浆，一股好闻的涩涩的木香泛上我的舌尖。“我感觉自己又脏又老。我没有资本挑剔了，或许一个边角有些磨损的男人，一个有裂纹的，就可以让我满足。”

“看我的裂纹。”小二眯起眼睛，努力固定着眼角的笑纹，让我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我给你看样东西。过来。”

他打开一个榛果，里面有一只白胖胖的虫子，被惊扰后探出了头，左右歪歪，我惊叫着跳起来。

“你看，你把它吓坏了。”

“你神经病啊你！”我叫着。

“它很不容易，真不容易，我砸了这么多才砸出一只来。这些榛子树打了很多农药，开花时要打一次，长外皮时要打一次。妈的，太不容易了，这小玩意儿！”

“你的意思是，我就像这只虫子？”

“是你自己说的啊。”小二笑。

“你的意思是这只虫子意味着这些榛子很健康？”

“跟聪明人讲话就是不费劲儿。可要想把这些榛子卖掉，我还必须打第三次药。”

“什么时候？”我问。

“晒的时候。不打药的话还会有虫子钻进来。”

我看着他的手，那个虫子此刻肯定还在里面钻来钻去，我的恶心感却没那么强烈了。

“昨晚上在河里弄鱼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不想打了。”我说那怎么办？“能怎么办？就不打药，爱咋地咋地吧。这片山我种了三年，今年才有收成，赔得老娘天天骂，非逼着我买药。”他说。

“这不公平。”我说，我在进行一种无辜的直白抗议，抗议什么却不知道。

“唉。”他温柔地叹了口气。“帮我想个广告。放心榛子——与虫子一起分享的美妙滋味，怎么样？”

雨差不多已经停了，天空清亮起来。窝棚前的草叶泛着粉红的光彩，我走出去，看到红红的夕阳发出节日般的光芒。

我拎起窝棚边斜倚在那里的一根木棒——这应该是他上山开路用的东西，对着山坡挥舞，“干点什么吧！”我吼着。再用它指指小二，仿佛它是一根魔棒，能让他走过来，升上去，指向哪里，便漂向哪里。

小二伸出胳膊把那根木棒拿下来，扔到一边去，轻轻地搂住我，仿佛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

他把我的身体转过去，我们原路返回，好像涉水一般趟过榛子林。

“我还是第一次跟一个教授拥抱。”

“我也是第一次，嗯，跟一个种榛子的人拥抱。”

他笑着说：“感觉还行，是不？”

我再次坐上他的摩托车后座，身后的夕阳照得我后背暖烘烘的，风也渐渐把淋湿的头发吹干，我们在山峦曲线下的沉沉暮色中向前奔驰，仿佛可以永远持续下去，不眠不休。尽管我知道，很快，夜幕会将这片大地严实笼罩，不论是车上乘风而行的我和他，还是我们身后那片湿漉漉的榛子林，都无法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