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煊墨

高考不怎么好，更谈不上完美，但客观上，大部分人没有更好的选择。理性一点讲，这或许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了。这和老婆是一样的。

谈论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而不是对与错，是一种难得的进步。对与错是一种价值判断，很大程度上不是依赖事实，而是个人的情绪、经历、背景等决定的。像我这样出身农村、通过高考改变贫穷命运的人，高考对我个人人生的意义非凡。对于韩寒这样的人来说，没有参加高考是一种幸运，高考对他而言，就是一张沾了屎的一块钱钞票。可悲的是，人类历来具备做“价值观强盗”的天赋，特别喜好用自己的价值观否定别人的价值观。从十字军东征对异教徒大杀四方，到今天高考好坏之争，甚至父母与准大学生关于读金融学还是学画画的争吵，社会无时无刻不充满价值观暴力。特别是成功人士，有着“人生导师”的光环，占据成功高地，他们的价值理念似乎更有说服力，更何况还有不少拥趸为其摇旗呐喊。不少“人生导师”从自身成功经历出发，对高考口诛笔伐，似乎是高考无用的铁证。

高考或许真的如不少“人生导师”所说的那般不堪，但它依然是中国绝大多数群体人生成长的最佳通道。“最佳”这个评价，来源于两个因素，一是高考连接一个人人生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发展平台——大学；二是在公平上，高考虽不完美，但可以算是中国最公平的竞争平台。于是，大部分国人，都可以相对公平地参与高考这场竞争，有机会获得人生成长中最重要的一个平台。二十年前，高考成功几乎可以保障一个成功的人生，即便是如今，大学平台依然对人生发展的决定意义重大。没有其他哪一种通道，能够媲美高考，让那些处于社会中低层的群体如此靠近人生的成功。没有高考和上大学的成功人士们，或许是凭借的是父辈的力量，也或许真的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但都不可否认，他们认为比高考更能让人成功的通道，距离大部分国人，遥不可及。

值得深思的是，普通大众，甚至底层群体对高考的否定。“大学毕业生起薪还没有搬砖的多”的评判和“上大学的我和不学无术张二狗”的故事，是否定高考、否定教育的典型。部分国人对高考的期待，依然是二十年前“考上大学，一生不愁”的包分配，但大学生一年比一年难的就业形势，普通大学生越发不堪的起薪，再加上个别“张二狗”的发迹，让普通大众对高考和大学失望至极。

我们的社会远远没有走到成熟阶段，距离稳态相去甚远。在一个非稳态时期，社会剧烈变化，各种空间、机会比较多，就像一个身着四处破洞衣服的美女，胆大者从每一个破洞都能找到一窥美色的机会。比如90年代下海的商人们，很多依靠倒卖商品而致富，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完善，“左手买右手卖”的空间越来越小。过去的十几年中，从事房地产和资源行业的商人们，都获得了极大的利润，而如今，他们必将走向一个寻租空间逐渐狭小，竞争更加充分的市场。当社会逐步走向成熟的稳态，“张二狗”们非寻常的成功之路，越发狭窄。同理，非理性的“只要考上大学，一生不愁”的模式，也必将走向末路。一个成熟的社会，大学不应该是成功的充分条件，而应该是必要条件。从普遍意义上讲（而不是只谈论韩寒和“张二狗”个别例子），“只要上了大学，人生就成功了”的现状，必将转变为“如果不上大学，人生就不可能成功”。大学从一种奢侈品，成为一种必需品，就如同饥荒时期作为奢侈品的大米，如今只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必需品。很抱歉，虽然这是一个好时代，高考上大学变得越来越容易；但这也是一个坏时代，竞争越发激烈，大学只不过是一张普通的入场券而已。

当下的现实困境是，大学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未来的困境是，没有大学的标签，我们连餐厅的门都进不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在竞争中越来越没用，但却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未来，每一个人都是大学生，我们求职中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手握一份漂亮的大学履历，于是，决定谁上好大学和一般大学的高考，所具有的生命力，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应当首先确定一个事实：人与人之间基本的智力和能力，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决定人能否成功更重要的因素，是平台。很多人以“拼爹”来表达对官二代富二代的不齿，认为他们都是伸手要钱、坐吃山空的败家子，以此安慰自身窘迫的命运。但令大家失望的现实是，大部分官二代富二代，具备比穷二代们更优秀的能力（但不是品质），这便是源于平台。举个更容易接受的例子，被称为“天梯村”的凉山州昭觉县阿土列尔村的孩子们，在村里上小学，昭觉县城上中学，在成都上大学，已经是千难万难。与之相比，北京的小孩在实验二小上小学，在人大附中上中学，在美国上大学，并非很困难。他们都是光溜溜一无所有来到世上，智力也无太大差异，但他们最终所具备的走向成功的能力，天壤之别。所以，我们应当对那些拼了命买学区房，要把孩子送进一所名牌小学的家长们致敬。那么，名牌大学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每个人都想要，应该给谁呢？当然是能者居之，高考于是呼之欲出。所以，高考是一个争夺优质平台的竞争机制，只要资源有优劣之分，就必然存在竞争。如果大家都不喜欢高考这个词，我们可以把大学入学考试称为“矮考”，但改变不了竞争的本质。人们称毛坦厂为“炼狱”，我认为炼狱这个词很好，不必加上引号。批评者或许没有见过印度学生的奋斗，当然也没有见过那些处于战乱之中、连奋斗机会都没有的非洲穷苦国民。竞争就是如此残酷，我们不忍心看到年方二八的莘莘学子们闻鸡起舞、半夜读书，但若不如此，他们就会被残酷的竞争淘汰，沦为社会的弃子。

对于某些头脑发热的批评者们，我窃以为不齿：他们同情黎民之苦，且对黎民之苦无能为力，还要以“真理”的名义，撺掇水深火热的黎民抛弃一切，朝一个他们理想中的乌托邦痛苦前行。

竞争是必然的，因此高考也是必然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到如何进行高考，才尽可能无限趋向于合理。

“合理”这个词的解释是，合乎道理或事理。这个解释并不好，道理和事理更多是人们的价值观反射，往往有多个维度和角度。比如说，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江苏湖北高考招生指标调出事件，江苏湖北家长认为孩子辛辛苦苦学习，凭什么强行割我的肉，喂要死的老鹰？贵州甘肃的家长们认为，西部办学条件太差，出于正义的道德考虑，理所应当照顾西部。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从不同的维度和角度看，都是合理的。高考如何考，似乎每一个人跳出来，都有一套声称可以改变中国的高考改革方案，说得都合情合理，相互之间，争得脸红脖子粗。一时之间，每个诟病高考的人都是大智慧的教育家，唯有教育部这帮行政官员，全是蠢货。当然，诸位已经看出来了，教育行政官员全是蠢货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于是，理性这个词的光辉就显现出来了。从教育行政官员的角度看，虽然现行的高考制度漏洞百出，但却是当前最能兼顾大多数人利益的方案。比如说，很多人喜欢言必称“看人家美国”，建议高考像美国一样，由学校决定录取谁。这听起来就像“高校去行政化”一样美妙，但诸位应该没有忘记的人大自主招生舞弊案，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假使掌握公共资源的大学管理者，真的能像圣人一样自律，换位思考，出于对效率的追求，作为名牌大学校长的我肯定更愿意要北上广深综合素质更好的学生，那贵州甘肃贫困地区学生，和北上广深学生竞争，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再比如说，应试教育应该向素质教育靠拢，那什么是素质教育呢？假使说，钢琴十级、芭蕾舞二十级、英语三十级是素质，那么，如果口哨四十级不算素质，贫困地区学生又没戏了。再比如，多次高考取平均分或者最高分，那么应该考几次呢？最好是考100次，取最高分。但谁又知道组织一次全国性高考是如何地劳民伤财呢？对于高考这种事关全国人民切身利益之事，教育行政官员们需要做出更理性的选择，就得有所取舍，即便“高校自主招生”、“素质教育”和“多次高考”听起来那么美好，但这些方案都只是看起来美好，是一部分人的美好，这些美好，没有一样比“公平公正”更重要。

基于现行的社会事实，“教育改革家”们能够撬动的，并且也是他们最应该去努力的方向，是高等教育的改革。

高考被“教育改革家”们痛批，被一些中下层人民用脚投票抛弃，被有门路的成功人士们鄙视，都是被糟糕的高等教育连累的。辛辛苦苦十几年，几千人中杀出来，认认真真学了四年，竟然学无所用，被小学毕业，不学无术的“张二狗”开大奔侮辱得体无完肤，确实让很多读书人沮丧。这其中有个人原因，但高等教育也难辞其咎。

大学教育如何改，我不懂，不便多说。