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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 兽 不 可 与 同 群 》
文/黎峰
孔子对隐者的态度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在长沮、桀溺看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孔子则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
隐者的困境或在于：当他注定要以个人身份选择隐居避世时，却无法广为传扬此一思想，呼朋引伴，否则就不是隐者。当隐者独善其身时，他却无法保证他的家人们仍需维系同这个社会的关系，因为隐者离群索居、自食其力时，他的家人未必愿意一以贯之。《微子》中就记载了荷蓧丈人留子路在家过夜，杀鸡做饭给他吃，又叫自己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的情景，它暴露的是隐居在理论与实践两者并观时，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如果把隐者的智慧进一步超拔，我们可以看到道家的影子。老庄代表的道家，由“道”的整体观点来看待一切，孕生平等之心，再解脱各种执著，完成天地之间的一番逍遥游，得到宇宙静观天地辽阔之中人生的定位，就是“道家”的学说了。这一学说不是简单的积极或者消极，而是在我们生命的不同体系上给我们建立起来的一套参照系统。从这里出发可以看到儒道彼此的呼应，即，儒家所看重的永远是大地上圣贤的道德，永远是人在此生中建功立业的信念；而道家看中的永远是更高旷的苍天之上的精神自由，永远是人在最终成全以后的超越。儒家思想在社会这个尺度上，要求人担当；但道家思想在生命层面上，要求人超越。后世知识分子更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用“立功”与“隐逸”来统一个人的思想，在“无可无不可”中完成人生奋斗历程，实现了儒道在生命意义上的贯通。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儒家之所以成为文化主流，正是“不隐”的结果。儒家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改良教育，结合志趣相近的人，为社会培养精英团队，从事人间的改革，同时又使自己心安。而道家必须求诸少数智慧特高而定力超群的人，无法产生群体效应和哄动效应，故而道家无法成为文化主流，反而有时陷入隐者的困境。
孔子也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话，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把长沮、桀溺这类消极避世而又自命清高的隐士看作是与鸟兽为伍的人，并认为不能追随他们躲避现实。中国古代素有“孔席不暇暖”之说，反应的是孔子一生忙忙碌碌，奔波不定，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游说列国，奔走于道途，不能久留于一地，可见其积极入世的执著劲头非同一般。
孔子的积极入世精神意味着，自我的实现跟对群体的社会责任感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孔子总是把自我的完善同关怀他人、关心社会联系起来。当子路问孔子什么是君子时，孔子的回答便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可以看到，自我人格的完善，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定、进步、发展等群体价值。孔子的看法，既不同于无视个体价值的极端整体主义，也不同于排斥群体的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表现了将群体价值与社会进步统一起来的思维趋向。
“修己”是孔子的入世出发点。因为有了社会理想，孔子才毕生“志于道”，决定用“道”来改变天下无道的命运，完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理想。在理想不断遭到挫折时，他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法来拒绝归隐的诱惑，那就是“克己”。依孔子之见，修己无非是以人道原则来规范自我，而仁的内涵原则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就是用礼来约束自我，从而实现自我社会化。孔子以克己复礼作为自我完善的前提，又把个人的自我完善与对他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正是后来儒家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这种传统，使孔子的归隐之念始终成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