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云海
海盗问题自古有之。从维京海盗，到东方的倭寇，再到今天的索马里海盗，烧杀抢掠的海盗成为各国沿海地区治安稳定的滋扰因素之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全球的视角观察海盗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海盗问题的本质，或许还能从中借鉴、摸索出有效的治理之道。
苏格兰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彼得·莱尔（Peter Lehr）就在《全球海盗史 : 从维京人到索马里海盗》一书中，探讨了海盗问题的起源、性质、治理，向我们揭示了海盗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
该书按照时间顺序，将全球海盗的历史大致分为3个发展时期：700-1500年、1500-1914年、1914年至今，分别对应海盗的起源、欧洲海权的崛起、全球化世界三个历史时期。
西方第一次有记录的海盗袭掠发生在公元787年。这一年，三艘来自北欧的丹麦船只袭击了毫无防备的位于英格兰的波特兰岛，这些人之所以得逞，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分不清商人和海盗。几年后的793年，维京人洗劫了著名的林迪斯法恩修道院，这次恐怖袭击震惊了欧洲世界，从此拉开了“维京时代”的序幕。
15世纪中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活动也活跃了起来。这一时期倭寇数量的激增与明朝的海事政策有关。为了解决海盗问题，朱元璋和洪熙帝的方案是限制海盗赖以生存的海上贸易，颁布了一系列“海禁”政策。后来还解散了远洋舰队（郑和下西洋的远洋舰队），导致了数千名水手失业。结果，明帝国这一反海盗的政策，不仅没有平息倭寇的浪潮，反而让海上犯罪活动愈演愈烈，给明帝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就因为海禁政策将走投无路的商人和失业水手推向了海盗集团。这些商人海盗中最有权势的当属汪直。汪直本是富裕的盐商，但明朝的海禁摧毁了他的海上贸易事业，他被迫铤而走险，并在日本封建领主的庇护下，在九州设立据点，建立起了他的海盗帝国。
在考察了地中海撒拉森人、北方维京人和东方倭寇的历史之后，作者发现，海盗活动是起源于全球多个地区的。而艰苦的生活条件、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和局部的战乱等，构成了产生海盗活动的共同根源。本质上，个人走上海盗这条路，实际上是衡量了当前的生活条件、海盗活动的预期回报、摆脱海盗的可能性等因素之后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地中海、北方海域和东方海域三片海域尽管彼此之间几乎相互隔绝，但海盗活动的特征都非常的相似。
在欧洲海权国家崛起的16-20世纪初，驱使人们成为海盗的因素仍然是因贫穷、失业和艰苦的生活条件等造成的对社会的怨愤，以及贪婪或者“赚快钱的诱惑”，有时候还掺杂着宗教因素。这一时期与早期海盗活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随着西方强权全球化帝国的快速扩张，西式海盗活动也走向了全球化，很多不受控制的海域充满了利润颇丰的航运，同时也经常遭受着当地海盗和在全球活动的海盗的双重袭扰。
在当今时代，海盗活动盛行的有利环境，则在于部分国家没有兴趣或者没有能力对海盗活动进行治理。作者指出，今天的港口如果还公开支持海盗，那么它要么属于一个羸弱的国家，如菲律宾和印尼（廖内群岛仍有海盗巢穴），要么属于一个几近崩溃的政府，如索马里。为了解决当今的海盗问题，欧盟、非洲国家都各自签署了相关的文件，如欧盟的“区域性海事能力建设”计划，2009年1月布吉提、肯尼亚、索马里、也门等国联合通过的《布吉提行为守则》，都旨在加强打击海盗的合作。但目前看来，落实目标远比签署文件困难，这些合作计划并没有在尼日利亚海盗团伙的劫掠过程中发挥太大的作用。
纵观全球海盗史，作者发现，不同区域的海盗活动，也会经历产生、发展、成熟和衰落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称为“海盗周期”。一开始，来自沿海贫困地区的居民中的一些人会凑到一起，开展小规模的投机主义行动，袭击弱小的商船。一旦有机会，它的实力和规模会不断地壮大，升级为有组织的海上袭扰。而如果陆上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近乎崩溃，这些掠夺者就会发展成长期的统治者，形成一股真正强势的政治力量，甚至像维京人一样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如果被袭扰的国家能够成功反击，海盗团伙就会被遣散，幸存的海盗跑到其它海域兴风作浪，开始新的“海盗周期”。
而要终结“海盗周期”，作者认为，必须设法清除掉上述产生海盗活动的所有要素。最重要的是，要在所有当前海盗活动频发地点配备一套有效的海上法律和秩序，而这需要各个沿海国家的政治意愿和一定的海事控制能力（适量的舰船和人员）。然而，由于区域性地缘政治的巨大影响，沿海诸国大多只管“自己的船”，对“别人的船”是否遭到海盗袭扰则漠不关心，这种状况难免令作者对于未来的海盗治理持悲观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