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上的过程我是做足了心理建设的，那么，之后发生的种种便宛如噩梦，似乎完全不该出现在真实世界里，但是又很难说没有现实依据。

被一阵兵荒马乱吵醒时，才是半夜3点。算了一下时间，我可能睡了5个多小时。感觉整个医院的护士都朝我冲过来了，她们脸上挂着笑，动作却很急促。几个人在看监护器，一个人麻利地把床尾架高，一个人拿来一个长条的金属状工具。那个工具或许被伸进我的身体里搅拌了一下，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扭动的动作，但也或许没有，我既没有完全清醒，腰部以下也没有太大知觉。她们互相之间好像在谈论着什么，语速很快，在我尚处于混沌中的脑子里拼接不出能被理解的意义。有个看上去像中国人的小护士垫着脚穿过人墙向我的方向张望。虽然她们面色自如，但我隐约觉察着空气里弥散着的紧张，我不敢开口问。整个过程很快，大概5分钟，护士呼啦啦地散了。

说实话，到那时我仍心存幻想，或许是个高规格的内检，应该马上就会有人欢快地告诉我，开十指啦，咱们去产房吧！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终于，我拉住了最后一个一直在看监护器的老太太。

出什么事了吗？我忐忑地问。

护士奶奶脸已经很松弛了，往下耷拉着，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小眼镜，眼睛里堆积着和善的笑意。花白的头发在灯的照射下闪着亮晶晶的光。她停住离开的脚步，走回我身边，拉起我的手，认真地说：“刚才宝宝有点脐带绕颈，但现在已经没事了。一切都好，别担心。”她看着我的眼睛，话说得慢慢的，轻轻的。

一切都好，没事的。或许是她的表情，或许是她的声音，我从惊慌失措里安静下来。后来，在我询问过那个中国护士后才得知，当时，胎儿心率骤降，监护器报警，几乎所有夜班的护士都赶过来了。我心里暗暗感激蒙特利医院的护士们，感谢她们处理紧急情况时依然保持的谈笑风生的状态，感谢她们用安稳的声音告诉我，一切都好。在那个时候，比起了解风险，我更需要有平稳的心态来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当我从震惊中恢复后，真正的煎熬开始了。护士来做内检，我才知道，10个小时过去了，我方才从2指开到了3指。之后每一次内检都有一点进步，我说“一点”是货真价实的一点，3指，4指，5指，6指。天大亮了，护士告诉我，6指半。

与此同时，剧痛接踵而来，一开始阵痛之间还有一段间隔可以休息，但很快，间隔就不存在了，阵痛越来越锐利，越来越频繁。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痛。明明是痛，又似乎不是痛。它以来例假时的那种酸胀为基点，被叶文洁用太阳作为放大器放大到足够向宇宙发送那么厚重，另外还要加上着急上厕所前的翻江倒海。我觉得我似乎是在用力抵抗疼痛，又似乎是在用力抵挡那股要拉在床上的破土而出的力量。这种复杂的痛楚一次一次地袭来，像一把砸向我的巨锤，我眼睁睁地盯着它俯冲而来的浩荡气势，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弓起身体，绷紧周身每一存肌肉，似乎这样，就能被那股巨大的冲击力砸成碎片，而不是压成烂泥。麻药控制器在我手上，按压得越来越频繁。我曾经虔诚地等待它的效力再次拯救我，但很快就发现连安慰剂的红利都不复存在。我一手拼命按着那个小按钮，一手死死拽着床单，感受着这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痛，脑子里空荡荡的。在若隐若现的间隙期，我想做点什么熬过这应该永远没法结束的苦难，我摸出手机，但看不清眼前的字。忽然我听见，阵痛来时，我竟然在哭，我对自己说不要哭，要节省力气，我在心里努力用拉链把嗓子眼合上，牢牢地封起来，但哭泣声仍然倔强地寻找着拉链的缝隙，拼命地挤了出去，我只能恐惧地听着一阵阵哀嚎从我嘴里迸发出来。

丹尼斯来查房时例行询问我的感觉，我话都没说出口，就大哭了起来。他笑着安慰我，没事的，没事的，很快就会好了。

这场仗打得太辛苦，也太孤独，见到丹尼斯，我竟然像见到亲人一般委屈，就仿佛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非要让他听见我的呼救。但我仍然一点也不后悔自己独自到美国生孩子。因为，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自己，这些，都是我自己毫无水分的，最最真实的感受。

我有多害怕，我就有多勇敢。我有多痛，我就有多坚强。

我感谢这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日更第16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