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串提子

周五下班后我在办公室等朋友过来聚会。后来去卫生间经过老张的办公室时发现他的门半开着，他在里面加班。

犹豫之间我顺手在门上敲了一下，探身进去向他问候并虚夸他的勤奋敬业。离开还没走出两步，他就在身后叫我过去，手里提着一串晶莹剔透的提子出来要送给我。我笑纳并说“感谢领导”，他愉快而满意地缩了回去。

坐在办公室里，我一边吃着提子一边等朋友过来，很觉惬意。

其实，平日里我和老张的关系并不怎样，他是个雄心勃勃但并不得志的小官，郁愤之间对于周围的人际关系敏感而警戒。我呢，一贯对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麻木而迟钝。因此,我和他之间虽无矛盾却也冷淡。有时候在楼道里相对着走近时，我咕哝一声“张哥”或者“张处”，他也仿佛没听见一般。今天我能主动与他交际实在只是一时兴之所至，但老张显然已深受感染，去掉了坚硬的外壳回报我以桃李。

我知道这一串美丽的提子断起不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将我和老张之间这份美好、和谐的关系永远固定下来。在纷杂的工作人际关系中，我们肯定还会随着机关里的风云变幻而随波逐流，各行其是。但是只要有一分可能，何妨主动融洽一下彼此的关系，使大家在悭吝、紧张中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呢？

2、“贝多芬”大哥的启示

我所在的机关里有一位四十来岁的老哥，相貌平平，沉默寡言，负责的是后勤保障工作，所以我一直拿他当个“俗人”看待。

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他发表在内部刊物上的一篇谈贝多芬交响乐的散文，那深入透辟的分析和神采飞扬的文字让我惊讶不止——原来貌不扬、位不显的他竟拥有如此深沉、细腻的内心世界。于是，我从此又把他当一个隐逸于市的“雅人”看待。

后来，机关给大家做制服，我当时正在别的地方借调工作，为此专门大老远回去一趟。不想过了几日，机关里又通知除上次的制服外，还要额外给每个人做一件大衣，要自报尺寸或再次回去量一下。我不想再折腾，但又没记住前一次的尺寸，所以灵机一动往后勤部门拨了个电话，想让心中激赏的这位老哥帮忙查一下上次的量体记录。电话通了之后，他显然没有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以为我要通过非正常的程序直接向他报告尺寸，由他来处理，便急忙在那边严肃地声明“这事不是我负责”云云，直到后来听清了我的解释，在我热烈而夸张的感谢声中才放心地去帮我查找了。顷刻间，他在我头脑中高论贝多芬的“雅”重新被功利的“俗”代替了。

我由此醒悟，这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纯粹的雅俗人之分，每个人都是“雅”和“俗”的混合体——一方面，在内心里都有一个纯粹、率真的“真我”；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礼规森严的现实社会里又都是一个精密计算、小心设防和言不由衷的“假我”。

3 “好消息”

前段时间，根据我们系统最高机关层层转发的通知，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公派留学的考试。昨天我们上级机关教育培训处的李处长突然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好消息，留学项目入选！”我急忙回电话表示感谢，相谈甚欢。但放下电话之后我却画蛇添足地做了件蠢事儿。

前些天看转发通知时，我看到上面所写联系人竟是我数年前在最高机关借调时所认识的一个人，他现在已经是分管这个合作项目的小负责人了。所以，放下了李处长的电话，我兴头上想——是不是也应该跟最高机关的这位张副处长也客气一下，套套近乎？犹豫之间便拨通了电话。

没想到他在那边竟冷冷地说：“谁告诉你被录取了？我们还没下通知呢！”我如兜头被浇了一盆凉水一样，旦还是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讪讪地辩解道：“那我们上级机关是哪来的消息呢？”他继续冷冷地说：“不知道。”

放下电话我楞了一会儿，又给留学项目办的王老师打电话询问，没想到她也一改之前热情洋溢的语气，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抱怨：“我们只是刚刚给你们最高机关发去了传真，我们可没直接通知过你们上级机关！”我还没来得及解释询问更多，她那边就找借口匆匆挂了电话。我正在惊魂未定，上级机关李处长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他在那边也冷冷地问我：“你给最高机关打电话了吗？”

原来，就这么会儿功夫，最高机关那位小负责人已经分别致电留学项目办和我们的上级机关进行质询了。又急忙把我的初衷和弄巧成拙向李处长解释、道歉了一番，他才闷闷不乐地挂了电话。

结束这一番紧张混乱之后，我坐下来才把整个事情的原委重新捋了一遍：留学项目办的确已经把录取结果传真通知了我们的最高机关，但最高机关尚未正式下发通知，而此项工作应该由那位小负责人自己来操作，但他的上司或者同事与我们上级机关的李处长一定有私交，所以抢先报告了“好消息”。李处长呢，按照正规的程序也应该等最高机关下了正式通知再通知我，但他也是抢先向我报告了“好消息”。结果我高兴头上没细想这么多，以为“好消息”就是正式通知，多此一举地谢完这个又谢那个，弄的牛头不对马嘴，惹出一场风波，唉！

还好，这不过是一次留学培训的机会而已，如果是提拔升迁的“好消息”出了这样的岔子，那可就摊上大事了。

4、与“理发大姐”的闲谈

昨天下午在单位理发室与理发员大姐闲聊起来。知道她从事理发行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年轻的时候自己开发廊，后来才来机关里“坐班”。

问她在哪里好，她感叹各有利弊——

给机关干嘛，倒是旱涝保收地省心，但钱少不说，还太受约束，上下班得打卡考勤，差一分钟都得扣钱。即使没人来理发，也不敢远走，到门口去溜达一下心里都不安生，不自由。

自己干嘛，就不用受这些约束，而且生意好的时候来钱真叫快，有时候一天能把一个月的钱挣回来。但是，当老板又有当老板的苦——没人再限制你的自由，但你得时时在店里盯着别人的自由。有时候前脚刚走，后脚店里就乱了套，电话一个一个打来，真叫烦！自己不在店里盯着，理发师就偷懒不接大活儿——毕竟人家只挣小头嘛。晚上，有的员工就住在店里，整夜开着空调，还招来一群狐朋狗友彻夜地闹，然后第二天犯困。如果骂得狠了，还要闹情绪、辞职，等等。此外，挣的多花的也多，朋友一来就去饭店，一顿就是四五百……她滔滔不绝一口气说下来，我这个外行都如身临其境，体验了她的“体制内外”两重境界。

其实，我们这些真正的体制中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司法改革的大潮正在催生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法官、检察官辞职潮，但谁又知道“华丽转身”的背后有多少新的无奈和辛酸呢？体制内外到底孰优孰劣也是如鱼饮水，冷暖唯有自知。

最后我和她一起感叹——做人不是要被人管着，就是要管着别人，反正都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