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 音乐里的故事91
很多人尽管不知道这个故事,但对这首曲子一点都不会陌生,还有大指挥家卡拉扬的名字。
卡拉扬指挥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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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退尔(William Tell;Guillaume Tell)是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15世纪的史书有所记载,而席勒的剧本《威廉·退尔》(1804)和罗西尼的同名歌剧(1829)则使他闻名世界。
一、创作背景
13-14世纪的瑞士并非是一个统一国家,而是由各个邦州组成的松散旧瑞士邦联。
瑞士在未独立以前,是由神圣罗马帝国下的哈普斯堡家族、沙沃伊家族和朱宁根家族等割据统治的。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奥国的哈普斯堡家族,他们中间有不少施行暴政的恶劣行政官,被管辖的民众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某日,新上任的乌里州总督格斯勒在阿尔特多夫城市广场中央立起了一根柱子,在上面挂着帽子,规定如果瑞士人不愿向帽子敬礼即是犯罪。
猎人威廉·退尔不愿意向帽子致敬,并嘲笑了总督和那顶摇摇欲坠的帽子。
格斯勒得知之后大怒,他把退尔的儿子绑架来,强迫他顶着一个苹果站在广场上,要求退尔射中儿子头上的苹果,否则退尔的儿子就会被杀害,
退尔展现了他高超的箭术,一箭射中了苹果,赢得诸多喝彩。而当他转身之时,怀中却掉下来了另一支箭。格斯勒察觉到问题不对,质问退尔想干什么,退尔怒斥格斯勒说,如果他不幸射中了儿子,那么这第二支箭将射向格斯勒的心脏。
格斯勒下令逮捕退尔,但退尔趁乱逃脱。后来在逃跑的路上,退尔顺手射杀了镇压起义的格斯勒,乌里州得以解放。从此之后瑞士的独立运动越来越强,直到30年战争后被哈布斯堡王朝承认从神圣罗马帝国彻底独立。
二、创作过程
早在1796年,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已波及席勒故乡,他的父母姊妹都在法国驻军的势力下生活过。1801年德国与法国签订和约,使莱茵河左岸土地全部沦陷。对祖国和自由的热爱使席勒回到重大的时代问题上来。他把1307年冬瑞士人民结盟推翻奥皇统治的史实和瑞士民间关于退尔的英雄传说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出一个反抗异族统治和封建统治、进行解放斗争的典型。它是席勒呕心沥血的一部作品。这部剧本于1804年3月在魏玛和莱比锡演出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被看成是一部有高度现实意义的爱国剧本,是唤起人民民族意识和反抗外侮的有力呼声。
1829年8月3日在巴黎歌剧院由阿布奈克指挥首次公演。本剧以席勒的原作为标题,但台词却用的是法语。后世也有以法语、英语为名的。罗西尼写作这出歌剧时,正是他创作力达到顶峰的37岁的中年期。最初写成五幕,但因全剧太长,后删略了第三幕。第四及第五幕合并为第三幕。之后又再修改成为四幕歌剧。
《威廉·退尔》是罗西尼创作的第三十八部歌剧,同时也是最后一部歌剧。这部歌剧一举奠定了罗西尼在意大利音乐家中的地位。
《威廉·退尔》为主角威廉·退尔的名宇,在作曲与首演的法国叫《鸠姆》,在罗西尼的祖国却称为《古烈摩》,但一般都称作《威廉·退尔》。本剧最有名的《序曲》是耳熟能详的名曲,也是音乐会上的珍品,它成为标题音乐式序曲的楷模。
三、全剧音乐
序曲:由四段构成,如同组曲。全曲描绘阿尔卑斯山下瑞士的自然环境,和瑞士革命志士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进军。曲中旋律优美、节奏活泼宛如一首交响诗。
第一段《黎明》。行板,E小调,3/4拍子。由大提琴宁静优美的独奏开始,随后以大提琴五重奏为主题,描写了瑞士山间平静的黎明。管弦乐伴奏部分,定音鼓以外的打击乐器都沉默不动。
第二段“暴风雨”。快板,2/2拍子。先由第一和第二小提琴预告从远方逼近的疾风密云,随着乐器的增加,音乐似大海的狂啸恕吼,又似天上的狂风暴雨一般。不久,雨过大晴只留下远处的雷声与闪电。这段猛烈的音乐象征着革命志士的自由呼声。
第三段“幽静”。行板,G大调,3/8拍子。狂风暴雨平静后,唱出和平的牧歌。牧人传遍田野的牧笛旋律是由英国管吹出的,长笛也悠闲地应和着,吹出装饰性的助奏。这是风暴过后,一片和平宁静的田园景色。
第四段“终曲”。快饭,E大调,2/4拍子。此处描写争取自由的瑞士革命军英勇快速的进攻,以及民众因革命军的胜利而高声欢呼的情景。这段终曲是由小号独奏引导,铜管奏完序奏后,在刻画华丽节奏上,开始了大家熟悉的进行曲。中段主要由木管歌唱出来,再回到进行曲后跃入全曲的最高潮,最后在兴奋与快乐之情的尾奏上结束。这是革命成功后,庆祝胜利的欢呼。
四、详细剧情
第一幕 威廉·退尔庭院前的苜蓿湖边
威廉和爱妻黑德维奇带着他们年轻的儿子正在苜蓿湖岸边游玩。邻近的村人们,分别忙着自己的家事。另一边,在举行婚礼的三个住家前,村人们则忙着为热闹的喜庆做各种点缀和布置。这时,威廉的儿子杰米,独自热中于射箭练习。接着,渔夫罗伊唱着情歌《来吧,我的小船》来到。
听到这悠扬的歌声,威廉反而想起了受奥国支配的困顿处境。这时远方传来了角笛的声音,奥国警备队的年轻人阿诺尔德,拉着父亲梅尔希塔尔的手从山上走下来。梅尔希塔尔是德高望重的族长,他受到村民的爱戴与尊敬,依古时流传的习俗,他是来为订婚的男女祝福的。而梅尔希塔尔的这个儿子尽管已到结婚的年龄,却不像村中新婚青年男女一样同享父亲的祝福。
阿诺尔德矛盾着,苦恼着,因为他一方面希望帮助威廉和爱国志士们,反抗占领他们国土的奥地利暴君总督格斯勒,但另一方面,他正在跟暴君的女儿玛蒂尔德恋爱。因为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救了玛蒂尔德的性命。他陪伴父亲下山时,听到远方的角笛声,就想到在狩猎的玛蒂尔德,当他准备避开众人的视线溜掉时,不料被威廉看到,于是他规劝阿诺尔德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阿诺尔德在矛盾的心情下,唱出了这出歌剧中有名的咏叹调:《啊!我爱的玛蒂尔德》之后,又进入了和威廉的二重唱。不久,新娘和新郎出现了,在梅尔希塔尔主持下婚礼开始。这时远方再次传来号角声,而且越来越近。阿诺尔德坐立不安,他终于逃离了这地方。从刚才一直注视他动静的威廉,把随后要办的事交代妻子黑德维奇后,就尾随阿诺尔德去了。
这时,村庄的活动还是顺利地进行着,村民们在愉快的唱歌跳舞,气氛十分热闹。在三组新婚夫妻所跳的六人舞之后,又举行射箭比赛,威廉的儿子杰米夺得冠军,他的母亲黑德维奇非常开心。
这时年老的牧羊人洛伊托德喘着气慌张地跑来说:“有一个格斯勒的士兵想强暴我的女儿,我一气之下把他杀死后逃到这儿,希望能借给我一艘船逃到湖的对岸。”但是渔夫罗伊却表示要穿越这急流实在太危险,于是拒绝了洛伊托德。
就在这时候,追兵的声音逐渐接近了。刚好回来的威廉决定让洛伊托德坐上小船,由他划桨穿过岩石耸立的急流。紧接着,格斯勒的侍从鲁道夫,率领一队土兵冲过来,但威廉已经安全地把小船划到对岸。
村民们因他们已经逃过劫难与危险而高兴地欢呼,这却激怒了鲁道夫和土兵们。他们虽然逼问划船的男人是谁,村民们都说不认识。奥国士兵为了惩罚他们,将村里最受尊敬的梅尔希塔尔老人带走。
第二幕 阿尔卑斯山的深谷中,这是历史上有名的组成“瑞士同盟”的段落,据说罗西尼作曲时特别用心。
接近黄昏,此处可以俯视琉森湖的琉特里山岗。猎人们下山回家,做完工的村人们,随着远方传来的钟声唱出了《晚祷之歌》。一队猎人的号角响遍森林,引起牧童们的合唱。格斯勒的女儿玛蒂尔德单独离开猎人群,面带忧郁痴痴地等候恋人阿诺尔德的到来。
现在阿诺尔德占据这位美丽姑娘心田的,她猜想过一会儿阿诺尔德就会来到,于是唱出这首浪漫曲《阴暗的森林,寂寞的荒野》,吐露自己对阿诺尔德的思念。她说:“阴暗的森林,寂寞的原野,比起灿烂的皇宫,我更喜欢你们。能使我重拾安详心灵的,是狂风暴雨般的山巅。知道我心中秘密的,也只有幽谷回声。在我的步伐前散发光芒的晚星呵,请当我的向导吧!”
这时,阿诺尔德终于出现。悲伤寂寞的玛蒂尔德马上转悲为喜,但是她明白彼此身份悬殊、担心会因此伤害她的阿诺尔德,却无法坦然地亲近她。在二重唱《你从我心灵搜取了秘密》。中,玛蒂尔德发誓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留在你身旁,爱你不渝。”这些话终于使阿诺尔德放心了。
这时他们发觉有人来了,玛蒂尔德约好再见时间后,急速退场。此时来到这里的是坚强的爱国者威廉和福尔斯特。他们已经偷听到阿诺尔德和玛蒂尔德的对话,便开始向阿诺尔德灌输祖国爱,但是阿诺尔德却表示准备和玛蒂尔德开此地。这时威廉和福尔斯特才告诉他,父亲梅尔希塔尔已经被格斯勒的部下杀死。
一听到受人尊敬的老父亲,居然无罪被杀,一直只被玛蒂尔德魅力束缚的阿诺尔德的心理阻碍一下子就被打破了。他思念慈祥的父亲,感到的后悔与内疚,脑海了闪现出强烈的复仇之念。三人一起发誓要为瑞士解放运动而献身,勇往直前。
这时从附近森林有很多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们到这里集合开会,商谈着如何尽快向该格斯勒反击推翻暴政。当威廉说明大略的计划时,开始有人动摇,有人提出异议,后来经过威廉的动员,再加上大家知道了梅尔希塔尔老人被杀的沉痛事件,大家的决心更加坚定。聚集而来的人就以威廉等三人的三重唱为中心,唱出雄壮的男声合唱,发誓逐出外国的统治者,立志消灭暴政,勇敢地高喊着:“拿起武器!”。
第三幕
第一场由于这部歌剧太长了,在舞台的实际演出时,这里时常被省略。此处只有玛蒂尔德和阿诺尔德两人登场,舞台是亚特道夫的总督府邸庭院中荒废的礼拜堂中。
阿诺尔德来向玛蒂尔德告别。从他嘴里得悉阿诺尔德的父亲梅尔希塔尔被格斯勒手下杀死时,玛蒂尔德的眼前突然变成一片漆黑。
阿诺尔德说:“而今父亲被杀害,我们之间的爱只好作罢,无论如何我都要为先父报仇!”但玛蒂尔德再次告诉阿诺尔德说:“我对你的爱永生不渝”,然后劝他尽快离开此地。但是,阿诺尔德还是坚持留在家乡完成复仇心愿,两人确认对方的立场后,终于决定放弃对彼此的爱。
第二场亚特道夫的中心广场。
这一天在此处举行奥地利统治瑞士百年纪念的庆典。总督格斯勒竖立一支竹杆在亚特道夫广场中央,竹杆儿上放着自己的帽子。规定凡是经过广场的市民,都必须向帽子鞠躬致敬,以表示臣服。
这时有三名吉洛尔姑娘献舞,可是这些少女很快成为粗暴士兵调戏的对象,群众的愤怒逐渐高涨。舞蹈的中段,人们以无伴奏唱出极富地方色彩的《狄洛列瑟》。舞蹈过后,人们又被迫向格斯勒的帽子敬礼,但是只有威廉和儿子杰米,依旧只挺直站着不动,拒绝这可恶的命令。看到这人如此胆大,鲁道夫凭直觉马上想到帮助老牧羊人逃走的就是他,于是出其不意把威廉和儿子杰米逮捕,并没收了他手上的弓箭。
早已听说威廉是神箭手的格斯勒,突然想到一个残酷的报复行动,那就是从附近的苹果树摘下一个苹果,把它放在杰米头上后,命令威廉用箭射落。为了想救出儿子,威廉泰尔被迫下跪请求格斯勒打消此意,但是被拒绝了。
儿子杰米由于对父亲的本领极为信赖,就鼓励父亲接受挑战,这时威廉将儿子抱在怀里,唱出感人的咏叹调《不能动》,他唱道:“绝对不能动。把单脚的膝盖稳住在大地上,同时向神祷告,能救父亲的只有神。杰米,请你想一想母亲吧!母亲在等我们回去……”。
杰米回到桩子边,威廉要求取回自己的弓箭,当他在拿脚边的弓时,很灵巧地从箭筒内抽出两支箭,悄悄把其中的一枝藏在上衣里。就在众人屏息注视中,威廉射出第一枝箭,而且很顺利地把杰米头上的苹果射落,人们立刻高声欢呼。可是格斯勒忽然发现威廉怀里还有―枝箭,总督厉声盘问后,威廉凛然答道:“第一枝箭如果失败,第二枝箭是准备射杀格斯勒的!”暴怒如雷的格斯勒,马上下命令把他逮捕,并加上锁链。
由于侍女的通知,玛蒂尔德赶来后命令说:“奉皇帝之名,不得逮捕儿童,小孩由我保护!”这时即使是格斯勒,也不得不顺从皇帝的命令。
有关对威廉的处罚则宣布说:“在今晚将他送往有护城河环绕的鸠斯纳哈特城。”场上的人们齐声哀求,但一点用处也没有,格斯勒的部下则得意地欢呼,而威廉的革命伙伴们却诅咒说:“我们一定要把暴君驱逐出去!”。
第四幕
第一场 梅尔希塔尔家
老梅尔希塔尔被杀后,这个家就任由荒废了。由于战事迫在眉睫,为了向先祖留下的家作最后告别,阿诺尔德悄悄回来,痛苦地思念被格斯勒爪牙杀害的父亲,唱出了:《哦,我的隐密之家》。
这时随着突然发出的奇怪声音,他的伙伴们叫喊着:“复仇”出现。大家告诉他:“威廉·退尔被关进监牢,我们必须尽快把他救出。”而阿诺尔德则说出父亲和威廉为了推翻暴政储藏的武器存放处。人们发出了震撼山河的叫喊声:“不是胜利,便是死亡!”。
第二场 琉森湖畔,亚克森堡山麓岩石林立的岸边。
狂风呼啸,乌云翻腾,浪花冲到岸边后即刻化成白沫。可能由于威廉?泰尔不幸被捕,受到打击有些狂乱的黑德维奇,表示要去求见格斯勒,这使邻居们惊慌失措。
这时出人意料地传来儿童的说话声,是杰米和玛蒂尔德随即出现。对杰米的勇敢由衷钦佩的玛蒂尔德,决定过来和大家住在这儿,人们感激地说:“为了营救威廉,她决心把自己当作人质。”
玛蒂尔德和杰米告诉黑德维奇,威廉不在亚德道夫,这时候他很可能正在渡过湖水,被送往新建的水牢,唱出优美的女声三重唱《我把你的儿子送回到你的慈爱中》
接着,天空中狂风暴雨即将来临。杰米突然想起父亲曾教他的,为了升起革命信号的营火,就往山上跑去。不久,凶猛的暴风雨真的来了。黑德维奇、玛蒂尔德和邻居们,同时为威廉的安全向神祷告。这时牧羊人洛伊托德跑来,把众人招呼在一起后说,威廉所乘的船正在波涛中颠簸着。于是众人都冒险在暴风雨中赶往湖边。
正当这时候,载着格斯勒和威廉的船,拼命要往岸边靠。此刻威廉的锁链被松开了,正在勇敢地驾驶着船只。当这艘船刚刚划上岩石滩时,又被巨浪拉回湖中。这时,杰米巧妙地把弓箭丢给父亲,船又飘上另一岩石滩,格斯勒从船的另一边走过来时,威廉立刻用箭射穿他的心脏,格斯勒便掉入深深的湖底中。
由于杰米点燃了营火,瑞士联盟的勇士们都聚集后,已经把格斯勒占据的亚特道夫城攻陷,这时一起凯旋归来。暴风雨逐渐远去,暴政被推翻,瑞士重获自由。此刻优美的大自然又展现在众人面前。人们把重享自由后的快乐之情,转化成对神感谢的祷告。幕落。
五、剧作者席勒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年11月10日-1805年5月9日),通常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席勒,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席勒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也被公认为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
席勒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的小城马尔赫尔的贫穷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是军医,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席勒童年时代就对诗歌、戏剧有浓厚的兴趣。1768年入拉丁语学校学习,但1773年被公爵强制选入他所创办的军事学校,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诗人舒巴特曾称这座军事学校是“奴隶养成所”。
在军事学校上学期间,席勒结识了心理学教师阿尔贝,并在他的影响下接触到了莎士比亚、卢梭、歌德等人的作品,这促使席勒坚定的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从1776年开始,席勒就在杂志上发表一些抒情诗。而且,在军校读书期间,席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反专制思想。1777年,席勒开始创作剧本《强盗》,1781年完成,次年1月在曼海姆上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据一些史料记载,当时的剧院就如同疯人院一样,人们潮水般的涌入狭窄的礼堂观赏戏剧,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席勒就是德国的莎士比亚。
《强盗》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是因为作品中蕴涵的反专制思想深切的迎合了彼时德国青年的心理。此时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已经发展至高潮,而《强盗》一剧的主人公卡尔就是一个典型的狂飙突进青年形象。他不满于专制与格局并存的社会现状,却又无力改变。他追求自由,对当时的社会提出挑战,是典型的叛逆者,最后却只能悲剧收场。
《强盗》取得成功之后,席勒进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旺盛的创作期。从1782年至1787年,席勒相继完成了悲剧《阴谋与爱情》(1784年)、《欢乐颂》(1785年)诗剧《唐·卡洛斯》(1787年)等。
《阴谋与爱情》是席勒青年时代创作的高峰,它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同是狂飙突进运动最杰出的成果。此剧揭露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生活与宫廷中尔虞我诈的行径。《阴谋与爱情》无论在结构上还是题材上都是德国市民悲剧的典范。席勒摒弃了创作《强盗》时惯用的长篇大论,而是改用简洁的语言进行讽刺。来自市民阶层的人物路易丝与宰相的对话:“我可以为你奏一曲柔板,但娼妓买卖我是不做的……如果要我递交一份申请,我一定恭恭敬敬;但是对待无礼的客人,我就会把他撵出大门!”直接质问德国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具有乌托邦色彩。
诗剧《唐·卡洛斯》以16世纪西班牙的宫闱故事为背景,以生动的情节表达作者的理想:通过开明君主施行社会改良。这个剧本是席勒创作风格的转折点,表明他已经由狂飙突进时的激进革命精神转化为温和的改良思想。此后,席勒青年时代的创作宣告结束。
1787年,席勒前往魏玛;次年,在歌德的举荐下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从1787年到1796年,席勒几乎没有进行文学创作,而是专事历史和美学的研究,并沉醉于康德哲学之中。法国大革命时期,席勒发表美学论著《论人类的审美教育书简》(1795年),曲折的表达了席勒对暴风骤雨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抵触情绪。他主张只有培养品格完善、境界崇高的人才能够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这也是在《唐·卡洛斯》中宣扬的开明君主思想的延续。尽管如此,席勒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德国统一和德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他的美学研究和社会变革等问题结合得非常密切。
1794年,席勒与歌德结交,并很快成为好友。在歌德的鼓励下,席勒于1796年重新恢复文学创作,进入了一生之中第二个旺盛的创作期,直至去世。这一时期席勒的著名剧作包括《华伦斯坦三部曲》(1799年)、《玛丽亚·斯图亚特》(1801年)、《奥尔良的姑娘》(1802年)、《墨西拿的新娘》(1803年)、《威廉·退尔》(1803)等等。这一时期席勒创作的特点是以历史题材为主,善于营造悲壮、雄浑的风格,主题也贴近宏大的社会变革题材。
《威廉·退尔》是这一时期席勒的重要剧作。戏剧取材于14世纪瑞士英雄猎人威廉·退尔的传说。这一题材原本是歌德在瑞士搜集到的,他将其无私赠予席勒。席勒从未去过瑞士,却将这一传说诠释得极为生动。瑞士人为了感激席勒,把退尔传说发生地四州湖沿岸的一块极为壮观的巨岩石命名为“席勒石”。《威廉·退尔》以瑞士独立斗争为背景,在歌颂民族英雄的同时也歌颂努力争取民族解放的壮举,在欧洲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
除戏剧创作外,这一时期席勒还和歌德合作创作了很多诗歌,并创办文学杂志和魏玛歌剧院。歌德的创作风格对席勒产生了很大影响。1796年,两人共写了上千首诗歌,而歌德的名作《威廉·迈斯特》和《浮士德》第一部也是在这一时期成形的。
总体来说,席勒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古典主义风格的,早年的浪漫激情已经几近消失。席勒和歌德合作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时代。
六、曲作者罗西尼
罗西尼,英文名:G.Rossini,生于1792年,于1868年逝世,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一生作有大、小歌剧38部。其中《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是十九世纪意大利喜剧的代表作。根据德国席勒的同名诗剧写成的歌剧《威廉·退尔》也是浪漫派歌剧名作,此剧的序曲(共四乐章)是音乐会上经常被独立演出的器乐名曲。
以喜歌剧闻名的罗西尼于1792年2月29日出生于意大利的佩罗萨,因为每4年才有一个闰年,所以等他过第18个生日时,他已经72岁了。他说这样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在过生日的前一天,有一群朋友来告诉他,他们集了两万法郎,要为他立个纪念碑。他听了说:“浪费钱财!给我这笔钱,我自己站在那里好了!”
罗西尼是城镇小号手朱塞皮的独生子,母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歌唱演员。父亲因评论政局而入狱多年,罗西尼是由在博洛尼亚任喜歌剧女主角的母亲抚养大的。
罗西尼幼时当过铁匠的学徒,也曾在教堂唱歌,在剧院演奏羽管键琴,1806年在凯瓦利埃·朱斯蒂的资助下进入博洛尼亚爱乐学校师从父斯坦利斯拉奥·马泰伊学习对位。在学习期间就创作了第一部歌剧《德美特里奥与波利比奥》,18岁毕业时写的独幕喜歌剧《结婚证书》在威尼斯首演,获得成功,之后的12个月内他又写了6部独幕歌剧。1812秋年他的《试金石》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1813年的正歌剧《坦克雷迪》和喜歌剧《意大利少女在阿尔及尔》于威尼斯的公演使他从此名扬海外。罗西尼在创作中所展示的旋律天赋、细腻的的戏剧冲突、令人忍俊不住的幽默、十足的韵律感都使他的歌剧强有力的感染了观众。1814年那不勒斯的两家歌剧院都聘请他任音乐指导,1815年罗西尼为那不勒斯圣卡洛剧院写的2幕歌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第一次把声乐装饰音全部写在了乐谱上,从而使大牌的歌剧演员就没有机会将自己杜撰的加花音放到音乐中去,保证了歌剧的统一性不致受到破坏。由罗西尼所开创的意大利的歌剧时代,再经过多尼采蒂、贝利尼直至威尔第所形成的美声风格,使意大利至今仍为声乐艺术的圣殿,他们对声乐艺术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
七、指挥家卡拉扬
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1908年4月5日-1989年7月16日),出生于萨尔斯堡,是一位奥地利指挥家、键盘乐器演奏家和导演。
卡拉扬在指挥舞台上活跃了70年。他带领过欧洲众多顶尖的乐团,并且曾和柏林爱乐乐团有过长达34年的合作关系。他热衷于录音和导演,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音像资料(到1988年为止他发行超过1亿张唱片约700款录音),包括众多的管弦乐,歌剧录音和歌剧电影,涵括从巴洛克到后浪漫主义欧洲作曲家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如贝多芬的交响曲还被多次录制。卡拉扬在音乐界享有盛誉,甚至在中文领域被人称为“指挥帝王”。
赫伯特·冯·卡拉扬于1908年出生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这里曾经诞生过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作曲家莫扎特。卡拉扬的祖籍是希腊,他的前辈最初从希腊来到德国从事建筑设计,后来有一些亲属去维也纳定居。卡拉扬的父亲是一家医院的院长,也是一名外科医生,他爱好音乐,从小就想当一名乐手,可是最终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因此,卡拉扬去学习音乐使父亲感到特别高兴。卡拉扬的母亲表面上不太懂音乐,但她却能在内心感受音乐,她是一个瓦格纳迷。
卡拉扬从4岁半就开始登台演奏,他的哥哥学习钢琴比他早,可是他不能容忍哥哥比他强,于是就躲在钢琴下面偷听哥哥弹琴。整整15年,卡拉扬一直听哥哥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相同的曲子,这促使卡拉扬更加努力,过了两个月之后,他就赶上了哥哥的弹奏水平。后来他独自来到了维也纳,遇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这位老师教了他三个月之后便对他说:“假如你感到你无法用两只手来表达你心里的想法,就应当去做一名乐队指挥,这样才不会出现悲剧性的结果。”这位老师的教诲影响了卡拉扬的一生。后来卡拉扬在萨尔茨堡筹办了一场音乐会,当时他只是想试探一下能否成功。
他从18岁就开始担任乐队的指挥,他首先在德国的乌尔姆市立歌剧院担任常任指挥,后来又在亚琛市立歌剧院担任音乐指导。他在这两个小规模的歌剧院呆了16年,每年他都要背谱指挥演出5、6部歌剧。当时,他不仅要指挥乐队演奏,还要指挥歌手以及合唱队演唱。
卡拉扬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时,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导演,他经常对卡拉扬说:“你自己算不了什么,乐队才是一切!”1937年时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指导的布鲁诺·瓦尔特邀请他去维也纳演出。1938年到1939年期间,意大利指挥家维克多·德·萨巴塔看了卡拉扬指挥的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之后,立刻去找维也纳歌剧院经理蒂特廷。在当时,蒂特廷是德国和奥地利古典音乐的最高统治者。萨巴塔对蒂特廷说:“我发现了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指挥,他的音乐思想必将影响到后半个世纪。”果然,萨巴塔的话后来得到了验证。
卡拉扬精通指挥艺术,他知道歌手需要什么,知道应该怎样与歌手合作,他的指挥技巧很奇特。第一次见到卡拉扬的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卡拉扬的,许多人都认为卡拉扬是一个性格粗暴、冷漠的人,其实,他的天性非常热情。卡拉扬在指挥时,坚持要乐队的乐手们互相倾听,为歌剧演奏时,则要求乐队必须听舞台上的歌手演唱。
卡拉扬的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都说得非常流利,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指挥,而且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乐手们已经把他当做一种神话,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第一次排练时,他一直在给乐手们讲故事,使他们感到轻松,让乐手们充分领会他的指挥意图。许多年轻的乐手在卡拉扬的帮助下进入了专业演奏的行列,每个乐手都愿意和卡拉扬一起演奏。他善于和每一个人合作,并且为年轻人做了很多事情,他指挥演奏了许多古典音乐作品,还录制了大量的唱片。
百代唱片公司的负责人瓦尔特·勒格非常了解卡拉扬,并能对他进行当面指点。卡拉扬欣然接受瓦尔特·勒格的邀请,来到伦敦与瓦尔特一起率领英国爱乐乐团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他们除了频繁的演出之外,还录制了大批优质、精美的古典音乐的唱片,这些唱片至今广为流传。瓦尔特·勒格也因此成为爱乐乐团的赞助人。
1938年到1939年期间,意大利指挥家维克多·德·萨巴塔看了卡拉扬指挥后,说:“我发现了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指挥,他的音乐思想必将影响到后半个世纪。”果然,萨巴塔的话后来得到了验证。
1954年富特文格勒去世后,柏林爱乐乐团陷入困境,当时该团即将赴美国巡回演出,乐团经理表示,接替富特文格勒的人只有卡拉扬一个人,当时卡拉扬正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指挥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 ,在接到柏林爱乐乐团的邀请之后,他说:“我可以来美国指挥巡演,但是我必须是富特文格勒的继承人,而不是他的替代者,这一点必须明确。”
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抵达美国时,人们在机场举行了奇特的欢迎仪式。作为富特文格勒的继承人,卡拉扬和他率领的乐队在首场演出时就受到了观众热情的赞扬。
许多影片中都拍摄了卡拉扬指挥演奏的场面,在拍摄时,卡拉扬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导演的角色。当导演要拍摄卡拉扬的手的时候,卡拉扬就让拍摄人员把摄影机放在他的肩膀上,以便让他们把他的手的动作拍得更清楚,这样还能避免远距离拍摄时造成的画面变形。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卡拉扬总是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甚至还闹了很多笑话。
卡拉扬从来不用体型肥胖的女歌手担当歌剧中的角色,他认为这样的歌手会让观众闭上眼睛不看舞台上的表演,而他就是想要观众睁大眼睛看台上的表演。卡拉扬对舞台的一切了如指掌,舞台的每一个角落都铭记在他的脑海里。他不仅了解每一个乐手,甚至还熟悉剧院里的消防队员。
卡拉扬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大师,同时他还要学会去做一名出色的舞台导演,为此,他花费了大量的的精力,付出了许多心血。
卡拉扬经常对他的乐队说:“乐队必须服从歌手,而且要尽量模仿歌手的音色,而歌手也应当尽力去模仿乐队的音质。”他在排练时对乐队要求特别严格,而到了正式演出时,他总是替乐手们着想,他指挥的动作轻松自如,充满自信,令人感到值得信赖,他的指挥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境界。
卡拉扬从1955年起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艺术指导,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卡拉扬和这个乐团在世界乐坛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卡拉扬相信,在他死后还会有来生,他常常说,还有很多他想做的事情尚未完成,即便是死亡也无法阻止他去工作.
卡拉扬的祖先来自马其顿,他们起初名为“卡拉约安内斯”(Karajoannes)或“卡拉扬尼斯”(Karajannis)。17世纪时,家族中一名为乔治·约翰的青年离开家乡先是迁至奥地利维也纳,立脚不稳,继而前往开姆尼茨(Chemnitz)。在那里他和兄弟合作从事纺织,大有成就。
数年之后,两兄弟分开,乔治返回维也纳并于1813年逝世。他的一个儿子名为希奥多·冯·卡拉扬,是一位在历史学,语言学和政治方面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和格林兄弟是好朋友,而且还在那个欧洲的多事之秋—1848年参加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另外,这位教授有着良好的艺术鉴赏力。
而他的儿子,也就是指挥家的爷爷,名为路德维希·玛丽亚,是一位医生。当他在1906年逝世的时候,其子恩斯特已经接过父亲的衣钵,开始转到萨尔茨堡行医。恩斯特在1905年与比他年轻13岁的马塔结婚,并于1906年7月21日生下长子沃尔夫冈(Wolfgang von Karajan)。
而家族中人的名与姓之间多插的一个“冯”字(von)是家族两次被册封为准男爵的结果。第一次是在1792年6月1日德国开姆尼茨,当时霍亨索伦王朝的腓特烈·奥古斯都三世因乔治兄弟在纺织业上所做出的成就而授予了他们爵位。第二次则是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为了表彰卡拉扬家族对帝国健康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而给家族再戴头衔。
1908年4月5日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恩斯特夫妇再获一子,取名为赫里伯特(Heribert Ritter von Karajan),即是后来的赫伯特。萨尔茨堡是一个有着浓郁音乐气息的城市,莫扎特的故乡,每年有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就在此拉开帷幕。卡拉扬一家非常热爱音乐。父亲恩斯特会弹钢琴,演奏单簧管,还经常参加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和萨尔茨堡州立剧院的各种活动。城里的音乐家都很乐意和这一家子来往。父亲除了带孩子上交响音乐会外,还时常在家里举办小型的音乐会。不难理解,兄弟两人很早就接受钢琴训练,年长的沃尔夫冈首先学习音乐,到了1912年,赫伯特4岁时,也开始跟随弗兰兹·列德文卡学习钢琴。他从8岁起就在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学习基础,为时10年。这音乐教育是多方面的,除了继续跟随弗兰兹·列德文卡学习钢琴外,他还在萨尔茨堡的教堂唱诗班中参加合唱,另外更是师从弗兰兹·绍尔学习和声。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扬作曲和室内乐的老师博尔哈德·包恩伽特勒(Bernhard Paumgartner),他很快就发现了卡拉扬身上的潜能,并对之显示出父亲般的关怀。卡拉扬经常驶着老师的军用摩托车在郊野狂飙。包恩伽特勒不但诱发了卡拉扬对绘画和雕塑的兴趣,也正是他鼓励卡拉扬后来走上指挥道路。
其实,两位家长才是赫伯特最重要的老师。在卡拉扬的家里,儿子们要用“您”(德语:Sie,是德语中的敬称)称呼家长。恩斯特是一位严谨的人。他每天步行25分钟上班,在路上将快要进行的手术通盘琢磨。这种作风无疑也深深地影响着日后的赫伯特,让他养成事事做足准备的习惯。母亲则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好人。卡拉扬12岁时,一次他在爬楼梯的时候失足,从20米高处堕下,脚部关节和脊椎受伤,后遗终身,母亲马塔对之的关怀照料令人动容。
据卡拉扬的自述,他曾因自己在钢琴方面的早熟,被人称为“神童”,不过他从没为这一称号而去耗费力气。经过5年的钢琴课,卡拉扬终于在1917年1月27日第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在莫扎特纪念日里登台演出。两年之后的1月26日,他在老师包恩伽特勒的指挥伴奏下,以独奏家身份演奏协奏曲。
但这些音乐方面的小成就似乎还不能让他的双亲立下心思,让年青的卡拉扬将来以音乐为生。母亲马塔总希望卡拉扬能当上一名银行职员。务实的父亲则曾劝他说:“我知道你有音乐方面的天份,但你总得学一些实用的技术来糊口。”为了顺从父亲的意愿,卡拉扬在1926年以毕业论文《热力学与内燃机》完成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的学习后,即去了维也纳进入维也纳工业高校学习。不过他并没有离音乐而去,而是坚持学习,所以他在研修技术的同时,还在维也纳大学入读音乐科学系和在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学习。他在维也纳跟随新老师约瑟夫·霍夫曼学习钢琴,还同时向亚历山大·温德尔(Alexander Wunderer)和弗朗兹·绍克(Franz Schalk)第一次学习他日后的职业:指挥。年轻的卡拉扬当时具有一个钢琴演奏家的一切音乐才能。不过后来,一如罗伯特·舒曼,卡拉扬手指的腱鞘严重受伤,即使他本人作了一些荒诞的尝试以使之痊愈,也没见好转,这让他不得不在通往钢琴家的路上止步,而将之转到指挥的前途上。
亚历山大·温德尔在维也纳音乐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作为老师,他就未必胜任。卡拉扬对指挥的知识主要不是来自于老师,而是职业实践本身。但卡拉扬在维也纳却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歌剧剧目和更难得的—当时维也纳的顶尖歌剧表演:当时卡拉扬并没有什么机会指挥乐队进行实践,却和同学想到办法来打发时间。卡拉扬对此说道:
我们之间类似成立一个了俱乐部,经常跑到国家歌剧院,揣着站票去看指挥家指挥。我有一个同学,家境好,家里有两台钢琴。我们就在国家歌剧院上演歌剧之前先去他家通览整部歌剧,两人演奏钢琴,一个演独唱角色,一个代合唱,还有一个指挥。演练好后,我们再去听歌剧演出。剧后聚在一起,喝着啤酒对刚才的演出的质量大发一通牢骚。
不过,卡拉扬话里的负面用词应不能被当真。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20世纪20年代正值其黄金时代,人才辈出。当时欧洲老一辈的指挥大师都在该处献艺:弗兰兹·绍克,魏恩伽特纳,富特文格勒,克莱门斯·克劳斯,理查·斯特劳斯,托斯卡尼尼和布努诺·瓦尔特。而在演唱家列表中则赫然可见如下名字:绿蒂·李曼(Lotte Lehmann),玛丽娅·耶里查(Maria Jeritza),理查·马(Richard Mayr),阿尔弗·耶格(Alfred Jerger)和伊丽莎白·雷特伯格(Elisabeth Rethberg)。
1928年12月17日,卡拉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指挥登场,指挥学院乐队演奏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的序曲。但是他可能意识到,当时毫无名气的他在维也纳很难找到工作,于是他决定回去萨尔茨堡一试。过了一个多月,为了展示自己的才能,这位年轻的指挥家在家乡作了自己的公开亮相,他延请并指挥了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曲目是施特劳斯的《唐璜》和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演出很成功,并且,卡拉扬为自己赢得了机会—乌尔姆市立剧院的经理邀请他到自己的剧院试奏。经理在再听过卡拉扬的指挥后,决定聘任这位年轻人在剧院指挥歌剧,月薪约为20美元。当时卡拉扬跟经理说道,自己并未指挥过任何歌剧,要接受这工作他得先研究一下。经理回答得很简单:“没问题,你过来研究就行了。”于是,乌尔姆之职成为了卡拉扬指挥事业的正式起点。
1933年纳粹党上台,德国音乐人才急剧衰减。就在那一年,布努诺·华尔特,克伦佩勒,埃里希·克莱伯,弗里兹·布什被迫离开德国。有着犹太血统的作曲家作品被禁,孟德尔颂,马勒或是荀白克都在此列。而欣德米特的歌剧《画家马蒂斯》被禁,富特文格勒为此大闹纳粹,辞去了其身上所有的终身职务,以47岁的年纪暂时退休。
而在这些大事发生不久之后的1934年,卡拉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亚琛市立剧院音乐会指挥和歌剧总监。这个剧院比乌尔姆的高一个档次,乐团有70多人,合唱队300人,而且带领合唱队的正是日后扬名合唱界的威廉·匹兹(Wilhelm Pitz)。以这样的人员,卡拉扬迫不及待地上演了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而亚琛也是卡拉扬到柏林和维也纳的跳板。1934年8月21日,他在私人晚会上首次与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合作,演奏了德布西和拉威尔的作品。到了1935年4月12日 ,卡拉扬更是被任命为亚琛市立剧院音乐总监。卡拉扬以他当时27岁的年纪,成为了德国最年轻的音乐总监。但是,卡拉扬得作出一项妥协:加入纳粹党。
根据瓦尔特·莱格的评论,卡拉扬不谙政事,只要针不到肉,他也懒得去理政坛上的风风雨雨。而在乌尔姆时他就曾给人不关心政治时局的感觉。但1933年之后德国的形势和此时的饭碗问题,使得卡拉扬作出决定,成为纳粹党员,就是德语中所谓的“Pg”(德语Parteigenosse的简称)。
卡拉扬从不否认自己曾经是纳粹党成员。但是卡拉扬与纳粹党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入党时间,带有历史的迷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经后人发掘出来的证据与卡拉扬的自白之间有出入。根据一些战后纳粹留下来的文件,有人认为卡拉扬申请入党的时间是1933年4月8日。但卡拉扬却非常肯定地说,自己是在1935年才入党,并且以1933年的党证上并没有他的签名为理据进行反驳。当然,支持卡拉扬的声音是有的卡拉扬对自己入党日期是于1935年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可能是要避免旁人对其入党动机所作出负面的猜测。
虽然当时德国在政治上极端压抑,第三帝国的文化生活却是非常丰富的。具有“党员”身份的艺术家,其工作条件非常优越。而纳粹党头头对艺术也显得十分阔绰。卡拉扬和富特文格勒一样,在帝国内不断地指挥音乐会。到了后来,卡拉扬在由赫尔曼·戈林掌管的柏林国家歌剧院(Staatsoper Unter den Linden)工作,后者给与了卡拉扬极大的自由度。
1937年6月1日,卡拉扬受布努诺·瓦尔特之邀,首次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剧目是瓦格纳的《特里士坦与伊索尔德》。这是一场令人瞩目的胜利。但卡拉扬也领略到了维也纳歌剧院的艰难工作条件:大排练被取消,小排练里主角们唱两句就要离去办点私事。日后的1956到1964年,卡拉扬会更真切地体会到这些难处。而同在1937年,卡拉扬被邀请去指挥一支柏林的管弦乐团,但卡拉扬拒绝了,因为乐队不能给他任何时间去排练。不过很快,到了1938年,乐队就同意了卡拉扬的要求,先排练再演出。于是卡拉扬就在4月8日,首次和这支乐队合作,指挥了莫扎特《“哈夫纳”交响曲》(“Haffner”,亦即第35号交响曲),拉威尔第2号达夫妮与克劳伊组曲和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而这支乐团,就是日后和卡拉扬合作35年的柏林爱乐乐团。
而在个人方面,卡拉扬在1938年7月26日与亚琛轻歌剧首席女歌手艾米·霍格罗夫结婚,两人在亚琛附近的树林里拥有一座房子。但是卡拉扬关注得更多的是其事业。而霍格罗夫与戈林夫人的友好关系帮助了卡拉扬进军柏林。1938年9月30日他得到了在柏林国家歌剧院指挥的机会,剧目是贝多芬的《费德里奥》。而到了10月21日,是卡拉扬的胜利时刻。他指挥的《特里士坦与伊索尔德》引起国际轰动。柏林音乐评论家范·德·努尔(van der Nuell)称之为“神奇的卡拉扬”(das Wunder Karajan),非但如此,他还添油加醋地写上,“一些老指挥家”应该向这位年轻人学习一点什么。这里的“老指挥家”很明显就是针对富特文格勒。这“神奇的卡拉扬”称号和挑衅的口吻引来了富特文格勒的抗议,并且成为了富特文格勒与卡拉扬长时间对立的开端。后来在富特文格勒非纳粹化过程中一些资料除尘,指出范·德·努尔只是为当时纳粹中反富特文格勒阵营所迫,而写出这种评论的。
不管有没有范·德·努尔的评论,卡拉扬开始在柏林扬名。虽然他被富特文格勒掌管下的柏林爱乐拒之门外,但是卡拉扬还是成功在柏林立足,他在1939年11月同时接受了柏林国家歌剧院乐队长和普鲁士国家乐团音乐会指导两职。他还在1940年2月18日于理查·施特劳斯面前上演了其歌剧《埃莱克特拉》,并得到作曲家的首肯。卡拉扬也到过被占领的巴黎演出瓦格纳的作品。而且其录音生涯也即将开始,他与德国唱片公司签下第一份合约期至1943年。卡拉扬的第一个正式录音,是指挥柏林国立乐团演绎莫扎特的魔笛序曲(这些早期录音为DG公司近期结集发行。移师柏林后,卡拉扬和霍格罗夫之间不稳定的夫妻关系最终破裂。不过很快到了1942年,卡拉扬便与另一位女士安妮塔·居特曼(Anita Gütermann)结婚。而新婚10天后,卡拉扬宣告退党,这可能与其新妻祖父是犹太人有关。碰巧的是,卡拉扬亚琛和柏林两地的合约过期。这一退党举动使卡拉扬又一次失业,成为政府和纳粹眼中的Persona non grata(拉丁语:不受欢迎的人物)。希特勒曾因卡拉扬一次《纽伦堡的名歌手》的败演而极其不满,加上他认为富特文格勒是指挥界唯一的国际巨星。所以综合起来,只要纳粹一日当政,卡拉扬就毫无就业的希望。比如当卡尔·伯姆(Karl B?hm)离开德雷斯顿歌剧院时,卡拉扬的续任申请竟然是被希特勒本人的命令所驳回。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但盟军对其前纳粹党员的身份要进行调查,再加上富特文格勒的阻挠,卡拉扬的半退休状态似还没有尽头。他被禁止在德国和奥地利演出。不过有一次例外:1946年1月12日卡拉扬在维也纳爱乐之友协会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本来他还被邀请去指挥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和理查·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又译:蔷薇骑士),但演出就在最后一刻在苏联方面的坚持下被迫取消。这段时间可谓是卡拉扬最灰暗的日子。在占领区受审期间,他曾被亨利·阿特(Henry Alter)要求在四周内禁止离开维也纳。但卡拉扬说道,自己在这未来四周没东西吃。最后阿特给他送去五公斤土豆以助其度日。后来两人在芝加哥再次相遇,一起共进午餐,当阿特要埋单时,卡拉扬将帐单接过,说道:“这次是我的。您那时可是给我送去了五公斤土豆啊。”
幸好此时卡拉扬得到了两个人的帮助,走出了困境,成功复出。一位是华尔特·李格(Walter Legge),当时英国EMI公司的古典音乐唱片制作人。另一位则是卡拉扬的导师和好友,指挥家维克多·德·萨巴塔(Victor De Sabata)。李格是因为偶然听了卡拉扬战时录音: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暗暗奇之,遂决定让卡拉扬与EMI签约并尽力为其录音活动去取得官方许可。他奔走游说,成功地令有关当局放宽了对卡拉扬的演出限制。而萨巴塔则是意大利元老级指挥之一,他早在1939年就预言似地评价过卡拉扬:
记住我的话吧:这个人将会在往后25年里给音乐世界留下他自己的铭记。
1947年10到12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为EMI录制了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后者的合唱部分由维也纳歌唱协会合唱团 (Wiener Singverein)担任,该合唱团于当年10月第一次与卡拉扬合作),还有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和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Das deutsche Requiem)。
非纳粹化后的卡拉扬,很快就成为了欧洲音乐生活的中坚力量之一。1948年行程紧密。卡拉扬不但开始了与卢塞恩国际音乐节的合作(两者的合作关系持续到1988年,1960年除外),还参加了当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包括格鲁克的奥菲欧与埃雨迪克,莫扎特的费加洛婚礼,还有两场音乐会,曲目分别是海顿,理查·施特劳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而任职方面,他一方面接受了维也纳歌唱协会终身艺术指导和维也纳交响乐团(Wiener Symphoniker)首席指挥两职,并将它们训练成一流的音乐团体。而另一方面在伦敦,他则与由李格组队的爱乐管弦乐团(the Philharmonia)紧密合作,并在接下的几年陆续制作了一系列名盘,如和钢琴家李帕蒂合作录制舒曼的钢琴协奏曲,和圆号手丹尼斯·布莱恩(Dennis Brain)录制了莫扎特的圆号协奏曲,和李格的夫人伊丽莎白·施瓦兹科普夫录制的一系列歌剧:《蝙蝠》,《法斯塔夫》,《汉塞尔与格蕾太尔》,《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和《玫瑰骑士》,还有他自己的第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1952年,他带领了这支乐队做了第一次欧洲大陆之行。
而从1949年起,卡拉扬开始经常与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合作,并成为其德国演出季的指导。卡拉扬对歌剧制作细致入微,排练数以月计。所以在那里他虽然每年只将一到两部歌剧搬上舞台,但却是部部精彩。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扬在此曾与有着“歌剧女神”之称的玛丽亚·卡拉斯数度合作,如1954年有名的《拉美摩尔的路契亚》(Lucia di Lammermoor),并且为EMI留下了诸如《游唱诗人》,《蝴蝶夫人》等歌剧的录音。
1949年,卡拉扬再度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和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歌唱协会合唱团演奏威尔第和贝多芬的作品。不单是他故乡的音乐节,就是拜鲁伊特也向卡拉扬招手。1951年这个几度风霜的华格纳音乐节战后重开。该年的音乐节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盛事。华格纳的两位孙子维兰·华格纳和沃尔夫冈·华格纳首次上任制作。各地有名的华格纳歌手齐集一堂。卡纳匹兹布什为观众展现了他对华格纳作品诠释的独特魅力—《帕西法尔》。而富特文格勒也到场指挥了一次令后世难忘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而卡拉扬作为后辈,则在7月27日的音乐节开幕当晚指挥了《纽伦堡的名歌手》全剧,以及和卡纳匹兹布什携手指挥了《戒指》。次年,卡拉扬再度登台拜鲁依特,指挥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两次登台,皆有录音,而且深得好评。其中《纽伦堡的名歌手》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演绎甚至被奉为卡拉扬所有诠释之最佳。但是就在这两次成功的演出之后,卡拉扬就再也没有重登拜鲁伊特的舞台。
战后的柏林爱乐几经危机,除了乐队本身需要重建,人员要添补外,首席指挥问题始终需要解决,先是首席指挥里奥·波查德特(Leo Borchardt)被占领区士兵射杀,后来由年轻的谢尔盖·切利比达奇(Sergiu Celibidache)短暂接掌。1947年富特文格勒归来,但在种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他要一直待到1952年才下定决心出任乐团首席指挥一职。但此时的富特文格勒已经力不从心。他的耳聋日渐严重,他需要西门子公司为指挥台安装线路设备,以便听到乐队的声音。而且富特文格勒人缘欠佳,与其他指挥以及乐队成员的关系都比较紧张。早在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肺炎逝世前,柏林爱乐乐团就要考虑其继任人问题,而候选人都是当时指挥界的能人:克鲁依坦,切利比达奇,约胡姆,舒里希特,还有卡拉扬。
富特文格勒在1948年重返舞台,同时也意味着卡拉扬一直在维也纳,柏林和萨尔茨堡这些音乐重镇之前不得正门而入,加上卡拉扬身系繁忙的任务,所以他只得零星的机会与柏林爱乐乐团接触。富特文格勒还曾致信柏林爱乐乐团委员会:
我只对一位同僚有异议,不错就是卡拉扬。他在柏林与你们合作指挥,我当然无话可说。但是如果要他带领乐队巡回演出,我则认为不妥。乐团与一位指挥一同出游,无疑就是进一步合作的开端。而这种问题,不能单凭某一位指挥的票房号召力去考虑,而且要看乐团和指挥的关系如何来决定。与一些媒体的报道相反,我对卡拉扬毫无敌意,而且我怎可能会有呢?可惜的是,敌意来自他那边。由于他的阻挠,我不能在维也纳与维也纳爱乐乐团一度,在已经安排好的巴赫音乐节上与合唱团演出音乐之友协会的《马太受难曲》。而协会则听从了他的号令,因为这等大型的巴赫音乐节要靠他才能成行。
为EMI物色录音人员的瓦尔特·李格两边都不能得罪,他曾说:
很不幸,从1946年到富特文格勒逝世,我一直在富特文格勒博士和冯·卡拉扬之间当首席和事佬。在那段日子,卡拉扬奉守斯多噶派原则,低声忍受,可成模范。就是他的密友也未曾听得他的一句怨言。他对此作过的唯一评论就是‘那位老人家是自作自受。但他倒是教会了我,要想长享尊崇,就得提携扶持自己的同僚。’他现在正是做着他所说的。
到了1953—1954年,卡拉扬与柏林爱乐合作日益频繁,他们不但录制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还共同出席节日周音乐会(Festwochenkonzert)。这些演出得到了当时乐评家的热烈赞赏。例如乐评人维尔纳·奥尔曼(Werner Oehlmann)写道:
正是在这些未被传统硬化的作品中可看出卡拉扬的指挥风格:巨细无遗而又原创十足,都能从这神秘清晰的音画中被体现出来。爱乐乐团在神奇的带领下进入了全新的艺术风格之中 。
经过这短期的磨合,卡拉扬的继任只是时间问题。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逝世,正是柏林爱乐美国之行的前夕。当时卡拉扬正在罗马一所酒店里。他的秘书给他递上一封来自维也纳发出的匿名电报,上书“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法语:老王驾崩,新主万岁。)就在第二天,柏林爱乐乐团经理格哈德·冯·韦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就立刻打电话给卡拉扬,请后者出任乐团首席指挥一职。韦斯特曼打这个电话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纽约负责乐团访美事务的有关方面致电他道:除非卡拉扬指挥,否则乐队的旅美之行,免谈。
至于卡拉扬方面,这支乐团正是他日思夜想要拥有的。他曾说:
我一定要得到这支乐团,因为他的素质让我着迷,而且我也知道,和这支乐团一起我将能有什么样成就。我要一份终身合同,理由只有一个:我要在这支乐团身上花很多时间,以求他能与我最终同心同德。我不能让一个新来的议员说着说着就结束我俩的合作关系。我必须承认,这支乐团通过几十年的成长,正是成长为我梦寐以求的样子。
不过当时他还有斯卡拉的合约在身。为此卡拉扬与他的朋友兼老板吉永高利(Ghiringhelli)进行了一次面谈,后者很清楚柏林爱乐的职位对卡拉扬的意义,很爽快地同意了卡拉扬的跳槽。
另一方面,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也投票通过了对卡拉扬的任命,意味着卡拉扬将带领乐团旅美。不过卡拉扬在这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任命文书要在出发之前面交到他的手上并且其任命要得到官方确认。韦斯特曼的后继人沃尔夫冈·斯特斯曼(Wolfgang Stresemann)回忆道:
哪有什么任命文书?柏林爱乐乐团是柏林的一个机构,归柏林政府管理。因此卡拉扬的任命需要由负责该方面事务的议员提布提乌斯(Tiburtius)连同另外两位议员一同向政府递交,并得到后者通过才行,这都是数以周计的。这并非是有人作祟,而是柏林政府的官僚作风效率不高,再快也只能是“很快的柔板”(Molto adagio)。卡拉扬天生就信不得人,总是在我面前,还有一次是在好心的提布提乌斯议员和我面前表示,怀疑政府在使缓兵之计,要看他旅美是否成功再作决定。危机终于出现。卡拉扬到了恩斯特·莱特(Ernst Reuter)那边并威胁到要拒绝北美之行。最后双方达成了一项让卡拉扬点头的协议,合约签字要在北美巡回之后,不过在出发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布提乌斯会当众向卡拉扬问道,他是否愿意继富特文格勒之任。卡拉扬“万般乐意”地接受了任命,然后与爱乐乐团踏上美国之途。其实卡拉扬的合约是在1956年4月才生效的!合约在24日经提布提乌斯,25日卡拉扬和26日财政议员哈斯签字。
1955年初,这对新组合踏上了前往新大陆的航班。该次出行赞助人就是西德总理阿登纳。不过就在乐团和卡拉扬到达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前一周,一阵反对的浪潮差一点就扼杀了这一次巡美演出。美国音乐家联盟和“地方802”(Local 802)在2月20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名曰《音乐家反对纳粹带领的柏林乐团在此举行的音乐会》。其实从2月8日到27日乐团正式在华盛顿拉开访美帷幕这段时间内,纽约时报几乎天天报道反对卡拉扬战时纳粹身份的抗议声音。韦斯特曼在“地方802”文章刊出后一天声明,自己与卡拉扬虽然的确加入过纳粹党,但只是纯粹地为了在当时能继续工作下去。虽然这声明更多的是煽动了反对派的气焰。不过这些反对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巡回是由西德政府出资的。
2月25日乐团抵达美国,一切平静。卡拉扬对此一切只是做了一简短的声明:“我不谈政治,我只是作为一位音乐家来到这里。”卡拉扬与柏林爱乐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以其声音打动了美国听众和乐评界。他们分别在华盛顿,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辛辛那提和巴尔的摩等城市演出。乐评总体来说是正面的。而抗议的声音则在纽约演出之时到达高潮,卡内基门外有人抗议,还有人放飞带有反对标语的鸽子。但即使这样,演出的进行也没有受到影响。
这次美国之行,是一次真真正正的试用期。卡拉扬要向三方面交答卷:一是观众和乐评人,二是柏林爱乐乐团,三是西德政府。不但是艺术方面,卡拉扬还必须在道德和政治方面要表现成熟(例如在美国时言行是否得体,是否会被反对声音打压下去),才能显示自己可胜任柏林爱乐首席一职。卡拉扬不负众望,早在3月5日卡拉扬一行还在匹兹堡逗留时,就已传出乐团大部分成员投票赞成卡拉扬成为他们第四任常任指挥的消息。而等到他和乐团返德之后几天,其任命被柏林政府确认。卡拉扬再一次被问道,他是否愿意继承富特文格勒衣钵,带领柏林爱乐乐团。他回答道:“万分欢喜地接受。”于是,柏林爱乐的权杖历经汉斯·冯·彪罗,尼基什和富特文格勒,终于传到卡拉扬手上。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扬在欧洲炙手可热。他先是出任了萨尔茨堡音乐节艺术指导,历时4年。在1957年,除了率领柏林爱乐乐团首次访问日本之外,他还接受聘任成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指导,以一改这座历史悠久的歌剧院颓落之势。在他身上的职称还有:1967年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终身指挥,维也纳歌唱协会终身指导,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席指挥之一,1969到1971年继去世的查尔斯·孟许(Charles Munch)担任巴黎管弦乐团音乐顾问。
卡拉扬在1958年第三次成婚,对象是一位法国女士—爱利特·毛瑞特。爱利特曾经当过时装模特,后来成为一位画家。她有着极强的社交能力,虽然她声称自己不懂音乐,但是她无疑在丈夫身边扮演着极重要的统筹角色。她与卡拉扬出色的私人秘书安德雷·冯·马通尼(André von Mattoni)一道负责了卡拉扬许多音乐以外的事务,让卡拉扬可以更专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指挥事。夫妻两人分别育有两女:1960年6月25日出生的伊莎贝拉和1964年1月2日出生的阿拉贝尔。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则分别是她们的监护人。而她们的保姆,正是卡拉扬的首任太太艾米·霍格罗夫。
1959年,卡拉扬除了和维也纳爱乐在1959年秋季巡回印度,菲律宾,香港和美国等地演出外,还再次为DG公司录音,和柏林爱乐乐团制作出自己第一张立体声唱片,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这同时也标志着柏林爱乐,卡拉扬和德国唱片公司铁三角长时间的合作的开始。当时的卡拉扬虽然与EMI有录音合约在身,但是柏林爱乐却与德国唱片公司签下过合同。因此合约需要进行修改,使得这对组合能同时为两家品牌录音。在EMI旗下卡拉扬的录音活动后来一直持续到1984年,并录制了不少歌剧,另外还有一些不曾为DG录制过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交响曲全集。
有了柏林爱乐和大唱片公司作后盾,卡拉扬就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录制古典音乐世界里的管弦乐作品。不过,1959到1961这三年间,他只是很谨慎地录制了一些管弦乐炫技曲(Showpieces),例如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安东尼·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中的几首,还有德里布和肖邦的一些舞曲,不过这些录音一朝制成,即成经典。到了1961年末,卡拉扬终于开始有大行动,为DG公司录制乐圣贝多芬的全套交响曲,并在1962年完成,即俗称的“红卡”。时至今天,纵然市场上有着难以胜数的贝多芬交响曲全套,但是这套录音依然光彩夺目,饱受赞赏。其实,卡拉扬早在接手柏林爱乐乐团时,就已经开始准备这套录音制作。在第一次美国之行前夕,他就排演了《第五》。《第七号》他在1955到1959年上演过三次。到了开录前,除了《第二》和《第八》,他已将其他交响曲在音乐会上过了最少一遍。
以同样的精心准备,卡拉扬和乐团在1963,1964年还录制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而柏林爱乐乐团终于在1963年10月15日迎来了自己的家—柏林爱乐大厅。这座大厅是应卡拉扬的技术标准而建成的。一如瓦格纳为拜鲁伊特节庆剧院在开幕之际所做的一样,卡拉扬指挥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示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