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楼门口东侧花池子中，有几个塑料瓶隐在草丛中，我附身捡起来，装到袋中，一路走向教学楼西侧的垃圾箱。
刚转过甬道，我就看到了一个似乎魁梧的身影，弯着腰，专注地从我们放置在那里的垃圾箱中取出散落的书本，小心地堆到垃圾箱平面上。
好陌生啊，不是我们的同事，谁捡东西？竟然捡到校园里边来了。
我走上前，看到了熟悉的面孔，但又是陌生的，大光，我的学生，确切地说，他的名字叫张国光。
“瓶子要吗？”我知道，他也需要的。
“要。”但他并没有直视我的眼睛，而是随手将我递过去的袋子接过去。
“把水倒出来，里边有水。”我只想到不能让他这样带着，否则太沉了。
我没有听到回应，但看到他扒拉的地面上有些垃圾，就嘱咐他说：“你捡完把地面收拾一下。”
“哎。”他应了一声，继续埋头下去。
我不知再说什么，就转身离开，从西侧进入教学楼，免得他会尴尬。
他还会尴尬吗？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我想起了自己，当年妻子烤串时，需要煤核做燃料，我就四处去捡。那时单位几乎都烧煤，用煤渣的也少，就一堆一堆的。我常常带着手套，带个钩子，挨片翻，将中意的大块煤核捡到袋子中，而后或提或推，带到家中储存。
想想那时，感觉有过尴尬的感觉，因为到处都是熟人，但没有办法，为了改变生活，我必须这样做。
大光也会有我当年类似的感受吗？从他低头的动作看，他是不想直视我的，应该也有这种迹象吧。
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光应该不会顾及面子啦，他的精神已经和常人略有些不同了。
大光是我教的第一批学生，当年他的成绩不好，但劳动好，人也憨厚，总是笑呵呵的。他还有一个妹妹，叫张艳哲，我也教过，好像低一届。
那时我缺少经验，但我有家访的习惯，去他家，知道他家的情况，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身体一般，家里日子过得很紧吧。
穷人家的孩子，也就那样，怎么都行，不计较，衣服、吃穿，也就是对付了。他们姊妹在校园中走了几年，也就淡出了我的视线。
女孩子，很少在家的，他的妹妹毕业后，我几乎就再也没看到，他稍大些，我也很少看到了，据说到外地打工去了。
金华，也只能如此，没有产业，老百姓指着种点地，很难有好的收入，凡是可以到外边的就都走了，候鸟似地，待到天冷或过年的时候，就回来了，带着几个月的辛苦钱。
大光也不例外，也出去打工，而且打了多年。还不错，打工打出个媳妇，并且很快就有了孩子。
我也高兴，虽然没有稳定的工作，但成家立业了，人生的大事解决了，日子就慢慢地过吧。
天不遂人意，突然地，我就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大光疯了，受了重大刺激。后来，才知道，和他的妻子有关，好像是他的妻子离他而去，他无法面对，就疯了。
稳定了一个阶段后，我就领略了他的“疯”了，从村那头走到村这头，从村这头走到村那头，目不斜视的样子，俨然是个冷男子，腰板几乎是挺拔的。
我所担心的，是他会突然发作，给上下学的孩子造成什么伤害。不过我的顾虑从未发生，他只顾着走，外界的人都不在他的眼里。
他的父亲后来患了类似小脑萎缩的病，不久就离开人世了，剩下他和母亲一起生活。他的母亲身体也不好，家中的日子就更加艰难。我估计是受了一位老太太的启发，大光开始捡拾一切可以用的东西，遇到吃的，照着裤腿子擦擦，咔嚓咔嚓地就吃起来，能烧的、能卖的，就一捆，或者干脆，就抱着，一路心满意足地走回家去。
人们同情他，我就曾看到一位店主，将药店倒出来的纸箱等废品直接交给他，他就很快乐地捆起来，在街面上。
大光的自食其力，是超出我的预估的，从这一点来看，他并没有疯，只是不肯和外界做过多沟通罢了。
我看见过几次，大光也去参加喜宴或丧宴，不过是在外边等着，等到人们都吃完了，他就提着塑料袋进去，挨个的清几桌子，沉沉地拎着带回家去。
以我的想象，那样的时刻应该和过节没有什么区别，一定是敞开肚子一通吃，也许还会喝一点酒？
臆测罢了，我不能去看，恐怕难，哪里来的钱买酒呢？
国家有帮扶政策，大光也就健康地走来走去，偶尔捡点废品，换一点钱，满足日常的需求。
安坐在屋子中，我无法想象此时的大光在干什么，只能默默祝福大光可以平安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