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秘书找老板,帮老板找秘书,我曾经为不少大佬推荐过女秘书。
刚开始做这种事时,我还很热心地帮着张罗,但成功率却并不高。
后来我发现,其实大佬们挑选女秘书,并不完全看她的学历和经历,而是纯粹靠感觉。有时候我觉得大佬和她并不般配,但大佬对她却特别来电,盯着问长问短,也不知大佬吃错了什么药,鬼迷心窍的。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后来我也烦了,干脆打开秘书资料库让大佬们自己看,唐伯虎点秋香,随你的便!
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很难悟透。和无数职业女性打交道,偏偏只对她感兴趣,你说邪门不邪门?
就彼此信任和依赖程度而言,秘书和大佬的共事关系,同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非常相似。
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非常简单,男人喜欢女人,女人崇拜男人,两者的终生就这么定了下来。
大佬和秘书的关系也是一样,大佬居于明显的强势地位,所以他可以选择,可以说喜欢或不喜欢。秘书只是助手,自然处于听命与执行状态,当然也就只有崇拜的份。
大佬挑选秘书,犹如男人选择女人,一看她是否顺眼,二看她是否能干,三看她是否善解人意。
除此之外,掺杂些其他心思也是自然,就如香港女作家梁凤仪所说;“秘书的醒目与教养,可以代表上司的江湖地位与分量。”
女秘书的旺夫相和帮夫运,对上司的事业绝对会有影响,而且有助于提高上司的身价。如果她还特别能干,特别善解人意,那就更不得了。
晓萍当年经人介绍来做秘书时,我是有些顾虑的,因为她已经三十岁仍未婚嫁,这样的老姑娘,心态难免会有问题,否则这个年龄怎会名花无主,更何况她还是一位上海小姐。
上海小姐,你懂的噢!
晓萍人长得娇小玲珑,看上去很纯真,与她的实际年龄并不相称,只有当她用故意装傻来掩饰自己的为难时,我才能感觉到她的聪明与成熟。
我理想中的女秘书,并不是晓萍这样的,但她谈笑之间眉飞色舞的样子,很有亲和力与感染力,让我心生欢喜,当场也就同意了。
之后三年多时间她一直跟着我,因为我在江浙沪等地有多个投资项目,她这个秘书也就非常辛苦,上班需准时,下班无定数,经常无周末,但她从不计较,也毫无怨言,总是满脸微笑地替我做事。
后来我对晓萍的授权,上升到了“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程度,我不在公司时,她可以先斩后奏,代我行权,只有她的权限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她才来向我汇报。我把公章、私章、保险箱钥匙,甚至居家房门钥匙都交给她,而她则始终中规中矩,从不做任何有负我信赖的事。有时即使不小心做错一件事,批评她,她也从不争拗顶嘴,总是很诚恳地认错和道歉。当我做错事而内疚时,她又总是来劝慰和开导我,说些开心的话题,或者轻描淡写地化解。
秘书作为助手,比其他人更了解上司操心什么,需要什么,有时只是做个无语的听者,也能让上司觉得放松。也许正是这种作用,让彼此的心领神会达到一种十分难得的默契程度。
和晓萍共事的三年多时间,我也遇到过好几位心仪的女秘书,但晓萍在我心目中的一姐地位,却始终未被别人取代过。
晓萍也曾接触不少非常优秀的老板和大佬,也有多次被人高薪挖角的机会,但她始终泰然处之,一笑了之,当我实在忍不住问她时,她却这样回答:“一个人有很多选择, 但肯定只有一种选择最正确.我觉得跟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现在还是做你的秘书比较好。”
这话说得特俗,但听着舒服,你不得不佩服!
后来我的堂弟从台湾来大陆投资考察,我没空陪他,就让晓萍接待,没想到这个花心堂弟,对晓萍却是一见钟情,两人居然好上了!
其实以晓萍当时的年龄,嫁为人妻已算晚了,不能给我当媳妇,但是成了弟媳妇,我还是很开心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她是我们廖家的媳妇嘛!
更何况恋爱关系确定后,晓萍说过,结婚以后她还是愿意给我做秘书,因为她已习惯了。
而且以当时两岸状况,大陆新娘嫁去台湾困难重重,没有三五年排期极难成行,定居台湾更不可能。
所以我在祝福他们之余,并没多想。即使九零年九月我投资的深圳夜总会开幕,堂弟和晓萍到深圳来玩,我也没在意晓萍欲言又止的样子,只以为她要结婚,所以不好意思,却未曾想到其实这正是她的为难与尴尬。
当一段缘分将以不辞而别的方式结束,另一段缘分心照不宣开始时,有勇气说出真相会有多难。
不久以后,堂弟从台湾打电话给我说晓萍已到台北,因为大陆新娘进台湾很不容易,他是用非常方式,怕走漏风声影响成行,所以事先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堂弟为此代晓萍辞职和道歉。
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这几天和晓萍联络不上,原来她“出轨”了!
挂断电话, 我仿佛猛然失去了长期依赖的东西, 一下子觉得六神无主。..
说实话,秘书对于大佬的重要性,别人是很难理解的,这里面既有事务的分担,也有责任的托付,更有情感的依赖,就像身边一个物件用久了,成了习惯,一旦不在身边,便浑身不得劲,怪得很。
当时我有几个企业,都委托晓萍掌控运营,每个企业的老总都向她汇报,一般事务由她负责,重大事宜由我决定,所以我这个甩手掌柜非常清闲,手下上千号员工,都不用操心。这些年对她依赖惯了,现在她突然嫁为人妇,远走台湾, 既没办理移交手续,又没合适人选接替,让我真不知如何应付?
当我赶回上海总部,面对办公室抽屉里两百多把钥匙,一下子瘫在椅子上,嘴里只会不停地国骂。
时隔二十多年后,晓萍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回上海探亲,我终于又见到了当年的女秘书、而今的弟媳妇,忍不住还是埋怨她当年为情负义,害得自己从此再也不敢用单身女性做秘书。
你猜她怎么回答?
她把两个侄女推到我面前;“来,快对你们的大伯叫老板!”然后她又笑着说;“喏, 一个换两个, 我把这两个女儿都留在大陆给你当秘书,这下你不会生气了吧?”
没想到堂弟在旁边补充道;“现在台湾经济不景气,她们大学毕业很难找工作,还不如到你这里来当秘书混口饭吃。”
这还有天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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