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历史渊源极深。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日本从一个对中华文明顶礼膜拜的国家变成凶残暴虐犯下滔天血债的凶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使得民族仇恨深入骨髓。至今在国内各种艺术作品中“抗日”题材始终保持较高收视率，占有相当大的市场。对于日本，大多数国人仅仅停留在各种艺术创作层面，甚至停留在道听途说之中，虽然两国文化交流日渐繁盛，但不少人对日本的认知仅限于“小日本”。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有深入了解日本、分析日本人，才能从根本上认识这个岛国及其思维模式。关于介绍日本的书，市面上有很多。曾经零距离观察日本的北京电视台主持白美英撰写的《我们的东邻——日本》，结合历史、宗教、文化、战争与政治等各方面因素，旁征博引，从多个角度细致分析了日本人性格成因，解析日本人的行为动机，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看透当前中日关系复杂谜局。

土地资源短缺是日本好战的根源。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表述道：“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衡量一个政治体，即用领土面积和人口数目。这两种衡量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个适当的比例，可以使一个国家真正伟大。构成国家的是人，而养活人的则是土地。如果土地过多，防卫就会很艰难，开发就会不足，物产就会过生，这就是形成防御性战争的原因；如果土地不敷，国家就要考虑向它的四邻寻找补充，这就是形成攻击性战争的近因。”日本是由一系列岛屿构成的国家，孤悬于大陆之外，加之火山、地震等天灾影响，耕地面积有限，自然资源较为匮乏，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供养日渐增长的人口，压力巨大。于是，向外扩张便成为其谋求生存的重要手段。在“二战”中日本放映的宣传电影《战争和人》，就是以军事学校的教官对士官生讲课开始的：“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如果占领了东北，那里有大豆等丰饶的物产，日本就会富强，农村就不会有因贫穷卖掉女儿的事情发生，占领了满洲，日本才能摆脱贫困。”由此可见，日本要侵略中国就是要掠夺中国资源，占领中国，甚至要成为统治者。地理位置决定了日本的野心。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世界局势如何走向，这一点就决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未来走向。当然，土地资源短缺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个双刃剑，在造就日本好斗性格的同时，也成就了日本的“匠人精神”。日本“匠人精神”的养成与本国资源匮乏有密切关系，人们只能靠身边仅有的资源，就地取材，不允许浪费，所以，必须要做到精致。且日本国土面积小，市场有限，不做到精致，就没有竞争力，更没有市场，微小的纰漏都会造成重大的损失，一旦失败就没有退路。于是养成了日本民族坚韧顽强，缜密小心，面面俱到的性格。

善恶观念缺失是日本罪恶的根源。

麦克阿瑟曾认定日本人在精神年龄上“只是个十二岁的小孩”。也有人评论说，日本人像“单细胞精神动物”。这是日本人性格中敏感同时又欠缺原理的表现，在生活中往往表现为谨慎、屈从、面面俱到，但缺少自身思考和自省能力，难辨是非。白美英认为：一般来说，价值观中有善恶之分，比如基督教认为，遵守上帝的教导就是“善”，否则就是“恶”。日本人虽然有“八百万神”，但他们认为神没有给他们留下法律，认为制定的法律是政治性的，上面只写着杀人者要收到这样那样的惩罚，而没有写“绝对不能杀人”“杀人是恶的”。所以日本人没有绝对的价值观，对善恶的区分非常暧昧。众所周知，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喜欢说对不起的民族，不管是不是真心的，先道歉了再说。但是道歉也只是一种行为方式，对于道歉的原因却不求甚解。土居健郎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书中写道：“日本人的罪恶感结构鲜明，即出自背叛心理，终于谢罪行为，这才是日本人罪恶意识的根本特征。”事实上，如果有人贪污犯罪、违反选举法等，只要在神社进行净身、洗心等活动，就能得到原谅。1972年，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前防卫厅长官中曾根康弘曾说过：“日本人罪恶感是有的，但因为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再去说它，何必把这种丑事再向世界张扬。到了道歉的时候，道歉就可以了嘛。”在他们看来，任何事都不叫事，只要道歉、认错了就足够了。

历史意识淡漠是日本“忘本”的根源。

日本是缺乏历史感的民族，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比较短，以至于日本人都要从中国的《后汉书》等史籍中探寻其祖先的记载。于是，日本人讲述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时，也一直是以神话为基础。神话是由人编造而来的，故此后人也可以有样学样，随心更改。虽然日本古代神话《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已成为日本精神史的核心，但日本政府仍对其不断修改，视情况引申出新的意义。在更改历史方面，日本人的确经验丰富，日本执政者把对国家不利的内容进行涂抹、改变，已经成为他们把握历史的惯性了。对于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以及慰安妇等历史事实，日本人视而不见，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更改教科书。所以，冈本龙司在《日中关系史》中说：日本史书上的记录与神话一样，是靠不住的。白美英犀利地指出，中国人常说要严肃对待历史，“以史为鉴”，评价一个死去的人，好的名垂青史，坏的就要遗臭万年。而日本人讲“无论他生前是什么人，死后就是神”，历史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既可以讨论，也可以推翻。可见，中日两国在历史认知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日本国家如此，国民更是如此。日本人自古以来没有对祖先的崇拜，家中神龛里祭祀的只是近两代人。因此，中国人被骂祖宗时会极其愤怒，而日本人却没有特别大的反应。这是因为今日的日本法律仍强制性规定日本人结婚后，媳妇改名为夫姓或倒插门女婿改为妻家姓。现在的民法中明文规定：不承认夫妇各自保留“姓别”（姓氏）。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现象，日本人从姓氏上无法准确判断出谁与谁有血缘关系。对于一个没有历史观的民族天天呼吁他们要尊重历史，貌似效果不大。

虽然中日两国恩怨不断，但二者之间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徐福出海、鉴真东渡、阿倍仲麻吕遣唐等等，使得中日之间交流频繁，影响至深。被称为“日本工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有句名言：“在算盘和《论语》基础上建设近代化企业。”至今日本某些世界级大企业，依然一边以儒家甚至道家思想管理，一边以西方技术来发展壮大自己。在日本呈现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日本则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认为，真正继承了中华文明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之后的游牧民族入侵给打断了，因而大部分失传，日本则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在1924年发表的《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一文中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

尽管日本存在很多问题，但它从撮尔小国发展为世界大国的历程，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们不能因为警惕与仇恨而闭目塞听，更不能继续盲目自大僵固不化。我们了解日本、学习日本就是为了熟悉敌人、强大自己，才能够战胜我们的东邻——日本。

《我们的东邻——日本》开启了一扇了解日本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